因为它并不是一个行政区划，加上界限的模糊不清，我们暂时还无法准确地说出它的面积，通常被人们应用的“八万三千平方公里”是一个比较随意的并不确切的数字。一般来说，它是以可可西里山为中心的一片由高山和丘陵、台地和平原、河谷和盆地组成的荒原，这片荒原向北延伸到昆仑山，向南延伸到唐古拉山，向东延伸到通天河流域，向西越过青海省界延伸到西藏的双湖一线，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广东省的面积，平均海拔在五千米左右，最高峰为北缘昆仑山的布喀达坂峰，海拔六千八百六十米，最低点在库赛湖以北昆仑山博卡雷克塔格山脚下的红水河一带，海拔四千二百米。

在概念上，多数人至今还以为可可西里是中国最大的无人区，因为他们没有把那些长年累月深入荒原腹地偷猎野生动物的人算作人，其实他们也是人，而且是一些异常强悍霸道的人。有了这些偷猎者之后，就有了一年四季守望在烈风酷寒中的反偷猎人士，再加上淘金人的大批涌入，加上旅游、探险以及科学考察，可可西里在整体上已经不是一片无人区了，它只是局部无人，只是还没有形成城镇和村落，只是来这里的人没有打算天长日久地待下去罢了。在青藏高原，没有固定居民的地方多了，但被称做“无人区”的就只有可可西里和紧连着可可西里的藏北高原。现在，这两个地方都已经络绎不绝地有了人的踪迹，而且是带来了污染和破坏了环境的人群以及人类社会的踪迹，“无人区”的叫法是不是已经名不副实了呢？

照我的想法，当然还是“无人区”好，还是名副其实的“无人区”更适合人类和地球的需要。可可西里是一个高寒贫瘠的地方，生长着薄薄的一层高山冰缘植被，这些植被短命矮小，贴地匍匐，可怜可疼，仅能满足藏羚羊、藏原羚、藏野驴和野牦牛等野生动物的食用需要，根本就经不起人的践踏和铲挖，“无人区”也就等于是自然保护区，是动物和植物借以休养生息的避难所。有人曾经问我，既然可可西里如此贫瘠，野生动物为什么要选择它作为栖居之地呢？我说那不是动物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逼迫。人类一步一步地侵占了所有适合生存的地方，侵占了野生动物的家园，野生动物只好一步一步地撤退，最后聚集在了人类暂时还无力占领或无力长久居住的可可西里。这就是说，可可西里是野生动物的最后一块领地，是躲避人类追杀的唯一堡垒，它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不，不是天堂！哪有如此荒寒、如此缺氧、如此短吃短喝的天堂？要是人类的威逼稍有松懈，藏羚羊、藏原羚、藏野驴和野牦牛一定还会回到原来那些水草丰美的地方。

令人愤怒而难解的是，就连如此贫瘠的最后一块领地，人类也不打算让给野生动物，掠夺家园和枪杀生灵的事件屡屡发生，几乎成了一股恶潮，一浪高过一浪地涌向那片恒久的寂地无边的高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可可西里的藏羚羊数量在一百三十万只以上；六十年代初饥荒袭遍全国，人们成群结队荷枪实弹地走进了可可西里，野生动物的家园成了解决人类饥荒的肉食品出产基地，藏羚羊的数量骤然减少到七十万只以下；以后又有了回升，到了八十年代初，就又是百万藏羚羊悠然栖居、漫步草野的景象了。但是对藏羚羊来说，这是最后的辉煌，是晚霞燃烧的时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为一个转捩点，是可可西里走向嘈杂和破败的滥觞。在这个转捩点上，人类开始显露了自己贪婪的本性，野生动物开始走向了灭绝的境地。先是涌入可可西里的十万淘金人为了解决食物而大开杀戒，接着就开始了以牟取暴利为目的取皮弃肉的大规模武装围猎。以此为开端，对藏羚羊、藏原羚、藏野驴和野牦牛等野生动物的大肆屠杀就愈演愈烈，再也没有停止过。藏羚羊生活在高海拔地带，极度的寒冷使它们进化出了一身厚密的绒毛，这种绒毛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动物绒毛，一公斤生绒的国际市场价为两千美元，是名副其实的“软黄金”。用它制作的“沙图什”披肩更是贵中之贵，一条长两米，宽一点五米，重一百克，轻柔到可以从一只戒指中穿过去的披肩，市场售价竟是三万到四万美元。据了解，境外制造“沙图什”披肩的全部原料，都来自中国的青藏高原。人类真是疯了！消受“沙图什”的欧洲人真是疯了！人类的疯狂奢靡和暴利引诱导致了藏羚羊绒的疯狂走私，更导致了对藏羚羊的疯狂追杀。追杀连年累月，不间断地持续到了今天。今天的可可西里，已经看不到大片的藏羚羊群了，偶尔看到三只五只，也是稍纵即逝。据一位参加过反偷猎枪战的森林警察说，现在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不会超过两万只，整个青藏高原的藏羚羊也不会超过三万只。从一百三十多万到不足三万，一眨眼的工夫，我们就如此彻底地毁灭了一个庞大的物种群落，真是魔面自画，鬼相己成！人类的形象就这样被人类自己塑造着，定格在了高天大地之间，定格在了惊恐万状的野生动物眼里。

“可可西里”是蒙古人起的名字，意思是美丽的少女。当美丽的少女已经不再美丽，当血雨腥风已是原野的风景，当我们钟爱的姑娘屡屡被强盗蹂躏，我们深藏内心的除了同情和哭泣，就只有愤怒了。

1994年，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人索南达杰在可可西里太阳湖地区，一次就查获藏羚羊皮一千三百余张。不幸的是，在押解几个偷猎者走出可可西里的路上，这位反偷猎英雄突然遭到了偷猎者的顽固抵抗，一时间，那种只有在美国西部电影中才能看到的激烈的枪战出现在了可可西里的太阳湖畔，瞄准过藏羚羊的半自动步枪这次瞄准了索南达杰。索南达杰轰然倒地，整个青藏高原都为之欻拉拉颤抖了。索南达杰被枪杀后，我曾专程去那片荒原采访并凭吊这位了不起的反偷猎英雄，我看到被缴获的赃物——数千张藏羚羊皮和数千只藏羚羊角悲惨地堆积在原野上，风沙号叫着，天地之间塞满了凄哀。我好像听到了不甘消逝的蹄音依然在天边流淌，听到轰隆隆的奔逃声突然变成了反抗人类屠杀的冲天呐喊。后来我又关注过一个叫杨欣的成都汉子为筹资建造长江源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而东奔西走。奔走是艰辛的，直到焦头烂额，直到痛哭流涕。这情状证明了社会乃至人类在爱护地球、保护家园方面的迟钝和吝啬。人们一次次怠慢了杨欣，怠慢了野生动物最后的栖息地青藏高原的可可西里，怠慢了濒临灭绝的数十种野生动物，这是人类的耻辱，是我们尚不见流血的自戕。而杨欣——请允许我诚实地赞美一个精神同道——是不愿自戕的先锋，是二十世纪最有感染力的觉悟者，是用自己的生命抚平地球伤口的保护神。

杨欣的奔走呼号终于有了回报，全世界都知道可可西里荒原建起了第一座和偷猎者决一死战的堡垒。当1998年8月19日保护站附属设施工程竣工时，大学生志愿者赵昕和索南达杰的继任者我国第一支武装反偷猎队伍——野牦牛队的领导人扎巴多杰共同升起了国旗。这是第一面在青藏高原为着野生动物而升起的旗帜，招展的时候连藏羚羊也流泪了。遗憾的是，仅仅过了两个多月，1998年11月8日，索南达杰的继任者（也是索南达杰的妹夫）扎巴多杰就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自杀发生了，搞不清原因的自杀让所有知道他的人都惊呆了。不少媒体以“可可西里痛失保护神”、“可可西里守望之星殒落”为标题报道了这个不幸的消息。

不要去追究自杀的原因了吧，因为任何原因都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在那片荒寂之极的地方，任何一个为保护野生动物鞠躬尽瘁的人，即使是自杀，他生前也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罕有的勇士。因此我们仍然要表达我们全部的痛惜，然后追问一句：谁是继任者？我们早就说过了：献身于自然的人永远是最高尚的人。但我们，我们的大多数，谁又会为了这种高尚而舍弃那些早已经习惯了的生活追求——不吃野生动物的肉，不穿野生动物的皮，不用野生动物的头角骨骼做器皿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这样做的，我只知道我自己：当全社会都有了平等对待野生动物的友善意识，当我们的世俗生活里渗透了绿色和平的汁液，假如我是偷猎者，我就会自杀。是的，应该自杀的不是保护神，而是偷猎者。因此我在这里呼唤人类的良知，呼唤偷猎者的良知，呼唤我们的家园里那些失道者亦即地球的敌人的良知。

需要提醒的是我们人人都可能是生态家园的失道者——1985年夏天，为了采访淘金人，我曾经到达过可可西里仙女湖一带，方圆六七平方公里的湖水是清澈的，透过数米深的水还能看到湖底的石影；后来，没过几年就不行了，我从朋友处得知，那儿的水已经成了喝了就拉肚子的脏水，那儿的水面上漂着令人恶心的垃圾，那儿——曾是仙女沐浴过的地方——已是地不灵人不洁了。清波没有，倒影没有，秀色没有，湖韵没有，好的都没有了，只有坏的，那就是垃圾，是不堪入目的污染以及隔着十里八里都能嗅到的脓臭。脓臭的制造者有淘金人，有旅行者，有记者，有科学考察人员，还有过路的司机和一些闲杂人等。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偷猎者，他们在湖边剥取了成千上万只藏羚羊的皮毛，羊血染红了湖水，湖水变成了羊血，一湖羊的血。

我听说有这样一则寓言：可可西里除了动物就是神祇，一旦有人闯入，动物们就奔走相告“魔鬼来了，魔鬼来了”。这时，它们或者被神祇解救，或者毙命于魔鬼的残害之下。但不管是被解救的，还是被残害的，它们都会牢牢记住魔鬼的容貌，它们的灵魂总有一天都会按照它们记住的容貌变化成魔鬼也就是人的形象。那些枪杀过藏羚羊的人们，当你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一个容貌酷似你或近似你的人时，你一定要小心，那不是凡胎所生，那是幻化而来，那就是被你残害过的藏羚羊，他如今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你自己。他和你照面和你擦肩而过的目的，就是要搞瞎你曾经瞄准过藏羚羊的眼睛，或者给你传染上某种疾病——也许是SARS，也许是禽流感。我还听说有一只藏羚羊在被追杀而无可脱逃的时候跪在了偷猎者面前，前肢合十，流泪作揖。难道我们就不能暂且相信灵魂的存在，认为那是索南达杰或扎巴多杰附丽在了藏羚羊身上吗？这是英灵的乞求，是自然对人类的乞求，是可可西里对一切施虐者和强暴者的乞求。

一切保护自然的行动，都是替天行道；一切破坏自然的行动，都是逆天行事。而逆天行事的另一层意义是：自取败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