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照说：“中国之大，竟寻不出几个明白的人，可叹可叹！”

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王茂荫是晚清朝中为数不多的精通经济问题的官员，他敏锐地认识到货币的价格和价值相分离的特征，并上升到“以实论虚”的理论高度，即坚持货币的金本位。他是《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他有一句名言：“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

孙家鼐说：“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

张之洞说：“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

康有为有《草堂示诸子》诗云：“圣统已为刘秀篡，政家并受李斯殃，大同道隐礼经在，未济占成易说亡。良史莫如两司马，传经只有一公羊，群龙无首谁知吉，自有乾元大统长。”

1907年，陕西留学生党松年等人在东京创办《秦陇》杂志，请张凤翙写稿，张说，“你们这些醋桶子用笔杆子革命，我们军人革命，要用枪杆子。”一笑了之。

辜鸿铭说：华夏文化的精神在于一种良民宗教，在于每个妇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丈夫，忠诚的含义包括帮他纳妾；每个男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君主、国王或皇帝，无私的含义包括奉献出自己的屁股。

鲁迅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林纾曾说：“古文之不当废，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

王国维说：“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新文化运动时，柳亚子响应反孔言论，主张“非孝”，说父子应以兄弟相称。他写诗给儿子柳无忌：“狂言非孝万人骂，我独闻之双耳聪。略分自应呼小友，学书休更效尔公。”他还进一步主张废除伦常，在一首诗中说：“共和已废君臣义，牙彗羞他说五伦。种种要翻千载案，堂堂还我一完人。”

李大钊说：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最艰难的时候改造国运。

丁文江最恨靠政治吃饭的政客，他说：“我们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

陈光甫说：“天地间事物有重于金钱者，好感是也。能得一人之好感，远胜于得一人之金钱。”“上天不负苦心人，为社会服务，利在其中矣。”

林长民说：“做一个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份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之伟大非他，只是人类理性之伟大。中国文化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

鲁迅批评借保存国粹而维护专制政治的“国粹派”们，他说，“我们要保存国粹，须得国粹也能保存我们。”

许春草有个理想，就是要求正义如大水滔滔，公平如江河滚滚，畅流无阻在祖国大地之上。他原是个泥水工，参加过辛亥革命，讨伐袁世凯，讨伐陈炯明，抗日等等各个近代史上重要的斗争。他有几句名言，一曰：人民反对暴政不必向政府备案；二曰：有公愤无私仇；三曰：不与魔鬼结盟，不与罪恶击掌；四曰：对付外国侵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无钱无力则出命，“我出命”。

张爱玲说：“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顾维钧曾反复阐述他对于外交谈判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否定全胜论。顾说：“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记得一句古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换句话说，坚持原则比只顾局部利益为好。我一向把这句话看作是个人一生中的宝贵箴言，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这项箴言不适用于外交，因为国家是永存的，不能玉碎，一个外交家不能因为必须坚持原则而眼看着他的国家趋于毁灭不顾。”

恽代英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在黄埔军校与蒋介石同事，被捕后，蒋劝降不成就将其杀害。恽坦然处之，他在狱中写诗：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蒋百里说：国家观念在中国人向来不够明强，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央若非一代开国之时，亦往往力量不强。而保卫地方倒能发挥出较大的力量，因而有时一个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从地方（民间）兴起来。

陈寅恪说：“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

夏承焘评论陈寅恪时说：“著书有三种：最上，令读者得益；其次，令此学本身有发现；其三，但令读者佩服作者之博学精心。陈君之书，在二三之间。”

1931年，梅贻琦在清华大学的就职演说中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冯友兰说：英美及西欧等国人之所以是“智”、“富”、“强”者，并不因为他们是英美等国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城里人；中国人之所以是“愚”、“贫”、“弱”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而是因为中国人是乡下人。

郁达夫谈鲁迅之死：“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张荫麟说，“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冒险”，他认为，“一切超于个人心智以外之前定的历史目的与计划皆是虚妄”；“历史之探索，乃根据过去人类活动在现今之遗迹，以重构过去人类活动之真相。无证据之历史观直是谵呓而已”。

1937年，傅雷为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写下献辞：“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首先要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

抗战时期，钱穆在西南联大撰写《国史大纲》，他特地提出应把“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智识”，作为修撰新通史的必备条件；并昭示国人树立一种信念，任何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闻一多说：“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以内。”

二战末期，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晏阳初补充了一条，就是人民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胡适说：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治学方面，更表现在其做人做事上。作为学生和朋友，傅斯年对胡适也有这样的忠告：“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晏阳初说：富有的人民和富有的国家必须认识到，只有当贫穷的人民和贫穷的国家满足了，你们才是安全的。你把这叫做明智的自身利益也可以。

贺麟说：如果把民族复兴理解为单纯的经济振兴，则不惟忽略事实，也不明复兴的要旨，事实上，任何民族复兴的关键还是主体精神价值的张扬。

顾颉刚说：“让我盲目崇拜一个人就像让我训斥一个仆人一样困难。”

雷海宗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

沈从文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回答道：“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蒋介石曾向侍从室的唐纵说：“在现今之世，不善英文，不能立足。”

吴浊流说：我们的青年，相反地视固有文化等如垃圾，不值一文，放弃而不读，其结果产生无根的思想，像浮萍一样，风一来就摇动，可左可右可前可后，这种现象从哪一角落来看，都是同样的，因为他们没有根，就不能根生大地，也不能根深蒂固发育起来。

张伯苓先生曾言：“我不给孩子留财产，我给他们留德。”有人说，举目四望，当世已无教育家。

冯友兰曾说：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在表面看起来，似乎很不注重哲学，但在骨子里，我们这个世界是极重视哲学的。走遍世界，在大多数国家里，都有他所提倡及禁止的哲学。在这一点我们可见现在的人是如何感觉到哲学的力量，每一种政治社会制度，都需要一种理论上的根据，必须有了理论上的根据，那一种政治社会组织，才能“名正言顺”……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都立一种哲学，以为道统，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

梁思成说：“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表现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筑。”

吴清源说：围棋本身不是一个武的东西，而是文的，是文化。围棋跟政治没有关系。

黄仁宇以“大历史观”名闻海内外，他以为中国落后是因为不能“在数字上管理”，“数字管理也可称为经营上的管理。在一些社会中，许多事情不能通过金钱、金融的方式来管理，彼此的关系不能以金钱、资金等数字化概念来描述，这就是不能用数字管理的社会，如中国明末的农业社会。印度农村社会也是如此，不依金钱交易关系，而按照种姓制度，以种姓分工来管理。现今世界上不少地区，将社会习俗与宗教溶为一体，实行宗教式的管理，如印度教流行的印度社会，回教的中东和北非社会等，也都属于不能实行数字管理的社会。欲实行数字上的管理必须废除特权、社会隔绝情况。”

张中晓说：“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于黑暗，惟一的办法是使自己发光。”

聂绀弩不仅写了大量精彩的古典长篇小说人物论，而且他的咏《水浒》、《红楼梦》等书中人物的律诗也在朋友间传诵一时。如他的咏林冲的句子：“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慷慨悲凉，催人泪下。

聂绀驽有诗：“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

殷海光说：“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

顾准说：“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余英时说：“‘五四’乃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运动，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

杨振宁说：“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

北岛说：“在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路遥常说：“靠写小说挣稿费赚钱，就和靠卖血赚钱一样。”

陈映真说：“左派的退潮不是我一个人的遭遇，而是全世界的情况……我始终认为，只要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没有解决，只要资本主义不是人类最后的答案，人类就留下了对于社会主义选择的可能性。”

苇岸在《大地上的事情》序言中说：“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真正的作家或艺术家，应是通过其作品，有助于世人走向尧舜或回到童年的人。”

王小波说：“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

袁世凯自挽：“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孙中山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1916年11月8日，蔡锷溘然长逝，年仅35岁，去世前口授蒋百里代写遗电：“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三、在川阵亡将士及出力人员，恳饬罗、戴两君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前，对卢夫人说：“我受伤太重了，两条腿都没了（其实他的腿并没有断），恐怕不行啦！告诉小六子（张学良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鲁迅逝世前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并在该文稿上立下了著名“遗言”：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施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张自忠给冯治安留下临阵遗嘱说：“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弘一法师临终写下“悲欣交集”四字。他致夏丐尊的遗书：“丐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月□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谨达不宣。音启。”遗书的月日，都空着，他圆寂后，由侍疾僧补填。

罗振玉挽自己说：毕世寝馈书丛，得观洹水遗文，西陲坠简，鸿都石刻，柱下秘藏，抱残守缺差不幸；半生沉沦桑海，溯自辛亥乘桴，乙丑扈跸，壬申于役，丁丑乞身，补天浴日竟何成。

卢作孚自杀前，留下一纸遗书，只有两行字：“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

周作人在最后改定的遗嘱中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50年来的心愿，识者自当知之。”并在遗嘱前说：“以前曾作遗嘱数次，今日重作一通，殆是定本矣。”

殷海光在病中遗言里说：“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15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汪曾祺说：“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起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

穆旦诗：“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钱钟书说：“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他的名言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冯友兰临终前，说了最后一句关于哲学的话：“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

李泽厚给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写序，开首句为：“82岁高龄的宗白华老先生的美学结集由我来作序，实在是惶恐之至：藐予小子，何敢赞一言？”

黄万里遗言：万里老朽手启予敏儿及沈英夫妇弟妹：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2001年8月8日手笔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