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的高见之一，是在《日知录》里，谈起三国正始年间的风俗，有感而发的。那段话很有名，但我还是抄一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

其实正始时代，哪里有那么糟糕。政治黑暗一些，礼教堕落一些，不过尔尔，社会的功能并未丧失，离政治远些的人，生活未见得受很大影响，正始人对自己的时代，评价也不如顾炎武之低。大约每个朝代，一到权力腐化，牵连整个社会，才有人破口骂将起来，以为礼崩乐坏，大家活不了啦，不要说晋衰宋弊，便是盛如汉唐，也前有王符，后有罗隐，把自己所处的时代，形容得很是不堪。王符说东汉，工则欺民取贿，商则惑民取产，学问之士，好语虚无，赋颂之徒，竞陈诬罔，列士则交游结党，偷世窃名，居官则奸谄取媚，挠法便佞。咱们听听，这还有好人吗？罗隐说晚唐，“风讹俗败之初，辙乱旗奔之际，讲学则卫刀削树，论文则嬴火烧文，家家无相保之心，处处有自媒之口”，咱们听听，这日子还能过吗？

但咱们知道，古代中国，不管乱到什么程度，本来的风俗、基础的人伦，一直顽固地保存。在小的单元上，自治的能力仍在，一旦平定下来，社会重建，不费很大的劲，就回到原来的模样。能造成最大破坏的，一个是军队，一个是饥荒，这两件事，一是强权本身，一是强权使然，所带来的乱世，为古人最可怕的记忆；这记忆，也常为强权所利用，威胁大家：你们要是不听话，别怪我让你们回到乱世里。

顾炎武是乱世过来的人。他所谓的亡天下，一半是说正始，一半是说自己的经历。明清易代，人民遭际之惨，目所共睹，但只用几十年的时间，令遗民生气的是，大家好了伤疤忘了疼——此处要问的是，这伤疤是如何好的？在平民看来，顺康年间，除了头顶上多根辫子，生活和从前，也没很大的不同，风俗依旧，人伦依旧，豆腐也还是原来的味道。

强力来势汹汹，比如当时半野蛮的满洲人吧，而一旦在传统中行动，总要受到一些驯服。要是摆脱了传统的约束，摆脱了一切约束呢？幸运的是，在清代这种情况并没出现。对清代批评得最厉害的，不是遗民，而是十九世纪的龚自珍。按他的形容，他的时代是“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他甚至恶狠狠地说，“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咱们听听，连小人都不合标准了，岂不是人伦尽丧，礼教云亡？但咱们知道，鲁迅写过一个九斤老太，那样的人物，在民初并不算少。咱们也知道，二十世纪初的改革家，头痛的事之一就是风俗改易，良是为难，似乎可以推论，民国初年的风俗，和晚清比没什么大的变化，而咱们又知道，好多的人，直到现在还说，民初的风情，比后来敦厚得多。

所以我说，顾炎武也好，龚自珍也好，未免危言耸听。他们并没经过真正的社会分裂，当然啦，咱们更没经过，不过咱们可以顺着他们的思路，想象一下，进一步的瓦解会是什么样。那大概是每个人、每个集团，都发出战斗的呐喊，武人出门带枪，文人上街带刀，家家门前，都恨不得挖个壕沟；上有横行之势，下有横眉之人，公战与私斗，全不可分，打人必打脸，骂人必揭短，随便找出一个话题，都恨不得用决斗来解决，随便找出四五个陌生人，至少有两个，彼此不共戴天；偶有结合，一定是利益所驱，一有冲突，那便是不可调和的，话要说死，事要做彻，君子无量，丈夫有毒。一言不合，咬牙瞪眼；一事不合，磨刀擦剑；一人犯错，万人喊杀；人人只懂一个手段，那就是最粗暴的手段，你视我如无物，我视你如寇仇，你抢我的饭碗，我偷你的床单，我有机会欺负你，一定不留余地，你有机会报复我，自然赶尽杀绝，得势必骄横，失势必切齿，而不管你我是什么人，都至少有七八位，在家里睡不着觉，算计着让咱们倒大霉呢。此之谓不战之战、不乱之乱，或借用一个时髦的造词法，叫做亚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