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伏藏》，我知道我已远离鲁迅。鲁迅一生都在痛恨和同情，他痛恨了所有应该痛恨的，同情了所有应该同情的，却没有建树让我们可资高攀的信仰。曾经鲁迅先生是我唯一的崇拜，是我人生之砥柱，但现在他已经砥柱不起我那微不足道的人生了。人生需要大爱，爱朋友也爱敌人，爱君子也爱小人，爱自由也爱不自由。

从毁灭到建树，我完成精神价值的转变，竟用了三十年，剜心之痛，孰人知之。任何光彩夺目、深刻如裂的批判，如果不是以建树爱的理想为动机，则都是靠不住的，都会成为另一茬仇恨与冷战的武器。我们不需要天上的恨，也不需要地下的恨，不需要天上地下互相换位的恨；我们就需要爱，让天地、空气和呼吸都充满爱。

对大爱的追求固然是天真的，却值得憧憬。人类为之激动哭泣的永远是“我有一个梦”。我们只能为梦想活着，为希望活着，而不能为权力、金钱、享受、卑微的地位活着，不能为欺压时的牛逼和复仇后的痛快活着。一切仇恨与贪欲，都会用嶙峋的墙、巍峨的山堵住我们的眼、封闭我们的心。所以爱便是信仰的启蒙。

鲁迅张扬了个体精神自由，却没告诉我们只能自由地爱，不能自由地恨。鲁迅是人生抗争的旗帜，不是引人忏悔的导师。他不是我们的信仰，因为他自己也没有神在的信仰。即便这样，我也要说鲁迅绝不会过时，在他走出教科书后，社会将会给他腾出更宽广的天地，来容纳我们对风骨、正义、公道、热血、脊梁的向往。

寂寞才是真鲁迅，就像先生活着时那样。让他继续用思想的力量强壮我们，继续在良知和牺牲的担当中滋养我们的精神，继续以痛苦的省悟为民众请命求法，而不是成为瞰饭的显学和战斗的武器。所以我宁愿鲁迅是神，当然是维护良知、抱诚守真、缺憾示人的神。他使我们的寄托有所附丽，使我们相信神是人的升华。

思想的最大敌人不是不正确，而是平庸。一个思想者除了具备学识和表达的能力，还应该拥有独拔的性情。性情是个性的基础，很难想象一个老成持重的人、一种世故圆滑的观点会和思想有关。思想的穿透力来自尖新的锋芒。对一个思想者，天真和单纯是必要的素质。保持新奇和偏端，比中规中矩更适合思想的存在。

去年是托尔斯泰离家出走、客死驿站的百年祭，俄罗斯举办了国际托尔斯泰论坛，总题目是“托尔斯泰和时代运动：思想家和作家的哲学、宗教、道德遗产”。这就是俄罗斯的特点：它用文学的形象哲学代替了理论的逻辑哲学，用作家的宗教激情代替了神学家的经典教义，用托尔斯泰代替了普世信仰——爱念与爱行。

“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句话也许错了。其实托尔斯泰是世界信仰的一面镜子。在一生的追寻里，托尔斯泰首先完成了对现实宗教的批判，并因在《复活》中揭露官办教会的伪善和对沙皇暴行的遮掩，以及对基督真义的践踏，被俄国东正教圣主教公会革除了教籍。革除伴随着托翁的信仰再造：生命如何永恒？

在托尔斯泰的文学境界里，最耀眼的品格便是知行统一。如同罗曼·罗兰所说：“在世界文学史上，再没有人能像托尔斯泰那样把作品和生命联系得如此亲密。”他戒烟戒酒戒肉，服装从简，放弃贵族流行的打猎，赈济灾民，和农民一样缝靴耕地，他想把田庄的土地分给农民，又因家庭的反对而无法实现，只好离家出走。

一个八十二岁的老人离家出走，他是想表明：我既然无法把所有的财产分给穷人，那我就只好离开财产。这些财产包括了土地和房屋以及一个世袭的俄罗斯庄园主的全部积攒。财产是罪恶和痛苦的根源，他要脱离罪恶，逃向青天，追逐宁静和高远。超拔于现实之上的精神探索就这样让他猝死于途中，又让他永生在我们的时空里。

穷人信仰是为了祈求幸福、冀望未来；富人信仰是为了忏悔罪孽、洗净灵魂。托尔斯泰是忏悔的典范，比如他著有伟大的《忏悔录》。而忏悔是东西方一切经教的根本，连孔子都这么认为：“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潜在的逻辑便是：不问是非曲直一定要坚持到底的，必然是浅薄固执的小人，错了就要忏悔、要改正。

那么，托尔斯泰有什么罪孽需要忏悔？1883年12月，寒冷的黄昏，他来到莫斯科乞丐拥聚的丽亚平夜店。数百个乞丐顿时围住他向他要钱。那些可怕可怜的面孔、褴褛肮脏的衣装、屈辱无奈的举动让他掏尽了所有的钱。然后他回了家，踩着地毯上楼，在燕尾服白领结白手套的仆人伺候下，吃一顿五道菜的晚餐。后来他说：

“当周围有几万人挨饿挨冻受辱时，我和另外几万人却在大吃里脊肉、鲟鱼肉，用呢绒毡毯盖马铺地，无论世界上那些有学问的人怎样告诉我，这样的事多么必要，我还是懂了，这就是犯罪，是持续不断地犯罪。只要我有多余的食物而另一个人完全没有食物，我有两件衣服而别人一件没有，我便是个不能自赦的罪犯。”

托尔斯泰又说：“我们用种种诡计掠夺着劳动人民的必需品，用这些诡计给自己弄到了那些不断诱惑不幸者的有魔力的用不尽的卢布。我想帮助人，但首先我应该一方面不去掠夺他们，一方面不去诱惑他们，可我却用些最复杂，最狡猾，最恶毒的世世代代积累的诡计，给我自己弄到了一个用不尽的卢布的所有者的地位。”

托翁还说：“我骑在一个仆人脖子上压垮了他，还要求他驮着我走。我并没有从他身上爬下来，却要自己和别人相信我非常怜悯他，想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唯独不用从他身上爬下来这一手段去减轻他的负担。我，一条吞食树叶的蚜虫，却想有助于这棵树的生长和健康。我站在齐耳深的泥潭里，却想把别人拖出泥潭。”

托翁不断地说：“我惭愧，我用一只手从穷人那里夺来成千上万卢布，而另一只手随意扔给他们几个戈比，居然称做善事。行善之前我应该首先处在恶的外面，但相反我的全部生活都是恶。由于种种我参加了的暴力勒索诡计，劳动人民的必需品正在遭受掠夺，而包括我在内的不劳动的人却绰绰有余地享受着别人的劳动。”

托尔斯泰认为，善举应该是这样：有人要你的裤子，你应该把上衣也给他；你有两件衬衣，就应该把另一件给别人。宽恕应该是这样：当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再把左脸也让给他。生命的运动就是不断走向信仰的完美。地位低下的人比如妓女和强盗，只要生出一颗追求完美的心，他的生命价值就远远高于那些贵族富豪。

受到物欲驱使的肉体生命充满罪孽，短暂而虚妄。精神生命却可以通过道德完善拥有摆脱烦恼、丢开羁绊、穿越时空、走向永恒的可能。财富是枷锁，荣耀是桎梏，哪里来和平、无争？何以息谤、无辩？厚德无畏，仁者无敌。托尔斯泰是读过孔孟、读过佛的人，在他辽阔的上帝之爱、基督之心里，有着佛与儒的烂漫气息。

忏悔是信仰之鹰的羽翼。著名的忏悔者有古罗马的奥古斯丁，他因忏悔而进入上帝的灵光，成为无罪的圣体；还有十八世纪法国的卢梭，他在忏悔中看到了自己与生俱来的罪性。托尔斯泰的忏悔让他变成了俄狄浦斯。俄狄浦斯追查城邦的瘟疫之源——杀父娶母的罪犯，结果发现罪犯就是自己。于是他刺瞎双眼，流放了自己。

托尔斯泰在《我的信仰何在》《基督教的教义》《天国在你们心中》等长篇论文中，全面论述了“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指出以暴制暴，其暴更甚。于是有了著名的“托尔斯泰主义”，它告诉我们博爱与无条件之爱是世界上所有伟大信仰的核心价值。而从未间断过的人对人的残害，却让人的价值和信仰价值丧失殆尽。

屠格涅夫是跟托尔斯泰同时代的伟大作家，他比托尔斯泰更富有，是一个继承了大量土地的大地主。作为贵族知识分子，他同情农民，贬斥地主，却始终不肯放弃自己的土地。他是能够分田分地而不想，托尔斯泰是想分田分地而不能。他是坐着行走的人，托尔斯泰是挺着攀升的人。历史就这样让他们有了文野之分。

托尔斯泰评价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故事那么虚伪，题材那么不重要。他们去看望朋友费特，席间屠格涅夫炫耀女儿常常为穷人缝补衣服。托翁说一个身着华丽的女孩子把又脏又臭的破衣服放在膝盖上，不过是虚情假意的演戏而已。这种评价所引发的争吵几乎酿成决斗。可见托尔斯泰讨厌虚伪胜过了一切，而他自己要做的就是不虚伪。

和许多大作家相比，托尔斯泰显得更伟大的因素至少有三个：一是他对信仰的献身，他厌恶伪善的教会，为建立真正的上帝信仰而毕生孜孜不倦。二是说与做统一的生命情怀，他拒绝口是心非，倡行真诚勇敢，在他面前那些发誓永不忏悔的人显得那么浅薄而无知。三是他的完全彻底的穷人立场，他是苦难者的代言。

鲁迅是一个抉心自食的忏悔者。他无情地解剖自己，刀尖向内，鲜血淋漓。他把自己比喻成化为长蛇的游魂，口有毒牙，自啮而不啮人，终于自食其肉，殒颠而亡。他认为凡是灵魂的伟大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举劾他的恶、揭发他的污秽，才能发现埋藏的光，显示灵魂的深。所以忏悔就是撕掉假面更新自我。

托尔斯泰和鲁迅，都是救赎人类的巨擘。两人的不同在于：鲁迅是摧毁胜过了建树、批判精神超越了信仰的力量。而托尔斯泰在摧毁一片瓦舍的同时，建起了一座无与伦比的大厦。他们虽然都以其强大的力量干预着我们这个世界，但未来的天平、终极的视野里，虚位以待的依然是人类乃至所有生命最初的愿望：爱与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