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生性诙谐，爱说笑话。他对门下子弟李鸿章和俞樾曾有评语：“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

章士钊认为康有为的文章，多有夸大之词，是其性习使然，又系政治作用为之也。他以为“南海诗文，向欠洗伐之功，笔端起处，即倾河倒峡而出；其勉强趁韵处，往往活剥生吞，无暇咀嚼，以诗律言，诚达不到一个细字。”

梁启超曾说读龚自珍诗文“如受电击”，他自己的文字也实现了这一阅读效果，他“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他的《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以其一泻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新鲜活泼的思想倾倒了几代读者。正是“笔锋常带感情”，使得梁启超的政论富有极大的感染力，影响了几代人。

1903年，孙诒让见到《铁云藏龟》后，闭门谢客，足不出户，把自己关在楼上的一间书房中，两个月不曾下楼，专心研读这些奇怪的文字。有一天，下人突然听到他大叫一声，上楼一看，孙也打开房门走了出来，满面喜色地喊道：“我解通了！我解通了！”孙成为文明史上第一个读通并考释甲骨文字的人。

王国维通过考释甲骨文，使《史记·殷本纪》所传的商代王统得到了物证，证实了司马迁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郭沫若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成绩，是新史学的开山。”

周善培对梁启超说：“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这不待我来恭维你。但是，作文章有两个境界，第一个是能动人，读你的文章，没有不感动的。第一步你已经做到了。第二个是能留人。司马迁死了快两千年，至今《史记》里有许多文章还是使人不厌百回读的。你这几十年中，作了若干文章，你试想想，不说百回读不容易，就是使人读两回三回的能有几篇文章？”

齐白石崇拜王闿运，曾拜王为师，但王闿运私下说，齐白石的画还可以，诗则是薛蟠体。胡适认为这个评价很不公道。

陈独秀初见沈尹默，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受此棒喝，沈开始发愤钻研书法。

钱玄同问蔡元培：“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蔡笑嘻嘻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一篇文章而决定聘其做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梁漱溟辞以对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说：“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又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

《新青年》为编委轮流制，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钱、刘化名写文章在《新青年》发表，驳林琴南的复古谬论，胡适对此大加反对，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并且不许刘半农再编《新青年》，要由他一个人独编。沈尹默对胡适说，“你不要这样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独秀一个人编吧。”周氏兄弟对胡适的态度也大加反对，他们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胡乃缩手。

黄侃曾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他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传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学生。黄善于吟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园一种流行的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

章太炎为黎元洪写《黎大总统墓志铭》，售价为好几千块“袁大头”，可能是晚清以来润格最高的谀墓文字。章本人其实最想为孙文写墓志铭，而国民党新贵与其隔膜，遂留下历史遗憾。

王国维死后，陈寅恪的学生刘节等人请陈寅恪撰文纪念，这就是有名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他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故说：“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他还写道：“为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古直在庐山东林寺设帐收徒，杜宣等人前去听课，古直问他带了什么书，杜说只带了一部《辞源》，古直勃然大怒：“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杜说：“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古更加怒了，大声地说：“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后来古直缓和下来，才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要查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不可靠的。我们做学问要有穷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李权兴在巴黎读书，看托尔斯泰和罗曼·罗兰的小说直至神经衰弱，终于在一次散步时晕倒，大病一场。病中大热大泻，昏昏沉沉，老是梦见一个白衣金发的女神，领着他遨游空中。他后来觉得“没有病死，或许是天使的帮忙，不可不纪念她，于是几次用金发做笔名。后来朋友公认为很新颖，遂索性大胆地作为自己唯一的名字”。他说：“我的笔名之所由来，完全是一个梦的结果”。

20世纪20年代初，一部分留法的中国学生，趁战后德国马克大幅度贬值之机，纷纷到德国去“享受低价马克之福”。李金发为了改变一下自己的环境，亦于1922年冬与林风眠等人结伴而行，一起到柏林游学去了。当时德国正处于经济极为困难的“凶年”，他们则是一群去“享受低价马克之福”的“食客”，李金发就把写于德国的第二本诗集题名为《食客与凶年》。

汪原放标点古典书时，遇到一个问题，旧小说里有些淫秽的地方，若给青年学生看了，不太好，他不知道怎么办。胡适之主张删节，用省略号表示有删节。陈独秀说，不如删掉就是了，只要上下衔接得上，无伤大体。如果用省略号表示删节，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最后依了陈独秀的意见。

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偷看胡适日记，胡笑容满面地说：“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严肃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我死后若干年才能发表。”

阳翰笙曾请茅盾为他的小说《地泉》写序，茅盾直言不讳：“你的书是用革命公式写的，要我写序，我只有毫不留情的批评它。”阳翰笙倒也大度：“批评也是好事。”茅盾推辞不得，只好动笔作序，直言这是一部不成功的小说，或者说失败的小说，太过符号化。没想到阳翰笙竟然把如此尖刻的批评原文出版，茅盾连叹：“雅量，真是雅量。”

叶德辉为大藏书家，他喜欢在珍藏的图书中，夹入一两张春宫画片，其友陈子展问他何故。他说：“避火。”因为“火神原是个小姐，服侍她的丫环达三十六位之多，后被玉皇大帝贬为灶下婢，因此她变得躁急易怒。她平时穿淡黄色，一发威时便穿红衣而引起火灾，但因出身闺阁，在盛怒之时，若看到这玩意，也不禁害羞起来，避了开去。”

常书鸿在巴黎有10年时期，那正是现代主义猖狂一时、不可一世的时候。常无法接受那些颠狂的技术，甚至对毕加索，他也只是喜欢毕的早期作品，对其后来立体主义的画风深恶痛绝，他年轻的妻子叶兰却喜欢艺术的新奇。有一次，他指着毕加索的名画《镜前的妇人》说：“这是绘画变了质，实在令人嫌恶！”叶兰辩护说：“这是令人嫌恶的，可是，萨特说得好：最大的快感从嫌恶之中产生！”

张奚若和金岳霖是好朋友，但有的时候也吵架，有一次话不投机，争论起来了。金岳霖说张真是充满傲慢与偏见（《傲慢与偏见》是女作家简·奥斯丁的著名小说。），张奚若马上说，你才真是缺乏理智与情感（《理智与情感》是简·奥斯丁的另一部著名小说。）。

赵元任与林语堂偶尔通信时，写的是汉字的英文，例如“狄儿外剃，豪海夫油鬓？（亲爱的语堂，你近来忙些什么？）”林语堂非常喜欢。

黄侃一身傲骨，满腹牢骚，他睥睨学术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甚至对太炎先生的经学，有时也会批评一声，“粗！”一次马寅初去看他，谈到《说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问，他便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多有人光会叫革命口号，而无较好的作品。鲁迅虽为联盟尊崇，却说：他们是左翼，但不是作家。

陈寅恪爱做对子。1926年，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先生并称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一天，陈对学生说：“我有个联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大家哄堂大笑。（康有为号南海圣人，是梁启超老师，故国学院学生是“再传弟子”；王国维当过逊清廷南书房行走，是溥仪老师，故国学院学生也是皇帝“同学少年”。）

1930年，时任清华校长的罗家伦去看陈寅恪，送其所编的《科学与文学》。陈随手翻一翻便说：“志希，我送你一联如何？”当即诵出：“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额“儒将风流”。因罗在北伐军中为少将，娶了一漂亮妻子，故如此说。

1932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请陈拟国文试题，陈出对对子“孙行者”一题，一时引起舆论大哗。

1935年，胡风发表了《林语堂论》、《张天翼论》，轰动文坛。林语堂误以为是鲁迅化名批评他，鲁迅则语：“要是我写，不会写得那么长！”两篇万言大论使文坛为有这样一位理论家震惊，尚不认识胡风的雪苇以“伟大”许之，后来雪苇却为此吃尽苦头。

胡风被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东方的卢卡契”，他为文坛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萧红《生死场》的最早读者，直觉萧是有才华的女作家：“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襟。”“这里是真实的受难的中国农民，是真实的野生的奋起，”“在我们已有的农民文学里面，似乎还没有见过这样动人的诗篇。”萧红的这部杰作原没有书名，胡风读后，给它起名为《生死场》。

瞿秋白说自己是“一个不适合当官的人，在一个错误的历史时期当上了一个注定犯错的领导者”。他的文才曾折服了不少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择，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瞿秋白刻一对印，瞿秋白开的润格是50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婚礼那天，瞿秋白手提一手绢小包，说来送金50，郑不胜惶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

民国学人在北平多会染上搜集旧书的癖好。这种癖好也有传染性。一次，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要蒋廷黻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里。他们一起相互监视，找资料时，袁问蒋对哪一方面特别有兴趣。蒋找到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文祥年谱》，一本是有关鸦片买卖的书。袁似乎不感兴趣，蒋私下很高兴。两人分手后，袁回图书馆，蒋回俱乐部。蒋随即转回去想买那两本书，当他半小时后赶到书主处购书时，主人告诉他，袁先生已经捷足先登把书买走了。

1936年底，丁玲在聂荣臻部队里工作，收到毛泽东电报，是毛专门写给她的一首词《临江仙》：“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37年，阎锡山路过江苏无锡，登锡山游览，忽然对他的随从们说：“我有个对子的上联：阎锡山过无锡，登锡山，锡山无锡。请大家对个下联。”随从们无人能对，阎十分得意，登报公开征求下联，好长时间，无人应征，几乎成了绝对。1945年，范长江跟陈毅到安徽天长县时，突然灵机一动，对陈说：“有了，有了，阎锡山对子我对起来了！”他的下联是：“范长江到天长，望长江，长江天长。”

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慕名而来的学生甚众，教室里挤得满满的。他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竟呆呆地站了近10分钟。好不容易开了口，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预定1小时的授课内容，在忙迫中10多分钟便全讲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无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下课后，学生议论纷纷：“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议论传到胡适耳里，胡适微笑着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长沙临时大学草创急就，校舍紧张，文学院各系暂行迁往南岳。当时，在南岳的哲学家除了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还有郑昕、沈有鼎（字冗三）等人，在紧张教授、撰述之余，学者们也开开玩笑。冯友兰就吴宓的一句诗“相携红袖非春意”发表过不同意见；金岳霖有严重的畏光症，经常戴一幅眼罩；郑昕则喜欢喝酒；搞逻辑的沈有鼎用纸枚代替蓍草研究周易占卜的方法——闻一多因此写了一首打油诗：惟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吟诗马二评红袖，占卜冗三用纸枚。

1938年4月，范长江回到《大公报》汉口馆，张季鸾认为一个合格的报人要写社评、编稿件、做标题、拼版、看样，样样都拿得起来，不仅要能跑，还要能坐、能熬。张赏识范长江的才华，也有意培养他、让他磨练一下，所以当他提出做“要闻版编辑”时，就答应了。没想到他只值了两天夜班就大发牢骚，对王芸生说：“我不能这样出卖我的健康！”向来温厚待人的张季鸾先生十分生气：“出卖健康？我们出卖了一辈子健康，从来没有怨言，他只做了两天就受不了，叫他走！”

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梁实秋一直坚持自己的态度，后来的成就也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有人说，当我们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瞿秋白这样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

田汉性格浪漫。抗战期间，国民党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请田汉吃饭，讲明一桌，结果田汉带去三十人。黄琪翔哈哈大笑：“我事先就防了你这一手，准备的酒席恰好是三桌。”田汉即席赋诗，也是哈哈大笑。

徐铸成说，张季鸾的文章之所以常常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在于“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就在于他不仅有见识，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同时也在于他的“笔锋常带感情”。俞颂华在评价王芸生文章为世人所传诵时也说：“他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入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派的民意脱节。”王芸生自己在《新闻记者怎样立言》中说：“要热情，才能使‘笔端带有感情’，才能在笔下表现文字的生命和活力。”

张季鸾生前曾传授给王芸生二十字秘诀：“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其本人则倡人生哲学之多重境界。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抗战时期，陈寅恪执教于昆明西南联大。一日在旧书店购得店主昔年在常塾钱谦益旧园中所拾之红豆一粒，他后来写道：“自得此豆后，至今岁忽忽二十年，虽藏置箧笥，亦若存若亡，不复省视。然自此重读钱集，不仅籍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陈自述说：“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词，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叶公超先生教学法非常奇特。他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声一喊：“stop（停）！”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有人偶尔提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相安无事。有学生问他有的字在《英华合解词汇》里查不着，怎么办？他说：“那个《词汇》没用，烧了，要查《牛津大词典》。”钱钟书说叶先生太懒，郑洪年称他为“外国名士派”，闻一多则呼他为“二毛子”，指他精通洋文不懂国故。

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看。他的一位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师生的这段对话，对殷海光影响至深，他直至晚年仍然未能忘却。

汪曾祺上过闻一多的《楚辞》和《唐诗》课。他记得闻一多讲《楚辞》的开场白：“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为名士。”汪当时对政治不闻不问，甚至对闻先生参与政治的做法有些不以为然，觉得文人就应该专心从文。闻先生对他的精神状态十分不满，痛斥了他一顿。他写信给闻先生说：闻先生对他“俯冲”了一通，并且对闻先生参与政治的做法直截了当地提出不同的意见。闻先生回信说：汪曾祺对他“高射”了一通。此事在当时传为趣谈。

吴昌硕人极矮小，至死84岁，头上仍盘一小髻，似道士一般，无须，故治有“无须道人”一印。初一见面，几与老尼姑无异，耳聋，但有时其子女小声谈老人贪吃零食等等，他肯定会开口声辩自己并不多吃。有人说：他的聋，是做作的。他晚年如有人请吃酒席，逢请必到，到必大吃不已，回家时就腹痛不已。朱疆邨跟他老乡，交谊最深。朱集成语赠他：“老子不为陈列品，聋丞敢忘太平年。”

吴湖帆画名卓著，而忌惮游山玩水，中年后受冯超然影响，以一榻横陈，自乐不疲。张大千曾嘱陈巨来劝之，以为应多游名山大川，以扩眼界，以助丘壑。吴笑对陈说：“你告大千，吾多视唐宋以来之名画，丘壑正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也，何必徒劳两脚耶。”

冯超然曾对陈巨来说，我画无师，在松江当学徒时，买得一部同文书局印的《三国志》，像绣一百二十回，有二百四十张插图，我用油纸摹了三次之多，故所画人物，无论什么姿态，我都能画。其坦白令人可佩也。

1949年5月，胡风对绿原说：“你所欢呼的时代来了，希望我们的朋友都有礼物献给这个时代。”他自己献出了一首近五千行的长诗：《时间开始了》。

冯友兰第一次与毛泽东直接接触，是在1949年10月。当时有许多人向毛泽东写信表态效忠，他也写了一封，大意说：我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回信：“友兰先生：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毛泽东十月十三日。”

1952年8月，湖南大学评定教师的薪水等级，最高为六级，杨树达当然是其中之一，群众无意见，或以为杨老先生还应再高一级才好，但杨本人却觉得不必再高了。当听说谭丕模和杨荣国两人也是六级时，杨树达大为不满：“谭丕模连《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都看不通，亦评为六级。余提议应减，无人见信也。凭心而论，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模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8大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约200万字，蔚为大观。其时胡适身在美国，抱着一种近似隔岸观火的态度“欣赏”大洋彼岸的这场闹剧，且极富耐心地看完了这8大本奇书。据严秀先生猜测，即便是当时的大陆，恐怕也没谁能读完这些“煌煌巨著”，包括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有一次唐德刚指着这些书问：“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答说：“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胡适曾对唐德刚说过：“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刘白羽本为作家，但在运动中整人厉害。在作协的一次全体大会上，他作报告说：“中国作家协会藏垢纳污，等于一个国民党的省政府！”而此人私下则相当“正经”，他会跟人谈什么作品、作家。有一次他问韦君宜：“你青年时代最喜欢哪个作家？”韦说她喜欢屠格涅夫，刘就此谈下去，说他自己以前喜欢契诃夫，像那条狗木木，叫人永远忘不了，还有那篇《困》，哎呀怎么怎么困呀！困死人了……韦君宜承认，他的审美眼光令人叹服。

1958年，在“双改运动”（教育改革与科学研究改革）中，全国高校兴起每人多读一本书的活动，它的意义在于：把这些书加起来，就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读过的书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说：“我们实际上是用人海战术，百以当一，一个人读一本书，一百人就一百本，这就赛过一个读过八十本的人。”

50年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检讨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以有说无，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让过关。金岳霖由于素与政治无涉，在运动中过关较快，不久还被树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以促进冯氏转变。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说：“芝生呀，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说着，扑上去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周作人在1965年4月最后改定的遗嘱中，谈到希腊作品《卢奇安对话集》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冯友兰自称善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他的文章《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发表于1957年1月8日《光明日报》，批判者中的一位，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伯达。冯诉苦说，陈的“思想相当混乱，叫人不知道他所问的究竟是什么。”

王敬义每次离开梁实秋家的时候，总要偷偷在其门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梁实秋对此一直装做不知。有一天，王自己憋不住了，自我曝短，但又不乏得意之情地问梁实秋：“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吗？”梁微笑着说：“我早知道，因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

卜少夫曾说：他好酒但不嗜酒，并非酒鬼；他好色但不迷色，亦非色鬼。友人赠一联曰：“海枯石烂从来少，燕叱莺啼尽可夫”，把酒女海燕与他的名字嵌在联句首尾，颇有讽劝之意。他不但不介怀，且欣赏联句并将之公诸《新天》，遍示好友。

周弃子年青时即享有文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提出并且为广大群众接受的抗日救亡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周晚年在台湾自号未埋庵主，穷困甚于高阳，两人友善，周多次向高借贷。一年年关迫近，高阳无接济动静，来访的张佛千问：“是否需要我给高阳打个电话去？”周忙摆手：“不用，我不催他，他已经在为我着急，何况他的年关也是年年难过呢。”

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建国后，他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居家艰难，长期住在胡同里。有一年多雨，许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门前轻轻叹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们听见了，批评他说：“农民不会这样想。”

胡适在台湾，曾创作了一首“新三从四德”诗：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李敖在台大属于那种“眼高于顶”的家伙，对教授、对上课的态度便是一例，但他确实是出类拔萃之辈，其功力早已超过一些教授。那时考研究所必须通过口试，而主试者，便是院长沈刚伯和姚从吾等著名学者，大家环形落座，李敖坐在中间，但无人提问，因为李敖的学问他们最了解，实在无考之必要，一不小心，可能还会被李敖反问一通，岂不大失脸面，于是大家都望着他笑。最后，院长沈刚伯发话了：“你还要穿长袍吗？”众人遂大笑，录取了李敖。

作为大出版家，王云五跟张元济不同。张是纯粹的夫子，搞出版仍关注一个“学”字；王云五不然，他着眼于一个“商”字，有人说他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他自承：“出版事业犹如开饭馆，要饭馆出名，必须要有名厨，厨子比老板还重要。他要拥有支配全饭馆饮食的全权，才能端出来精彩的菜肴，以飨食客。出版家最好是读书人，书读得博，不一定要专，这样才能推出各类可读的书。”

张光直一生给无数人写过推荐信，而有一次，一学生在香港找工作，用人单位要这个学生的结婚证，但该学生的结婚证弄丢了，用人单位请证人写证明材料，于是请了张光直先生。张证明说：从我认识他的那天起，我就从没有怀疑过他和某某是夫妇，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如此，至于结婚证不见了，那是常有的事。我得找找，说不定我的结婚证也找不着了。

冯友兰高寿，使一些健康杂志颇感兴趣，当人正儿八经问起他长寿的秘诀时，他却只有“不……着……急”三字可以奉告。

1978年3月，北京开科学大会。潘怀素在温州对黄河清说要去北京献礼，献自己乐律研究成果的礼。行前，潘先发电报给科学大会、郭沫若、黄镇。电文由潘口述、黄记录，非常长。那时电报费一个字7分钱，花了黄半个月工资。潘执意亲自赴京，黄倾囊而出，给了他40块钱，买了张去上海的船票，送他上船。临别前夕，黄河清写了首诗呈先师：八十四年不老身，一生只唱善美真；此回当奏纯正曲，流水高山自有人。

马三立对老年人的保健很有心得，他说，健身要因人而异，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采取不同的锻炼方式。“我早晚共走一千六百步，坚持搓脸、磕牙、搓头发；每天用手摸脚面，用脚踢屁股，扭腰转身，拍打前胸后背。”“文革”时，马三立在“牛棚”每天坚持搓脸、磕牙两次，每次10分钟。他偷着磕牙时，被人发现了，硬说他对党“咬牙切齿”，于是，大会批、小会斗，他才中止了磕牙。

钱钟书言语刻薄，有语不惊人之意。王辛笛《手掌集》出版后，钱钟书、施蛰存等人应邀到王府便饭并获赠样书。离开王家后，钱钟书指着《手掌集》封面图案对施等人说：辛笛手中抓着一朵花，他印出来了，但他另一只手抓着钱（当时辛笛在银行任职），却不印出来。

李敖喜欢海明威，海明威讲过人可以被打败但却不可以被打垮的话，这一点，李敖做到了。他曾经嘲笑过大陆的“伤痕文学”是“哭哭啼啼没有出息”。他有权讲这个话，他在黑狱里受了10年折磨，出来后春风不改，笑容依旧，稍事片刻的休整，就拍马挺枪再次上阵搏杀，而且越战越勇。让我们真是无话可说，只能讲，这个人真是条汉子！

1973年，余光中应邀到台湾清华大学给教授们讲演，在满座博士之前，他朗诵自己的新诗：“星空非常希腊”。正在自我享受吟哦之趣时，一位听众虎地站起来，劈头说：“你这诗不通，希腊是名词，怎么可以当形容词？而且崇洋媚外，中国天空也有蓝的，形容蓝天为什么一定要找外国？”余光中愣住了，缓过神来，锐词相讥，说什么文学不是方程式，不懂就不要乱说。结果惹怒了更多人，讲演不欢而散。

钱钟书曾在余英时等人面前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余恍然钱钟书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余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辩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钱钟书正在余家作客，这句话余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

苇岸确诊肝癌晚期后，考虑过放弃治疗，不惊动任何人，悄悄离家出走，到南方或沙漠，走到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或是在途中以其他方式告别人世；也曾考虑仿效诗人海子的做法，并同诗人林莽、王家新谈论过这些死法。王家新用了维特根斯坦的一句名言来强力劝阻他：“自杀是肮脏的。”苇岸受到了震动，最终打消了这些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