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

去年夏天的时候，我为海外的专栏写文章，曾就时事写了一篇“好在我们只有一个茅于轼”，对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茅于轼先生，这位可敬的中国老人进行了极严苛的批评。许多人对我不满，说我太过分了，甚至对我反唇相讥，听说还有提起我的名字就跳脚大骂的人。我本非热闹中人，贸然评论起一个公共人物的言论来，实在非一篇文章能够周全，它需要漫长的铺垫。当时的我却情不能已，不得不发。因为它既涉及认知，也涉及立场。茅老在这双重的意义上把自己置于难堪之中，我只能对此表示不满和遗憾。这件事让我再次反思我国的圣贤君子人格，它跟现代公民人格有什么差别。在以前的一篇“为什么我们只有一个茅于轼”文章里，我称赞过茅老的人格。我的称赞和批评都没能把这种差别点明。听说吴敬琏先生都很关注我对茅老的批评，这让我更觉得自己确实孟浪，所谓的特立独行之评实在有点孩子气。

承天则的张曙光、茅于轼、盛洪诸先生的宽宏盛意，我应邀为天则的双周论坛做了一次主讲。题目是“类人孩：人类文明演进的一个假说”，我本木讷口拙之人，参加论坛的人却给了我善意的体谅。意见建议至今记得。因为我以为文明的发展是要使人类告别类人孩阶段，故对类人孩的无权状态和心智蒙昧多有阐发，盛洪说类人孩不一定是坏的，中国古人有“圣人如婴”的观念，他说我需要打通这一环节才好。黎鸣先生则鼓励我写一本书。茅于轼先生则问我的“革命”观念是什么意思，我明白他想告诫我的是革命之不可轻言。

为这次演讲我至今对天则和茅于轼等先生充满感激，它促使我要把三四年来的工作尽快收尾。不止一个人建议我为类人孩的说法写一本书，但我在心里早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与其空洞地谈论概念，不如验之以历史事实。对其关键的现代转型进程，我关注了何止三年四年。虽然，现在把这本“类人孩语”奉献到读者面前，我仍感到有一种仓促行事的不安。

我国的现代化史是一部过于漫长、充满罪与苦的历史，阅读这部历史，包括身边的现实，我经常会有疼痛、羞愧、耻辱之感，会有呼天抢地之意。我经常想，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受这么多的苦难？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目的或人生秘密，让我们流这么多的血，犯这么多的罪，有这么大的冲突和仇恨？能不能让这个目的或秘密显影定形？我们走过这么多的污泥浊水，经受这么多的磨难坎坷，有什么能做我们向导？

对我个人来说，向导是有的，那就是文明，是乡愁。因为这样的向导，使我在翻检近现代历史人物的行状时，常常停留长久。由于个性使然，我从来关注个体的身心安置，自然以为在现代转型的成就里，个体的心智和权利如何是极为重要的标识。他们说过什么，如何说，他们有什么喜怒哀乐，成为我研读并愿与人分享的内容。到2002年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词：类人孩，我像回到故乡的丁令威一样，认识到我和我的同胞乡亲离文明仍然遥远，我们是无知于权利、权利不得保证、心智蒙昧身份可疑的类人孩。对那些先贤、前辈，我有着物伤其类的同情；阅读他们不能返乡的人生，了解他们无能获得文明的成人理性或说现代公民人格的悲惨遇合，感知他们的肝胆忠义，英雄末路，狂狷意志，我的心情难以言喻。我至今记得，无数个炎炎夏日，我坐在蒸笼一样的屋子里，整天整天地读书、抄录卡片，汗流浃背，常常为一段故事激动地站起来在屋子里转圈，又或者为一句话停顿下来静静地流泪。现在这些卡片的一部分，就成为《非常道》的来源。

现代转型是一次成人革命。在我国的现代化史上，“五四青年”占有着重重的一笔，由于转型的艰难，这些“青年”也最终没有精进为成人，他们走上社会，仍主动或被动地沦为类人孩状态，他们没能进身成为现代国家公民。在文明眼里，他们，包括今天的我们，是无能进行有效沟通的原子个人，是不解返乡或不能返乡的浪子。文明社会的成年理性交往，乡愁状态的文化身份归宿，是他们梦想而不得的。最悲惨的，类人孩们永远在学习，在准备生活，在改变认知，在吃亏后又长一智，如陈独秀、胡适一生的流质多变不亚于梁启超和郭沫若。最悲惨的，是类人孩们的不自知，他们把每一次获得的认知都当作真理或终极信仰，今年跟马克思站在一起，明年跟鲁迅站在一起，后年就跟哈哈哈站在一起。最悲惨的，是类人孩们明知自己的处境而无能改变，如晚年的郭沫若，如晚年曾嚎淘大哭过的周恩来，如今天的我。最悲惨的，是那些有着善意的类人孩知错就改的行为，今天他告诉追随者，读萨特读错了，应该读福柯，明天他告诉同胞，市场有着缺陷，管制是必要的，或说，法治不是万能，德治最是有用。所以我们在最有责任感的历史人物身上，比如胡适、傅斯年等人的人生选择里，能看到类人孩般的识见起了关键的作用。至于像张季鸾、王芸生、徐铸成等人代表的文人议政的报人传统，同样沦入类人孩的状态而不自知，如徐铸成为人很称道的一句话，他拒绝加入国民党，以为一入党就像女人嫁人了一样，他要保住自己的自由，人们多以为这是自由主义的精神，或他很懂得人贵独立、名节的重要性。可惜，五十年代庐山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也说过类似的话。类人孩在认知层面上是何等一致。

我年轻时“在孩子们中间”写诗说：“放下自己的事情为你们祝福｜那条蛇蜿蜒着一条路跟踪｜人生就为你们所窥见的半真理利用｜你们何辜，你们何苦”。孩子在学校里作文，表演，代圣贤立言；类人孩则在社会上作文，表演，代主义和问题立言。但这种代言的心智作为效果并不大。因为类人孩跟孩子一样是站在知识的碎片上，现代文明社会里个体公民的生存常识在类人孩们那里分布得极为不均、稀薄，知识的污染蒙蔽了他们，知识的碎片教唆了他们，也切割了他们，使他们往往彼此对立，无能交流、调和、妥协、共处。

这也是我愿意跟读者分享的缘由。我们的现代化史充满了这种种悲喜剧。人当然不能等认识到位了才开始生活，否则人们一生都要准备着生活，这不是人类的经验现实；但人也不能永远在罪错里或在“历史的误会”里过活，否则人生失去意义，他永远长不大，永远无知于“人生的灿烂”，他和他组成的社会就只能在文明的边缘徘徊，今天那些还未跨入现代门槛的民族国家及其子民如此。历史既然是我们的宗教，我们也就有必要从历史上的先辈们那里汲取经验教训。我这么做还有一个理由。李慎之先生，他生前常说太寂寞的时候，我有时去陪他聊天，他会托付我留意一些事，其中之一，就是想办法让汉语世界的近现代史写作有一些可信的材料。本书就是我努力选取的可信历史。想到像李先生那样的智者，到晚年仍为“这个体制是刚性的、还是弹性的”一类问题折磨不已，我就会为类人孩般的认知品性生发椎心之痛。

当然，如盛洪先生说的，把类人孩放在价值判断里不应低估其心智的高尚一面。类人孩有反智、无情、伪信、恶念等等表现，但也有直觉、痴情、笃信、善意等等表现，类人孩是一种文明状态，又是一种人生状态，他在人生的全部表现并不是全为正面或全为负面，并不都是好的或都是坏的。如章太炎，有论者以为是我们现代历史上最可爱的最有童心的人。但这样的类人孩实在太罕见了。即使像陈独秀、胡适、梁漱溟、陶行知那样有着圣贤君子人格的类人孩，也是极为稀少的，何况他们的人身权利仍多有缺失，他们认知多变也试验游戏了万千亿兆民众。更多的中国人，是掺杂在人生和民族的罪与苦体制里不能自拔，不得自由。正是从文明史的角度着眼，类人孩状态才是我们需要告别的一种生活。说到底，无论做坏孩子还做好孩子乖孩子，还是做老小孩老顽童，都是一种非成人状态。是的，“而今始知成人世界的寂寞，更喜欢梦中道路的迷离”（何其芳诗语）。类人孩有类人孩的人生满足，但是，无论直觉、痴情、笃信、善意、童心有多么美好，个体参与合众的民族社会里，最值得称道的是个体能够免于匮乏和恐惧，是个体能够与社会有效（文明的成人理性）的交往沟通，是个体有着成人般的关怀和责任，有着成人般的自信和参与。这种现代公民形象或文明人格，大概只有丁文江、鲁迅、雷震等有数的几位先贤具有。

因此，我不避浅陋之嫌出版这本书，就是希望得到读者的参与。对我们历史的认识，对我们自身的反思，需要每个人自己去实践这一人生过程，这一过程有助于他的生命自我完善。我编写这本书也是希望在信史中间留白，让读者参与理解。尽量避开逞才使气，是这本书的要旨之一。天何言哉？予欲无言。虽然，在今天每个人都想把个性发扬凌厉的市场时代，这本书的每一则故事或话语都可以生发长长的议论；这么做，可以让我写上几年上千篇的“作文”，却非跟读者进行交流的正当有效方式。历史当然可议可论可定调子，但每个人自有的理性智慧足以认识，何况今天并不是一个“燕燕居息，出入风议”的时代。是以本书撰写无意中相似于《世说新语》，我国文人宝爱的经典之一，但《非常道》不同于《世说新语》，读者自会明见。

最后要罗嗦的是，虽然花了四五年时间编写这本书，但文字并不全然出于我手，原作者们的才情、识见、语感常让我有偏爱不舍之处，故摘编时多尽量保留，文字不能完全统一，是需要告罪读者的。还有，在这四五年时间里，我拒绝体制谋职，是我的妻子刘燕的支持，以及一些朋友的援手，如《南风窗》的秦朔先生、陈初越先生，让我在无业的生存状态里稍能平静地读书写作，不消说，我对他们充满了感念；如果说这本书是一次还愿，我还愿把这一愿心奉献给李慎之先生、茅于轼先生，我的朋友和读者们，我的父母和转型的祖国。

2004年11月22日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