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说几句嵇康。清代的赵翼说：“东汉士大夫以气节相尚，故各奋死与之拄，虽湛宗灭族，有不顾焉。至唐则仅有一刘对策，恳切言之。明则刘瑾时，仅有韩文、蒋钦等数人；魏忠贤时，仅有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缪昌期、李应升、周顺昌等数人，其余干儿义子建生祠，颂九千岁者，且遍于缙绅，此亦可以观世变也。”

赵翼是在借宦官事发牢骚。而所谓世变，或士风之变，方面甚多，不是“气节”二字所能概括。从两汉的昂扬，到魏晋的消沉，再到后世的重施脂粉，再作冯妇，在世面上得意的士人，被束缚在局中，实亦颇有失意之处，只是大家不愿意承认。

嵇康被杀，三千太学生为之请命，但朝野有力之人，为什么没一个出面救援？一大原因，自是党锢以来，诛戮过盛，士气摧折，自顾不暇。仅仅如此吗？再从司马氏的方面看，嵇康对政权的威胁很小，而名气极大，以小故诛杀有大名的嵇康，司马氏就没有顾忌吗？莫非他们预先知道，此举并不会遇到强烈的反对？

嵇康临终写的《幽愤》，颇有自责之语，似乎不类他的性格，以致后世有人怀疑这首诗是伪作。但嵇康还能说什么呢？“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嵇康至死也不明白，自己不过是“不和你们一起玩了”，又招了谁，惹了谁？他隐约觉得四周的敌意，又非之无举；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与其责人，不如责己。

司马氏杀嵇康，也算是为民除害吧。不要说与时贤相比，便在竹林中，嵇康也是个特出之人，他的特出，是要收回自决权，不论是哲学上的、伦理上的，还是个人实际事务上的。这一倾向，固然不只出现在他一个人身上，但他的个性如此强大，便脱离了背景，也足可观，对那些做不到像他那样仅以个性就能立身的人来说，嵇康之讨厌，就不用说了。对嵇康的反感，仿佛暗流，在背景中嗡嗡有声，若要证实，人人一副与己无干的表情。这是一种人格对另一种人格的怨恨，是对道德威胁的自然反应，一定要到嵇康死后，大家才能重又以他的知己自命。

嵇康要怨，就怨一种人格吧——或一个人，这个人，在礼法松动之际，发现自己比先前自由了些。但这自由的用处，似只是增加烦恼，因为他不喜欢多歧，只担心亡羊，手脚松脱，立时无措，不知向何处去，也不想往别处去，可以决定自己的一些事情，顿觉无力，可以发表主张，才知无话可说，羡慕别人个性的丰富多彩，又怕他们脱笼而逝，把自己甩在后面。多了些机会，眼看着别人抢先用了，想来想去，还是宁可相濡以沫，怕就怕别人游于江湖，把他剩在涸辙里。

这个人——姑称之为鲋人，我们都很熟悉。几个人出行，鲋人如果走在前面，一步一回头，走在后面，步步紧跟，离别人稍远了些，就要害怕，见到好看的，他一个人是无法欣赏的，一定吆喝别人——这种合群的性格，也很可爱，而且为愿意做领袖的人所喜。鲋人作为个人，总是失意，所以迟早联合在强者的麾下，把自己的事务，重又提交给强者，替他做主，替他发表意见，尽管他往往相信那确是他自己的意见。在强者之下，鲋人需要的是一个平坦的社会，最大的安慰是看到别人和他一样，任何多样性，都让他头晕。

任何以公意为公理的制度设计，都含有的一个假定，是以为多数人有能力并从而愿意决定自己的事务。有如此的，也有不如此的。如果一个社会中，失意者的比例过大，民意就不再是个人意见的集合，而是另一种奇怪的东西。再看历史中发动革命的民众主体，有的要挣脱束缚，有的只是作不平之鸣，前者或有机会赢得自主，后者则往往只能得到集权下的集群式社会，那是最令鲋人觉得安全的地方了。

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不是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能力——理应有，但没有培养出来，或甫一露头，就被吓回去了。鲋人是处境使然，对此是施以援助，还是加以利用，也算是不同制度的明显分别。

说回到嵇康——扯得太远，已经说不回去了。最近经常下笔一千六百言，离题三万二千里，这是要向读者道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