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回忆八十年代成为热点。任何一个时代，一经回忆，总会被多少笼罩上一层玫瑰色，更何况，回忆变成文字，往往是少数文化人的权利。拥有话语权的人，便下意识地装饰或扭曲一个时代，当然，这是每一代人的通病。

我生于六十年代，八字头的时代于我，就是从1980年到1989年，正是自己十二岁到二十一岁的十年时光，恰好，这十年，我从初中一年级到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因此，我是典型的属于“四六八一代”，即出生于六十年代，受教育于八十年代，现在四十多岁的一群人。因此，看别人的八十年代记忆，对我也是刻骨铭心，那毕竟是自己的成长与青春所在。

这些年，人们发明了一个称谓叫“80后”，用来概括这十年里出生的人群。可我有时认为：或许成长并受教育于八十年代的我们，才更有资格被称为“80后”，因为那的确是我们有确切感知的十年。

知识分子在回忆中美化八十年代，无非是评价并认定那是一个精神追求更被放大的年代，理想的旗帜随风飘扬。但这种优点的背后，却有两个特点容易被人忽略。第一，精神的追求被提倡，实在是因为过去荒唐年代里，一言堂当道，普通人的精神被压抑得太久，一片空白，进入八十年代，各种思潮奔涌而入，饥饿的人们因饥饿而觉得什么都好吃罢了；第二，精神的富足是相对的，但物质的贫乏却是绝对的。八十年代，也许已经有许多慢慢富足起来的“万元户”们，可整体中国，依然在物质层面挺不起腰杆，很多年轻人靠追求精神而转移一下对物质匮乏的注意力，也就在所难免。当然，年轻的知识分子会视物质欠缺为一种美好的挑战，只要有精神收成，再苦也是温暖的回忆。可不该忘了的是：对于八十年代的绝大多数中国母亲来说，如果她们也拥有回忆的权利，怕是不会像文人一样，为八十年代罩上太多玫瑰色吧，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苦痛，是母亲们最刻骨铭心的。

我小学毕业时的合影，距今三十多年前的1979年8月，它意味着，距离“八”字头的年代仅剩下几个月的时间。我那个时候，属于全班最矮的人之一，前排左起第三位。它也告诉我：在即将进入八十年代的时候，自己是怎样一个体态。

八十年代已经跑远了，然而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轻易过去，一个长长的影子，注定会贯穿在后面的时代里，你只要细心就可以找到。下面是一些与我自己有关的琐碎记忆，都停留在八十年代，并且依然会以偏概全，只有局部没有全局，这些文字，只当是一个补充，或让真正的“80后”“90后”们一笑而过的背影罢了。

猴票与挂面

我的八十年代记忆的开始，总是固执地与那一张现在价值连城的邮票——猴票联系在一起。这似乎从另一个层面证明，八十年代，不仅在记忆中可以升值，现实中，也是物质欲望可以升值的开始。

1980年，中国出了生肖邮票，第一张是黄永玉设计的猴。由于我自己属猴，头一年已经考到北京上大学的哥哥，在寒假回家探亲时，为我带了几张。其实他平常写信回家时，也贴着猴票，那个时候，正集邮的我，很仔细地将信封上的猴票处理好，收藏一张，而其余的，很平常地送给其他的邮友。在寒假回家的哥哥口袋里，真正让全家人兴奋和开心的礼物，并不是猴票，而是四五斤挂面。在当时的边疆小城，这挂面很难买到，大过年的，挂面是否取代了饺子成为心头最爱，已经记不清，但记得住的是：北京这大城市，原来有这么好的东西。

很多年之后，被轻易送人的猴票身价飞涨，而珍贵的挂面却已到处都是。

邓丽君与敌台

初中的时候，开始有人从广东等地带回小砖头一样的录音机，顺便还有邓丽君刘文正们的盗版磁带。某一个午后，聚到拥有此类物品的同学家里听邓丽君，这在当时是违禁的事情，因为邓丽君是国民党歌手，绝对的反面形象。然而耳朵可不顾这些，背叛了内心的紧张，只觉得邓丽君真是天籁之音。

不过在那个下午之后，美味成了思念，并不是家家都有录音机，货真价实的邓丽君磁带更是难以获得。恋上了就要找渠道，同学们都学会了在收音机的短波中，去悄悄地搜寻“敌台”，只为寻找邓丽君、刘文正。一旦找到，在那一会儿远一会儿近一会儿模糊一会儿清楚的信号里，少年的心开始飞翔。而在当时，对此，我们并不太害怕，因为时常发现，家里的大人犯的错误更大，他们居然悄悄地听“敌台”了解新闻，而其中的很多都似乎是“反动”的话题。

也正是在那样一段特殊的时代里，“美国之音”、苏联的对华广播及台湾的广播真的成为很多中国人私底下很熟悉的频率。我猜想：八十年代，也该是“美国之音”之类的广播，中文播出最黄金的时代吧。

吃水不忘挖井人

八十年代初，我家一直住在一列平房的最东头，一室一厅三十余平米，没厕所，厨房在厅中。父亲去世得早，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哥儿俩，哥哥1979年去北京上了大学，剩下我和母亲相依为命，十一二岁的我，就已经算是家里的男子汉了。

东北冬天冷，当时没有暖气，需要家里自己烧火，母亲没下班，我就裹着军大衣，等母亲回家。一般情况下，这时家里的温度在5℃以下，墙角处，常常见霜或冰，然而，并不以此为苦。

只有生活用水是个大问题，那时候没有自来水，全靠打井，可不幸的是，我们家那块地方，打井打出的水不能喝。好在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关系近，我可以到二百米之外的一个朋友家挑水。夏天好办，冬天最苦，我要先在家中烧一壶水带着过去，浇到他家井里，化了上面的冰，然后压水，一桶一桶，用扁担挑回家，倒入大缸之中，一星期两次，从不敢间断。打水的时候，往往自己唱歌为乐，而时隔多年，看着自己十二岁儿子的身板，即便比当初的我健壮许多，依然不敢相信，自己在这年纪挑过那么多年水。

电视与春节晚会

第一次看到电视机，是八十年代初与朋友去他父亲的单位，一层层的锁打开，电视机在柜子的最深处，其实不过是十四寸黑白电视，可当时惊为大电视，估计是和常看的小人书比，虽然都是黑白的，不过电视就大多了。

那一天，看的是《节振国》，一部老电影，没怎么看懂，却看得津津有味，再也难忘。

第一次看春节联欢晚会，是到邻居家蹭的，不过那时习以为常。邻居很时尚，黑白电视机上罩了个放大膜，电视画面因此显得更大，没人追究变形问题。

这是八十年代快结束时，我在家中的留影。像任何家庭一样，电视机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并被严格地保护；只是没想到，多年以后，自己成了电视中的人。不过世界变化快，电视已经快速贬值。

那一届春节晚会，印象最深的是香港的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和马季的《宇宙牌香烟》。印象中，此后半年，我在挑水时，唱的都是《我的中国心》，只是当时一直好奇：洋装是种什么样的装？香港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而香港人又怎么能来到内地？当时更无法想到的是：多年之后，我居然也滥竽充数地主持了两届春节晚会。不过，这个舞台上，我注定应当是过客，因为我并不能为它添彩。

白岩松，回家吃饭

八十年代上学，功课不如现在紧，记忆里大多数时候都在游戏。幸运的是，我家住宿条件一般，周围环境却十分优越。前后各有一块超过一百平米的大菜园，更前方，是一个宽阔的大广场，那是少年的天堂。

春天时，要跟舅舅和姥姥一起，在菜园子里翻地种菜，从夏天开始，自家地里的豆角、黄瓜、辣椒、茄子够一家人吃的，并且，绝无污染。

前方大广场是我与众多伙伴们的运动场，放学后，我们很少在家里蜗居，都在广场上集体游戏，估计我的球技与运动能力就是从那时练出来的。而所谓的游戏绝无带“电”的可能，枪需要自制，游戏的道具除去一两个球，大多是就地取材，比如砖头瓦片。当然，玻璃球与烟盒是必备品，只不过，直到今天也没想明白：玻璃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从哪儿来的？

到了傍晚时分，家家炊烟升起，一会儿就开始陆续传来“××，回家吃饭”的呼喊声，游戏直到剩下最后两个人中的一个也被这呼喊声叫走才告结束。所以，很多年以后，当网上热炒“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时，我总是很自然地认为：贾君鹏可能是我小时候的邻居，只不过，失散了很久。

过滤嘴裤子

很多年之后，问过一位“80后”：“你穿过过滤嘴裤子吗？”其实，在问完这个问题之后，连我自己都迅速后悔：怎么可能呢？果真，对方十分疑惑地看着我，“什么叫过滤嘴裤子？”

八十年代初期，正是自己开始长身体的时候，和那时候大多数孩子一样，一年做不了几套新衣服，更别说买。当时年纪小又淘气，偶尔衣服或裤子扯了一个口子，便如同世界末日一般恐慌，尽量藏着躲着，不让大人看见，因为一旦被发现，就可能挨顿揍。当然，衣服弄坏了，也别指望换身新的，一般是补上补丁接着穿，一身好几块补丁，是同学中很正常的装束。

至于过滤嘴裤子，绝对属于青春期一景，由于开始长个，并且长得不慢，往往一条裤子短了，而家里又不会给置办新的，于是，在短了的裤子下面，再接上一截，裤子又能穿了，外型如同过滤嘴香烟，因此称之为过滤嘴裤子。当时最过分的，是有两三截过滤嘴的裤子，而且还没有同样颜色的。

《小说月报》与评书

进入八十年代，文化需求呈爆炸性增长，即使在我们这个边疆小城市也是如此。当时有些事情是要找到熟人才能办到的，比如，母亲为了订《小说月报》和《大众电影》，利用了当老师的身份便利，找到了以前的学生才最终如愿。而每当母亲下班，我会习惯性地翻她的包，看看又来了什么杂志和报纸，或者又借了什么书，然后沉迷其中。当时的文化消费，似乎不分大人小孩，有，便是幸福。

另外一件需要求人的事儿，是买电影票。在我们那个小城，有四五家影院，几乎场场爆满。每当母亲托人又买到了电影票，就是节日；而如果不求人，买电影票是件让人恐惧的事，往往要出现打架吵嘴的场面，被挤伤的情况也屡屡出现，可见当时电影市场之火爆。

而不用求人的娱乐，当属听评书。记得播单田芳的《隋唐演义》时，每天都是在放学回家的傍晚，一般在路上，几个伙伴要守在某一个电线杆子的广播喇叭下面，听完才回家。而冬天，要抓紧时间早点儿回家听。我们家从姥姥到舅舅到孩子们，几乎每个人都被评书俘虏，都成了李元霸或罗成的迷。姥姥只有在听完评书之后，才心满意足地去做饭，饿着肚子的我们也似乎从无怨言。据我们那儿的警察说：播评书的时候，俺们那儿犯罪率最低。

《姿三四郎》与阿根廷足球队

考高中时，正赶上《姿三四郎》电视剧的热播，一边是升学的压力，一边是电视剧的诱惑。左右权衡，选择电视剧。但家里没有电视机，更何况，家里有，我也不敢看，于是，以去学校上自习为由，中途择路进入自由一些的同学家，去看《姿三四郎》。有一天，到早了，正赶上1982年世界杯的揭幕战，阿根廷对比利时，那场球，阿根廷输了，第一次见识到马拉多纳这位传说中的神人，从此崇拜，步入阿根廷铁杆球迷阵营。难怪有人说：第一场看的什么球，往往会决定你一生的支持。我，就是个例子。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上自习看电视的“恶行”终于有一天被母亲发现，挨没挨打忘了，却也该庆幸自己悬崖勒马。当年考高中，只比重点高中分数线多出一分，不敢想，如果多看两天电视将会怎么样！今天会在哪儿？

但是，当时的电视剧，绝对具有万人空巷的魅力，也正是这样一些其实水平不过如此的电视剧，让当时的中国人把买电视机当成了最高家庭目标，直至九十年代。

打架

我不知道，在关于八十年代的记忆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关于打架的画面，有的是自己亲自参与的，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旁观者。

我家门口是一个大广场，那是我们当地很多年轻人相约打架的重要场所。有的是单挑，有的是群架，有的徒手，有的带家伙。偶尔我在家，会看到他们呼啸而来，一阵昏天黑地，然后呼啸而去。当然，那个时候打架有个重要特点，如果有一方被打伤，往往是由赢家负责送到医院，并且掏钱付治疗费，甚至此后还会把酒复盘言欢，这举动，在我们那儿被当成美德。后来我想，或许是当时生活太平淡乏味，缺少刺激，青春的火气无处发泄，打架才盛行吧。

在大学，我似乎也是一个好战分子，长期在球场，哪能不动拳？四年里，我这样的举动不少。幸运的是，大多逃脱了惩罚；不幸的是，今日给晚辈说起来，不像好样板。

不过现如今，人们的火气比过去大多了，随处可见的抱怨可以证明，但打架的画面少多了。或许是文明程度的提高，或许是人们觉得太不值。或许是身体的状况不如以往，打架的能力衰退了。有一个段子是这样讲的：一东北人去广州，见街头两人吵了起来，东北人以为有动作戏可看，凑上前去，结果二十分钟后，两人依然在吵，东北人失望地甩下一句话离去：我X，还吵！在我们东北早住院了！

其实，在目前的东北，也没多少人因为打架住院了！

考大学

我背后景山公园的条幅说明了时间，1985年国庆，我刚来北京一个月，校徽、长发、皱巴巴的西服，拿腔拿调的姿势，记录着一个大一新生的状态。

曾经在上高中之后，成绩滑落至全班倒数第二名，剩下一年的时间，不知为何突然用功起来，为考大学，早起了近一个月，为的是临阵磨枪。在当时，虽然考大学不像今天这样万众瞩目，但还算大事，舅舅送上大礼：好多包方便面，在当时，这算补品。

高考分数下来，我是自己骑车去学校查的分，比重点线高出三十多分，知道自己有戏了，于是有点儿激动，一路骑车飞奔回家，看见姥姥和妈妈都在家门口等着，把分数一报，长辈的眼里分明都有了泪花，我借机提出要求：可否给点儿钱，去看同学？妈妈立刻表示同意。要钱回应得如此爽快，这，好像是第一次。

至于为什么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广播学院，其实纯属偶然。我妈妈的一个学生，过年时到家里来拜年，她是广播学院的学生，三言两语中，我听说广播学院有时间看闲书，考试容易过，顿时觉得是天堂，于是报考。

考上之后，母亲一同事大为惊异：广播学院？这孩子上电大，怎么还去北京啊？显然，她把北京广播学院，当成广播电视大学了。

不过，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没什么太大的名气是事实，我们等于买到了原始股。

被北京罚款

刚到北京，很多规矩不懂，其实，那时的北京，很多规矩也是乱的。

到王府井逛街，看糖炒栗子新鲜，买了一包，边走边吃，吃着吃着不对劲儿了，一直觉得身后有一位大妈跟着，一回头，坏了，看着像一个清洁工，于是栗子不吃了，收了起来。

一见我收了栗子，大妈说话了：“不吃了？那交罚款。吐一口皮五角，一共三口，一块五。”

我傻了，大妈一直在保护犯罪现场，于是我无话可说，一块五，乖乖交了。

在当时，一块五，可是巨款，心疼了很久，不过，值，以后再也不敢随地乱扔垃圾，甚至，都不太爱吃栗子了。

民以食为天

刚进大学时，用今天的眼光看，饭菜不贵，宫爆鸡丁、熘肉片，三毛五一份，而且是真有肉。等我们四年后离开校园时，同样的菜已经涨到八毛，肉，基本上要用考古的方式来寻找了。

正长身体的我们，一顿饭也就是一份菜一份米饭或俩馒头，多了吃不起。因此，如何与大师傅斗智斗勇，争取让他给你装菜时多一点儿，就成了大学四年中一个重要的才能。由于大师傅往往是男的，女同学，尤其是漂亮的女同学，被我们怀疑在装菜时占了大便宜，不过也正常，在哪一个时代，美女都会占便宜。

实际上即使多装一点儿，对于年轻的身体，也是杯水车薪。四年中，饿的感觉没停过，一般晚上五点多吃完饭，九点多就开始饿，别的买不起，买个馒头当夜宵是常干的事。然而不管你在宿舍里怎样藏好，十有八九，当你上完自习饥肠辘辘地回到宿舍伸手一摸时，都会发现：馒头又被偷吃了！找事主，难度太大，更何况，头一天，也许自己就是偷食者。

毕业二十年后重回母校，在食堂里狼吞虎咽时被人偷拍。看着吃得猛，实际上却吃不了太多，一来怕增肥，二来胃口变小。人生真是矛盾，有胃口天天饿时没能力多吃，可有能力后又没什么胃口，不敢吃了。

那年头，油水不足，胖子就少，班内有好事者成立了一个“油肚协会”，腰围达二尺五者可进入，最后全班男生满打满算，三十人里有三个合格的，剩下的，大多骨瘦如柴。而很多年后我们聚会，绝大多数都正在为硕大的肚子而发愁。显然，我们这一代悲剧的成分偏多，好像体型一直就没有正常合适过。

偷书与自报家门

常听人说，五十年代，中国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依我看，到八十年代初也是如此。倒不一定是民风淳朴，而是家家清贫，实在没什么可偷的。但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慢慢提高，民风就不那么淳朴了。比如1986年我去长沙实习，在公共汽车上，就见到了这样的标语：“学雷锋，防扒手。”显然，伴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小偷，超过了乞讨，重新成为热门职业。当然，也有人“兼职”，比如偷书。

八十年代，王府井新华书店是读书人的梦想之地，店堂大，书多，于是常去。不过那时候，大多数学生囊中羞涩，爱书却无钱买书，于是偷书者屡有出现。不过偷的没有防的精，总有落网者。对于广播学院学生，一旦被抓住，问及姓名时，男生总是“常振铮”，女的总叫“刘继南”。后来，这招不好使了，因为人家书店跟学校一打听，广播学院院长叫常振铮，副书记叫刘继南。

很多年后，我们毕业二十年大聚会，常振铮院长到场，我们集体用掌声和跺脚，表达了对当年“盗用”常院长名字的深深感谢之情。

1986年暑假，我去成都找中学好友，来了一趟长江之旅。一路上由于太缺钱就能省则省，逃票、睡船上的甲板、吃面包……居然用最小付出，完成了从成都到重庆再顺长江而下一直到南京最后回家的壮举。这是我们哥儿俩在武汉的合影，回忆中，苦都是乐。

在校期间，我组织过一届书市，去北京很多书店商谈，人家答应让我们七五折或八折进书，于是拉到校园来卖，防盗成了重中之重。其中有本班一同学来到现场，趁大家不注意，将几本书装入包中，被抓了现行之后，他理直气壮地说：“还要钱吗？那我不要啦！”

多年之后，他成了京城一著名作家。

而正因为我们严防死守，那届书市挣到近三十元，大数目，十几个同学用喝酸奶的方式把这笔巨款奢侈地消费掉了。

逃票

在八十年代上大学，如果谁没有逃过公交车票，估计他是撒谎。

车越挤，逃票的可能性越大，毕竟乘务员寸步难行。但只靠人多来逃票，成功系数不高，于是画月票就成为最主要的方式。

一个宿舍，一般集体买一至两个月票，然后轮流出门，都拿这借来的月票，方法就是换上自己的照片，并在照片的角落上，惟妙惟肖地画上公交印章，再装上月票夹，几乎可以乱真，于是，才有了那时候大学生中间“百日蹭车无事故”的民间评选。

然而百密总有一疏，或者太过乱真以至于造假者过于大意，本宿舍一老兄，出门拿上改装后的月票，表情轻松地上了车，查票时亮出月票，可售票员却不依不饶，原来，他没夹住自己的照片，从月票夹里滑落出来，让人一眼看出和月票上的照片不是一个人，老兄始终不承认造假，硬说照片上就是他，之所以自己显瘦，是因为公交车太挤造成的。狡辩半天，还是被人家拉回公交车总站，那时候，可没有“文明服务”这回事，于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本宿舍老兄招供。最后被罚了半个月饭钱，灰溜溜回到宿舍，吃了俩礼拜咸菜。

传看武侠书

八十年代中后期，金庸古龙开始疯狂流传，不知谁从家里或朋友那儿拿来一套，因为平日买不起，于是大家废寝忘食地传着看。

一套金庸古龙，一般四五本，几十个人抢着看，想按顺序就很难，于是，只能先拿到哪本就从哪本看起，至于下一本到手里是不是连着，看运气。

于是，我们看金庸古龙，大多是看完三，看五，然后看一，再看四，最后看二，阅读顺序不同，导致大家对同一本书的理解并不同。至于各位看客，有没有在多年之后有了条件，再重新按顺序看过一遍，那就各自选择了。

但是，我们都觉得金庸古龙好看，估计与这种错乱的阅读有关，因为前言不搭后语，凭空又添了悬念与想象。

打发无聊的日子

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尤其是文科生，不一定都热爱读书，甚至是，很不爱读课本及正经书。可毕竟是青春，一身的精力，总要找出口，太多的无聊日子需要打发，于是，除去踢足球，其他的各种娱乐方式就开始层出不穷。

八十年代中后期，麻将进了校园，一夜之间火爆起来。学校当然要抓，学生却不可能不打，猫捉老鼠的游戏天天上演，甚至同学之间，也要斗智斗勇。比如中午或晚上吃饭前，怕一会儿回来没自己的位置，就拿走几张麻将牌装自己口袋里，然而先吃完饭回来的几个，才不管这些，缺牌的麻将照样打。由于当时高校管理，晚上到点儿停电，苦了打麻将的，我们干过在楼道厕所处打麻将的壮举，因为那儿有亮。也因此，时常有半夜起夜的老兄，一边尿，一边回头支招，“打五条……”

八十年代是一个很崇尚装酷与摆严肃姿态的时代，天天嬉皮笑脸会显得很没水平，于是，我回头看自己那时候的照片，装严肃的居多。而任何事，装的时间长了也就成了习惯，所以，好像到现在也不喜欢笑。看样，这属于一个时代的“后遗症”。

赌资是饭票，几分钱为底，谁如果一天输了一张满值四元的菜票，那算是点儿背到家，一般会拿着空饭盆，跟在赢家后面蹭饭吃。

除去麻将，也喝酒，但口袋里缺钱，这习惯养不成，只能极偶然而为之。不过还是有本宿舍一老兄与其他宿舍一老兄，打赌，一起分了一瓶酒精，喝下去，对坐在床上，看谁先倒，最后双双不省人事！我们事后查证：酒精都是医用的。

还有，就是抬杠侃大山，只要凑够三个人，辩论会就开始，国际国内大事，尼采萨特叔本华，你只要敢开头，我就敢跟上。那个时代，之所以哲学家们的书热销，估计和大家都需要谈资有关，没点儿知识储备，话题参加不进去，女朋友都不好找。

大把大把无聊的日子，被大把大把的创意给填满，到最后临毕业时，懒得动脑子的人们，竟然开始玩飞行棋和跳棋，用扔骰子充填时光的流逝。多年过后，这一切竟成了回忆中，很美的一种青春风景。

各种名人的讲座

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讲座是重要的课。

有名人要来，校园往往提早贴出海报，大家早早去用书本占座，晚上好与之唇枪舌剑。没人因为是名人，就放他一马，反而变本加厉，都琢磨着提更刺激的问题和名人过招，事后也很少有人去找名人签名合影（当然，也是因为没有相机），但是如果真讲得好，回到宿舍，相关话题一定以卧谈会的形式持续到天明。

为请名人来做讲座，我去过梁晓声老师的家，之前不认识人家，问清楚之后，推门就进，一聊半天，敲定讲座时间，之后，梁老师真到。

也去请过刘索拉，来回接送，聊什么忘了，但感觉自己挺放松，而且，人家还真跟自己聊。

那时候的讲座充满火花，张贤亮在本校，号召大学生入党，将一个农民政党改造成知识分子的党，台下一片掌声，并成为一些媒体报道的内容。

多年以后，我在宁夏与他谈到这件事，他说：之后还与胡耀邦认真交流过。

写信

那个时候，没有网络与短信，甚至电话也没有。在家乡的时候，各个单位怕找不到人，休息的日子都要安排职工轮流值班，而要找人，则直接上门去找，没在家留个条算交代。所以，那个时候，同事互相知道家住在哪里是很正常的事。

上了大学，与家人和同学的联系，主要靠书信往来。记得1986年那一次小型学潮的时候，我一位在四川大学读书的中学同学，给我写来十几页的一封信，厚厚的，一笔一画皆是对时局的分析与评论，而我的回信好像也不短。

越来越短的信，是写给家里的，后来的功能主要是要钱；为了稍加掩饰，前面要汇报一下学习情况，目的还是为最后要钱作铺垫。

信与汇款单，是上大学时最盼望的东西。当时班里负责此类事务的同学牛气得不行，每天午饭后，见他拿着书信前来，都跟看见圣诞老人似的。

如果遇到更着急的时刻，就要出去很远打电报，而打电报是按字收费的，于是为了省钱，都学会了简短表达，花小钱办大事。后来电报退出历史舞台，也间接开创了一种啰唆的文风，算是“后遗症”。

看现场配音的外国电影

八十年代，技术因素加之物质条件贫乏，盗版业没现在这般发达，偶尔为之都是录像带版本，一手的几乎没有，大多都是三四手之后，我们称之为“孙子版”或更晚辈，这样的版本，让大多数彩色电影的效果都已如黑白一般。但即便如此，拿到一盘好电影的录像带，都是同学间的大事，像《出租车司机》、《野战排》都是模模糊糊看完的，但印象却十分深刻，并绝对成为日后谈论很久的话题，以至于校园里的美女，都在那几天中不再有吸引力。

在广播学院，有过一段特殊的观影经历。在小礼堂里放外国电影，全部的配音工作，由现场的一位同声翻译承担。记得印象最深的，是看已经带有一些叛逆色彩的前苏联电影，比如《悔悟》、《被遗忘的长笛曲》等。在当时的中国，这类电影中对历史的反思与对权威的质疑，让我们有种提心吊胆的过瘾感。翻译，是现场的一位女老师，不管影片中有多少角色，都由她一个人现场同声翻译，带我们进入一个又一个艺术的世界。

除去这种“极品享受”，当时的另一种“观”影经历至今已荡然无存。那就是周末上午，大家睡醒了不起床，宿舍中打开一个收音机，共同用耳朵“看”电影，也就是听“电影录音剪辑”。一个又一个角色，都由一个又一个有特色的声音扮演着，让我们感叹声音的魅力。现如今，这“享受”已如公共澡堂里搓澡一般千载难逢了。

而至于《读库》出品人张立宪同学在回忆八十年代时，大谈A片观影记，我们则是“可以有但真的没有”，学校期间一次也没体验过。我高他两届，看样仅仅两年时光，时代就堕落或进步了很多。

都讲政治

在八十年代上学，不关心政治不谈论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时候的各种思潮也多，学术界各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期待也很大，然而冰冻了很久的时代，解起冻来也乍暖还寒。四项基本原则、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那个时候常常提起的关键话语。

这张照片，也是大一时在校园主楼后面拍摄的。值得说一说的并不是装腔作势的我，而是我身后大牌子中的一些关键词：“又红又专”“抵制腐朽的没落……思想影响”，显然，那是一个乍暖还寒、还需要人们头脑中时常绷紧一根弦的时代，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及清除精神污染是那个时代时常要搞的运动。

但大学生天然关心这些。之所以这样，一是因为时代特点，政治依然拖着长长的影子在市场经济到来之前晃荡着，谈论政治仿佛谈论民族未来一样；二是因为生存压力不像现在大学生这么大，而总谈女孩，也不符合新一代大学生的形象，更何况，女孩也要和你谈政治；三是青春特有的锋芒决定了，什么东西僵硬，什么就会成为反叛的对象。除去谈论，有时，还要搞点儿带政治色彩的行为艺术。

198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十周年，我们一群男生统一军大衣打扮，去天安门广场纪念。其实也是一种好奇。果真，入广场不久，就有便衣跟着我们，最后演变成摄像机跟随。我们看在眼里，慌在心里，刺激到血管里，脚步却进一步肆无忌惮。回来之后兴奋了很久，有种与体制作战的快感，全然忘了，自己，还不过是一群孩子。所以，那个年代，大家都讲政治，不过，和今天的讲政治不太相同罢了。

舞会

八十年代的城市，不知为何流行跳舞，大学校园里也不例外，估计是因为这是当时接近异性最合理的方式，不像现在，钟点房都有了，民间的舞会也就淡了。

那时候办舞会完全自由主义，到了周末或节假日，找一个小录音机，开一间教室就可以开始，反正对灯光要求也不高。跳来跳去不过两种舞姿，一种迪斯科一种什么舞曲都跳成走路一样的两步。偶尔有人大胆地贴面，几天中，都会成为人群中议论的话题，议论时，有一些艳羡在其中。

最疯狂的舞会，是我们三年级实习归来，有点儿久别重逢的感觉，于是元旦期间，连着办了三天舞会，最后连走路都不太会了。可我们依然不困，男同学只好通过清晨的一场足球赛，将剩余的荷尔蒙排空才收场。

最奇妙的舞曲，是1989年春夏之交，一切已无法更改，而毕业分手又在眼前，我们竟可以在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中，跳起伤感的两步。每当想起，总是热泪盈眶。那时的舞会，已不是为异性，而像是相互温暖、依依不舍却又各自迷茫不愿放手的亲情相聚。

诗与摇滚乐

上了大学，不写诗，几乎是混不下去的，而且诗歌的盛行不分文科与理科，估计都是北岛舒婷和顾城闹的。当然也与那一代人的表达方式有关。诗，又含蓄又直率，总能击中心头，于是成了时代语言。不像现今的人们，都藏着掖着自己，诗歌般的表达就不合适，所以流行“啥都不说，都在酒里”。

刚入学，写诗之前，搞了一个小调查：你最喜欢的座右铭。没想到，全班七十多人，近四十个都写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个结果让寻找个性的我们很受伤，于是，真开始走自己的路了，写自己的诗就是一个开始。

1989年夏天，我们最后一个暑假，我与中学时的两位好友在家乡的合影。表情都有些沉重而不够欢快，但发型、耐克与彪马鞋加上背带裤，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八十年代即将结束时，物质生活已开始繁荣，也似乎预示着，从九十年代起，中国正式进入物质时代。

所以当时大学宿舍里常见的场景是，半夜总有人不睡觉，憋诗；而白天也时常见哥儿俩对坐，中间一瓶二锅头，下酒的菜，只有诗。

摇滚乐的到来，击中了我们另一种需求，也似乎成了专属于我们的表达。憋闷需要释放，抗争需要方式，又不能那么直接，摇滚乐就很合适。我在北京，买的第一盒磁带，是英国威猛乐队在北京的演唱会专辑，不过磁带封面上写着“英国瓦姆电子乐团”。据说九十年代，有记者问威猛的主唱乔治·迈克尔：“你经历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是什么？”乔治·迈克尔回答：“是1984年在北京办演唱会，北京的观众听我们的音乐，竟然无比安静。”然而乔治·迈克尔不知道的是，两年之后，这种安静就不见了，当崔健登台唱起《一无所有》，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开始，而那场演出的票，是我和同学一起去买的。

在北京，我买的第二盒磁带是迈克尔·杰克逊的《Bad》，一盒磁带5.5元，是咬了一星期的牙并省了一个星期口粮才买下的。二十多年后，杰克逊告别这个世界，生前围绕他的一切争论都烟消云散，他再度成了神。而有趣的是，从他离世的那天起，我儿子真正走进杰克逊的音乐世界，并多次感叹：“《拯救地球》，是我听过的最美的歌曲。”

这可能是八十年代留给新世纪的又一道光影。

又过去了十年，1999年，我抱着刚刚两岁的儿子回到了母校。在这个记忆中曾经枪林弹雨的大门前，孩子若无其事地开心着。回忆，只是身处其中一代人的事情，对下一代来说，那不过是冷冰冰的历史，与他有何关联？

终于告别

大学毕业于1989年，是一种前无古人怕也后无来者的体验。一场特殊的风暴，让我们的离别，无人相送。

那个时候的我们，已然很累，累到骨子里，前途未卜，校园里除去毕业生已无他人。

还好，每一个时代，都为告别准备了旋律。属于我们的，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

一次又一次地唱起，一次又一次地哽咽，一次又一次地看着火车开走，一次又一次结伴回校园。先走的人是幸福的，带不走希望，起码还可以带走温暖，苦了最后走的人，只剩孤独陪着上路。不幸的是，我是最后那一批。

该扔的都扔了，好像带走的行李都不多，最大的行李是记忆以及沉沉的心。我的同学中，有放弃中央电台工作以及推荐研究生资格的准夫妻，双双选择离开北京去广东安家，他们说，那里更暖和。还有的，转身出国，再无音讯，不知今日身在何处；而更多的人，还在国内，我们常常联系，共同守望着共有的记忆与情感。

整整二十年后，2009年春节，我带全家去成都过年，在一个茶室喝茶时，顺便逛了逛旁边的旧书摊，突然看到一本《河殇论》。一本旧书，一本二十年前很火的书，看起来如今几乎没人理睬，混杂在言情和健康或励志类读物中。是的，它早已被时代劝退，我拿了起来，里面都是熟悉的内容，我没怎么翻，问了价钱，发现几乎没涨，并没有升值。其实，不贬值已然不错。于是，交钱，带回北京，此后，再也没翻过，只为让它不在那旧书堆里寂寞难过。

然而，这本书，却让我瞬间安静下来，如同二十年前，那个八字头时代的最后一个冬天。当时，我在北京郊区周口店乡锻炼，天天打牌打哈哈，一年之中，书只读过两本，《红楼梦》和《大气功师》。心中没有希望，也谈不上绝望，常常不知身在何处，总困却又时常睡不着，贯穿着整个八十年代的激情与理想都已不知魂归何处。

那个冬天，空灵而平静。

一个喧闹无比的八十年代，就在一片寂静之中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