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问过去这十年，中央电视台原创了哪些成功的电视品牌，我想《感动中国》一定可以名列前茅，甚至排名榜首。这个年度特别节目，从2003年2月播出首期，到现在已经持续八年。和其他大型节目比起来，它火起来的速度太快，当年就得到高度评价，并被迅速确立为中央电视台的年度项目；它扩散得也太广，到现在为止，全国各地的《感动XX》、《XX骄傲》无处不在，已经构成一种现象。如果说，对于其他类型的节目来说，被克隆是一件很让人不舒服的事情，但《感动中国》被复制，却似乎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更广泛地寻找感动，更大范围地传播感动。当然，这样的复制，也会反过来让《感动中国》感受压力。不过，这是好事，也真的会变成动力。这几年，每当我走进《感动中国》的办公室，总能看到黑板上一行一直没被擦掉的字：“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感动中国》的两个多小时，对于每个普通的观众来说，可能意味着无法被擦干的泪水，或者是心灵的一次净化。但对于这个社会与时代来说，《感动中国》的走红意味着什么？

泪水里，人们有一种怎样的期待？夸奖里，哪些标准被悄悄地改变了？四处开花，是寻找还是播种？当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感动着中国的时候，意味着我们的富有还是贫穷？这感动，与我们寻找中的信仰有关系吗？我们，还会感动多久？感动，有用吗？

感动中，还并没有清晰的答案，又或许，我们喜欢的未必是答案，而是寻找答案的过程。至少，我们现在还可以感动！

二

然而，感动，并不是我们最早要寻找的方向。

2002年9月，我所在的新闻评论部开了一个十来个人参加的不算大规模的策划会，我也身处其中，这个会的目的，是集体策划一下，眼看一年就要到头，我们该制作一个怎样的年度人物评选节目？

诗人曾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套用此句式，很多人会觉得我们更多的时间在监督在批评，是尖锐和坚硬的。其实，并非如此，批评给了我批评者的眼睛，我却一直用它寻找温暖。如果不是如此，批评有什么意义？如果不是寻找一个更好的未来，监督又有何意义？

有这个想法并不让人意外，全世界的众多媒体，都会在一年终了的时候，推出他们的人物评选，一来发出媒体的声音，二来通过选择进一步明确自己的价值观，三来也有竞争与市场的因素。于是，这样有影响力的年度人物评选在全世界并不少，比如《时代周刊》、《新闻周刊》、CNN等媒体，都做出了特色和影响力。但是，起码到了2002年，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这个领域仍是空白。

我们想填补它，最初的提议和方向不让人意外，当然要做年度新闻人物的评选，这不仅因为我们在做新闻，还因为，这几乎是媒体的惯例。

可在讨论操作的时候，问题就来了。

既然是新闻人物的评选，就没人能保证都是正面人物，一年之中，也许航天英雄和黑心矿主同样是热门新闻人物，请问，这样的评选能被接受吗？到时如何“颁奖”？一届可能可以办，但下一届会让你再办吗？

在我们的环境中，这样的问题必须考虑到，空有理想，如果无法实现操作，那理想也几乎等于零。对于我们这些久经考验的新闻人来说，这意识都有，于是，必须去寻找既符合理想，又可以操作并可以放大的事情来做。

各种各样的建议被提出，又在越来越多的烟雾中被否决，不是不符合理想，就是不符合操作，或者，太没有国情观念。一个下午的策划会，几乎快走向僵局。

这时，似乎是陈虻提出了一个点子，找好人，评选让人感动的年度新闻人物。乍开始，有一瞬间的沉默，但迅速地，我们就看到了“感动”二字背后的巨大价值与可能性。感动，不会让黑心矿主们列入其中；感动，也是我们自己想寻找和需要的；感动，是一种力量，也可以推动这个时代前行；感动，作为一个电视节目，也有进一步成长和成功的可能。看样，这件事可以做。于是，2002年9月下午的这个策划会，终于留下了一个可供发展和讨论的果子，算是功德圆满。而那一瞬间的火花，来自当时还长发飘飘的陈虻。虽然大家一起丰富和完善成《感动中国》，但思维僵局中的一个转折，他的贡献是巨大的。以至于，每一次录制《感动中国》，都会想到陈虻。只可惜，后来，变成了追忆，2008年年底，在第七个《感动中国》诞生之前，陈虻英年早逝，引发整个新闻评论部人内心巨大的情感地震。追悼时，人们谈论更多的是他创办的《生活空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但别忘了，还有《感动中国》的最初创意。而陈虻，用自己的贡献告诉我们：有时，背影也是一种感动。

回到2002年9月的那个下午，一个思想上无中生有的《感动中国》正式诞生，从此，这片土地上从未停息过的感动，开始以另外的方式，以一种年度电视化的操作模式，呈现在中国人的面前。出发之前，我们对这片土地上存在的感动既犹豫更充满信心，唯一有些不确定的是：在当下这个时代，中国，会被感动吗？

三

什么是感动？又该选择什么样的人来感动中国？

在《现代汉语词典》上，对“感动”一词是这样解释的：“思想感情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而激动，引起同情或仰慕。”

其实，在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对感动的解释。感动于我，便是在某人或某事面前，一种抑制不住的热泪盈眶以及之后良久的沉思！

敬大姐也曾经问过一个十岁的小女孩：“你感动过吗？”

小女孩对敬大姐说：“有一天，我放学晚了一个小时，走出校门时，我看见姥爷在寒风里一直等着，我就哭了。”这就是感动。

对于普通人来说，感动往往与泪水紧密相关，这也应了另外一句话：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该问一问自己，已经多久没有被感动？而一颗好久没有被感动过的心，就像一朵很久没被浇过水的花。所以，泪水，也是一种浇灌良心所用的水。

但是，制作一个有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力的电视节目，仅仅弄懂了感动是远远不够的。别忘了，《感动中国》里的“中国”二字，意味着你选择的感动必须契合主流的价值观，要面向全体中国人，不能太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否则，感动大打折扣，也未必感动中国。

这个难度，就体现在人物的选择上，这个选择，往往意味着每一个名字背后的某种精神或价值的体现，而这选择，从某种角度说，也代表着我们，一群电视人不用语言而能表白的坚持与尊重。

在第一届《感动中国》开始推进时，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向几十位推选委员寄出了一封信，我也身在其中，在这封信中，有如下一段内容，代表着最初的创作想法：

感动需要发现，而您就是我们邀请的推选委员会中的一员，为中国发现感动，收集感动。

我们希望能“感动中国”的更多是小人物，是平凡人亮相的场所，但也不排除各种因素决定每届都会有一些知名人士走上领奖台。成龙之所以获选，是因为他走向世界之后，对“中国人”这三个字愈发捍卫。

这次评选活动将感动中国、打动人们心灵的人物作为评选对象，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2002年度人物？……这些人物身份各异，有着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历，有的可能曾经见诸媒体，有的也许还不为人所知，但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动了我们，感动了中国。他们或者用自己的力量，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诠释着一个人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应当担当起怎样的责任，以坚强的民族精神挺起我们民族的脊梁；他们或者用自己的故事，解读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着怎样的情感，带给公众感人至深的心灵冲击。他们共同的特质是：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

我写作有一个习惯，一般不喜欢过多引用，但是以上这一段，必须引用于此作为备案，看看最初的想法是怎样的，中间是否坚决执行，而岁月是否会慢慢地侵蚀了这一切。在将来，让我们自己别忘了，曾经许下过一个怎样面对感动的誓言。

还好，依然如故。

在这样一些最初的设想中，蕴藏着最重要的一个精神是：在人格与感动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只在意内心的巨大震动，而不是哪一个人声名的显赫。这，就为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走上感动中国的舞台做了最初也是最重要的铺垫。

四

2003年2月14日，第一届《感动中国》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第一届《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包括王选、刘姝威、姚明、濮存昕等十位人物。

在制作第一届《感动中国》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它用被迫的改变奠定了之后《感动中国》的朴素基调。

这一届的《感动中国》，在录制的时候，颁奖过程中穿插了几个文艺节目，演出者是包括钢琴家刘诗昆在内的绝对大腕。这种选择，一方面是希望少量的文艺节目烘托气氛与情绪，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还不那么自信：仅靠画面和访谈，能吸引住观众吗？

顺利录制完毕，然而赵化勇台长在审完片之后，作了一个决定，将颁奖礼中所有的文艺因素拿掉，朴素一些，单纯一些。

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正确且关键的决定，人们需要的，正是最朴素的感动。

我身边是一直为中国人在日本打官司的民间志愿者王选。只因面对历史，日本总有人一贯地躲闪和暧昧，于是，王选为上一辈的同胞去讨公平。公平来得并不容易，她说：其实，我们也是在给日本一个机会。

播出的当天，我就接到很多短信，都是表达感动。其实，大家的这种情感我不意外，在录制的现场，观众们的情感投入，已经让我有了这方面的判断。

节目播出的第二天晚上，我去人民大会堂出席元宵节的联欢，贾庆林看到我，最先表达了对《感动中国》的称赞，他说：“昨天的节目我看了，真感人！”隔了一会儿，我又看到吴仪和周永康，他们带着情感地向我表达了对《感动中国》的喜爱之情，语言也都非常朴素：“太感人了！”

这个时候我明白，几乎在最短的时间，《感动中国》似乎获得了上上下下的一致好评，这也就意味着，《感动中国》触碰到了时代的敏感点，满足了大家心中有、可周围笔下无的内在需求。当然，也意味着打开了《感动中国》前行的空间。

其实回头看，出现这种上上下下都叫好的局面并不偶然。

在社会的道德底线被不断突破的背景下，人们心中向善的愿望并没有泯灭，甚至因此变得更强烈。生活中的人们，哪怕一些为自己的利益在做着不那么光彩事情的人们，面对屏幕时，也依然可能被感动，因为残存的良心以及与利益无关的尊重；更不用说芸芸众生们，中国人的内心原本善良。

当然，大家都感动，也来自于《感动中国》回到一种人性的表达，不是概念，不是口号，不用空话套话，而是用心讲述真正好人的故事，用细节用情感用回到土地的质朴来讲述。这就拆掉了人们心中的墙，这时，不管你身居高位还是普通百姓，都只复原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上面，感动，就变得简单。当然，也与社会的需求有关。法律只是一个社会最低层面的道德标准，仅维持这种最低是不够的，更何况，这种“最低”还时常被突破。在我们这个并不靠宗教来确立信仰的民族中，在时代巨变的转折阶段，在信仰缺失的空白地带，什么，是十三亿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恐怕还是要向道德、人心与传统文化方面去寻找答案。于是，《感动中国》与上上下下内存与外在的需求一拍即合。

在第二年的《感动中国》刚刚播出之后，时任广电总局局长的徐光春，接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电话，电话中，李长春说：《感动中国》这个节目令人十分感动……相信广大电视观众看了都会感动，我是含着泪看完这台晚会的。这台晚会再一次证明，主旋律的节目，只要坚持“三贴近”是不会枯燥的，而且是会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的……

在第二届的《感动中国》中，获奖者包括杨利伟、钟南山，还包括高耀洁与梁雨润，第一次有了外籍人士——一位反省历史的日本人尾山宏当选，也第一次有了集体奖——衡阳大火中牺牲的消防员。

《感动中国》在众人的关注下，开始悄悄地拓宽并成长。

五

一旦投身于《感动中国》的制作，电视人似乎都有了一种“宗教”般的情怀，神情变了，变得虔诚与纯洁；身份变了，不管什么岗位，都愿意忙完自己的再帮别人一把；把领导当群众，群众发号施令当领导，时常可以一见，没人觉得有什么奇怪；而几乎所有人，在《感动中国》的录制过程中，都似乎脆弱多了，时常泪珠滑落，没人觉得不正常。

到现在为止的八年，《感动中国》的制作过程，应当是一个另类的模板。

这个团队超级稳定，我和敬大姐主持八年没变，制片人朱波八年一贯制，导演樊馨蔓八年做了七年，其他的工种也同样如此。每年一到岁末年初的时候，朱波电话一打，一般我就一句话：“哪天？几点？”剩下的都属于废话，没什么可再说的。但稳定也有一个坏处，一见老熟人，觉得去年的此时像昨天，立刻感受到流水年长。中年人最怕时光匆匆，可熟人在熟悉的工作中相见，更苦时光之短。

我与敬大姐的主持词，八年的时间里，从没有人管过我们要说些什么，似乎心照不宣，似乎绝对信任。头两年，我俩还有点儿不踏实，“领导不指示一下？”领导一乐，走了。于是，一般情况下，我和敬大姐都是在录制前两个小时，在化妆间里你一言我一语碰出个方案。你让我一点，我就和你一些，感觉就有了。毕竟是多年的老搭档，都在默契里。恰恰是这种信任与松弛，让我和敬大姐能够把注意力全部放到内心真实情感的表达上，于是，也就对了。

第二天就要正式录制了，这是头一天在空旷场地内临时召开的不用坐着开的会，制片人朱波、敬大姐和我，再加上导演，设想一下明天的诸种可能。看这张照片，轻松是主基调。没有松弛，没有民主，没有对干活人的信任，是不会有好节目的。

在《感动中国》中，主持人需要参加的会很少，一般是两次。这在“文山会海”的环境里颇为不易。一次是大家一起看片子，议论一番，找可以放大的细节琢磨人物特点；再一次，是录制前一天，走个台，顺便就把最后一次准备会开了，不留疑点到现场。不过，大家不要认为轻车熟路不用功，不开会的时候，天天自己给自己开会，直到自己心中有底。

领导往往不以领导的身份介入制作，但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投入。按理说，当时的广电总局副局长胡占凡（现任《光明日报》老总），每年看完节目把个关表个态就可以，可这位多年唐诗宋词朗诵会的幕后操盘手，对文字与声音的表达绝对内行并“发烧”。有一次，为《感动中国》颁奖词的朗读问题，给我打了四十分钟的电话，强调平日的“说”和仪式中“播”的分寸，之后也多次与我交流，这时候，他绝对不是什么副部长，而是一个文人，一个被《感动中国》打动的老大哥。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罗明，是《感动中国》的出品人和把关人，可大家不知道的是，很多《感动中国》的颁奖词及四个字的定评之词，都是出自他的笔下。然而这与他是领导无关，一来这是他用作为广院大师哥的文字功底“争取”到的机会；二来自觉自愿；第三，写得不好的照样坚决不用，他也不会提异议。而假如因为写得不错，事后夸他，他会极其得意地笑起来。

制片人朱波，手机的铃声，长年是《感动中国》的歌曲旋律，虽然他还负责其他一些大型年度制作，但显然，他让自己时刻处于“感动”状态中。中间有一段时间，他被突如其来的糖尿病缠身，莫名其妙地消失一段时间后，又精瘦并异常乐观地归来，只不过，从此，这小子的笑容和嘴更甜了，看样，糖分有了新的出口。

导演樊馨蔓，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名字笔画最多的一个。一次她和我、敬大姐三个人为读者签售《感动中国》的书，我写完了三本，她还在“樊”字最后几画中较劲呢。名字笔画多，心更细，每年都能用她信奉的超自然力量把合作者累趴下。这美女导演一年似乎就干《感动中国》这一件事，头半年反思，后半年思考，其余时间，是编片子时夸所有的合作者并陪被采访者哭。

写不完……我一直认为，每年用“感动”开始，是一种运气。我想，团队中的人，也有同感，因为有人陪着哭，有时也是一种幸福。

而在《感动中国》录制现场，领导往往缺席，这似乎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规则，领导们一般录制前到场，看一圈没什么问题，就走。或者，隐身到导播间，免得现场还要排座次。这一点在颁奖方式的选择上同样体现。按惯例，获奖者，应当由领导来颁发奖杯，最初讨论时，大家担心这么一安排，每一年领导的等级如何定？顺序如何排？官气会不会重？最后我的建议被采纳，就让小朋友来颁奖，上下都接受，又纯真又意味着传承。最关键的是，少了最最让制作人操心不已又容易出错的环节，大家都因此松一口气。不过话说回来，领导的“缺席”，恰恰要感谢领导们心照不宣的理解。这中间，有一种有趣的默契！

或许，以上这一切，加在一起，正是《感动中国》能够成功的另一种原因。

六

该回到现场，回到《感动中国》真正的主角身上。

做《感动中国》的主持人，是一件既幸福又痛苦的事情。幸福在于，你可以离感动如此之近；而痛苦在于，当你被感动时，你必须克制，不能放纵泪水一次又一次地滑落。这种痛苦，只有身在其中，才能强烈地感受到。

有一次，现场录制时，屏幕上在放片子，一名解放军军官，陪来部队探亲的妻子女儿周末上街，看见一位轻生者落水，他下水救人。轻生者获救了，而他，却在妻女的注视下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时候，屏幕上播出了令人痛心的画面，才三四岁的小女儿，在人群中拿着爸爸脱下的旅游鞋边哭边喊：“爸爸回家，爸爸回家……”

我是一个父亲，这个画面我之前也看过，可在大庭广众之下我依然没能忍住，泪水夺眶而出并难以控制，然而又必须控制，因为两分钟之后，是我的主持段落。于是，让同事飞快拿来大把大把纸巾，迅速抹掉泪水，还不能擦掉脸上的妆，一阵手忙脚乱，估计在一边看的人，会觉得搞笑的成分更大。过程十分惊险，好在放片子时黑灯，现场没有多少观众注意到。两分钟后，我平静下来，开始自己的主持段落，可情感却难以真正平静，或许，细心的观众可以察觉。

这样的经历，在八年的《感动中国》过程中，发生了不止一次，有时，甚至就在聚光灯下，在舞台的中央。

第二届《感动中国》的获奖者高耀洁是一位来自河南的退休医生，从七十岁接触到艾滋病人之后，走上了艾滋病预防和救助的道路。在众人的偏见、有关部门的遮掩等障碍下一路走来，获奖时已经七十七岁。她一路走得不易，不仅是因为周遭环境，还因为她那双曾经裹过的小脚，让她常常步履蹒跚，但就是这双似乎最古老的“小脚”，一路奔波抵抗着最现代的艾滋病，尽着她的一己之力。

即使获得了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称谓，也并非全无争议，比如来自深圳的义工歌手丛飞。身患绝症，依然为贫困孩子们奔波，他获奖后，有很多人质疑他“沽名钓誉”，病没有那么重等等。一年后，丛飞去世，一切质疑烟消云散。然而，是什么，让我们不敢相信呢？

那一年的颁奖舞台，获奖者需要从高处向下走十余个台阶来到舞台中央。当宣布获奖者“高耀洁”之后，厚重的大门缓缓打开，一米六零、七十七岁、满头白发的高耀洁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一个画面，已经具有震撼的力量，接下来，她艰难地走下台阶，身体一颤，差点儿摔倒。这时，我已接近流泪，赶紧快走两步上前，把手伸给了高耀洁，像一个儿子伸给母亲。没想到，高耀洁抬头看了我一眼，接下来用手轻轻一挥，拒绝了我伸出的手，这时的我，没有任何尴尬，反而是泪水夺眶而出，另一边，敬大姐同样如此。而细心的观众也发现了这个细节，掌声响起，倔强的高耀洁终于稳稳地站到了舞台中央，这段路，她走得就像抗艾的征程一样。

活动临近结束时，高耀洁给我们写下一段话，这话中，有最大的爱，也同样有恨。不过，这恨，是爱的另一种表达：

艾滋病已是世界性灾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实事求是地关心善待，救助艾滋病人及遗属们，是每一个中国公民的责任。

那些坑公家、害民家、肥自家的人，在艾滋工作中滚开！

……

这样的场景太多，需要克制泪水的时候也太多。著名的拆弹专家王百姓，想来该是铁汉一个，却在访谈中呈现出柔情一面。执行一次极危险的拆弹任务前，他与妻女借故见一面，佯装轻松地东一句西一句地聊，不能说实情道危险，但自己心里知道，这非常有可能是和家人的最后一次见面。讲述时，他泪流满面，而我这边，只能悄悄地掐自己的大腿……

后来，我发现，之所以流泪的冲动一次强于一次，一来是因为自己年岁渐长，内心越发地脆弱起来；二来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感动中国》的获奖者当中，平民百姓明显增多，他们很多人都是在日复一日地坚持和坚守中实现了一种伟大，也因此，更具感动的力量，且往往自己并不以为意。

普通人被隆重地颁奖，或许，正是感动中国的关键所在。因为他们与我们一样，原本平凡，因此，伟大就变得真实、不拔高、可触摸，泪水的滑落，也就顺其自然。

在这八年的获奖者当中，有优秀的儿子为母捐肾；有最棒的女儿，不仅为自己的父母也为村里其他老人养老送终；有最坚强的妈妈，通过暴走让肝功能恢复正常捐肝救子，或者将一对残障女儿带大带好带得阳光灿烂；当然，也有永远用笑容面对苦难的父亲……

父、母、儿、女，来自一个又一个小家，八年来，他们因为原本平凡的家中角色，而走上《感动中国》的舞台；之后，《感动中国》又走进千家万户。伟大，就这样因感动而回家。

七

感动，可不都意味着泪水与温暖，常常，也与愤怒伴生。

作为一个学者，刘姝威站在了造假者的对面，但是，很长时间里，刘姝威只是一个弱者，而造假者强悍无比。虽然最后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可在过程中，刘姝威的压力大到快崩溃的地步。那个时候，除去她身边的一些普通人，正义与保护在哪里？

有时，我们并不希望，因正义与保护的缺席，而突显出英雄给我们的感动。其实，有些感动，原本可以没有！

一个到海滨城市打工的年轻人，第一次见到大海，却在同时，看到有人落水陷入绝境。这名叫魏青刚的小伙子没有犹豫，一次又一次下海救人，岸上围观者众，也有喝彩声与加油声，却无人下水。一个外地的小伙子成了英雄，一个人与千百人也就构成了让人感动的反差。救完人，魏青刚拍拍手，走了。后来记者找到他，他充满疑惑：“这有什么？”都获奖了，舞台上，我问他最想要的是什么，他回答：“我活儿干得不错，大家帮我找点儿活干吧！”

于是，我相信，下一次，再遇到需要救人的情况，魏青刚依然会下水，但让我不确定的是：今天被魏青刚感动得热泪盈眶的我们，下一次，遇到这样的场面，是不是依然袖手旁观？

如果让人感动的人，负责获奖，而让人愤怒或厌倦的人们，却获得利益，那么，感动，又有何意义？

所以，每当《感动中国》播出后，接到人们称赞，我总习惯性地有些不合时宜地去想：感动了，然后呢？

比如有一位叫李春燕的乡村女医生，明明有一次又一次回到城市的机会，但乡亲们挽留的眼神，让她无法抽身，于是，一次又一次留下，留在贫困、偏远、各种医疗条件都欠缺的大山深处，帮助了乡亲，也感动了我们。

我似乎正做着一个奇怪的手势，是劝谁闭嘴呢？其实，我没这么不礼貌，是在讲一个故事。照片上的另一位叫田世国，捐肾救母，手术时，他谎称出差在外，并告诉兄弟姐妹，不许对他母亲说。我这个手势，估计是正讲到这儿，我们这期节目，也是不会让他母亲看到的，至今老人仍蒙在鼓里。

可在感动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该有点儿愤怒与自责。那么大的村子，一直没有医生，于是，我猜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那儿的人们自生自灭着，直到李春燕出现，生老病死，才有了外力的帮助。虽然李春燕也曾要走，可毕竟留了下来，于是那儿的人们又看到了希望。而我们，也在泪水中舒坦并松弛了一些，我们都放心地把乡亲们托付给李春燕。我们的愤怒与自责慢慢退却，苦难好像在我们的感动中被忘记了。其实没有，这只是一种幻觉，或者假借感动而下意识放弃的责任。我们只是为一个乡村医生，付出一串又一串的泪水，却依然与村民的生活和生老病死无关。我们要做的和该做的事还很多，只有感动、愤怒与自责都不够，我们必须擦干眼泪后行动，站到乡村女医生的身后，站到一个又一个曾经感动过我们的人身后，然后愤怒与自责才会真正减少。

可问题的关键是，在感动的那一瞬间，我们曾经立下无数誓言，后来，困意来了，我们关掉电视，沉沉地睡去，只是不知道，那些咬紧牙关许下的承诺，我们是否，还会在醒来后想起？

感动，真的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