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编辑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孔子已死了好些年。《论语》中一些后来有争议的话，比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无友不如己者”等，倘孔子有机会亲自审阅，会不会有所删改，或添补上下文，或竟加上自注，“这是说他，不是说你”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上下文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诗中名句“不须放屁”，倘若失去了全部上下文，变成孤零零的一句，后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或许误解为永恒的立法而去照办。其实不是的，前面有土豆牛肉，后面还有天地翻覆呢。

今天要说的，是“无友不如己者”这一句。古人对这句，争议最多，因为从字面上看，圣人似乎有点势利，而且，情理上也不通，若都遵从这一原则，谁还有朋友呢？你要同他做朋友的，他势必不同你做朋友，除非两个人互为镜像，那也太稀罕了。

所以很多注家，曲为之解，向高深处揣摩圣意。其实，像朱熹那样老老实实地做字面解，就很好。如果还觉得难以接受，不妨把孔子这句话理解为一种感叹，“唉，无友不如己者啊”，而非事先的命令。再进一步，还可以联系孔子讨论个人与群体之关系的一些话，“群而不党”、“周而不比”之类，或知他的难处。

“无友不如己者。”对一个讲原则到死硬、六亲不认的人来说，孔子这句话并无用处。他可以随便交友，随便加入集体，不用担心自己的原则受到威胁——不过，这样的人交不到朋友，也没哪个集体要他。绝大多数人，正常的人，都要柔软一些。人情有所不能止，连孔子也主张父子相隐呢，何况集群（准确地说是集群主义）对成员的改造力，远大于亲友所能。孔子还说过一句话，叫做“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若给《论语》里的话按深刻程度排个名，这句话可以排到前三位。

比如说，我有三大道德信条：不杀人、不偷窃、不骗人。

我还有个朋友。我还是个村民。我还有个国籍。

第一个星期，我的这位朋友杀了一个人。朋友者，数斯疏矣。我的朋友没那么多，所以亲密，亲密到我心中暗恨被杀者，甚于恨我的杀人狂朋友，“他要不是在那个时候，出现在那个地方，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引用一些格言，“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啦，“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啊，“这都是命”呀，以及“人固有一死”、“其情可悯”、“他是个孝子”等等，来同别人辩论。辩论到最后，我把我的信条改掉了一个，改为杀人并不一定不好。

第二个星期，一辆过路汽车在我们村口抛锚，村民把车上的东西偷了个精光。消息传到外面，难免有议论。作为村民，而且是村民副小组长，我只能向着乡亲；就是到了法院，我也要作证说，那辆汽车，开来的时候就只有个铁壳子。对于外面的批评，我找出新道理，“别人也偷过我们的”啦，“谁知道他那些东西来路正不正”啊，“劫富济贫”呀，以及“你们村也一样”、“谁说是你的，你叫一声它答应吗”、“窃国者侯，我偷一点怎么了”等等。辩论到最后，我把信条又改掉了一个，改为偷东西有时是高尚的。

第三个星期，我们国家出了些骗子，骗到了全世界——顺便说一句，我那个国家叫希里花斯，这类事，确实偶尔出一点，不过不妨碍我成为坚定的爱国者，谁要是说希里花斯的人不好，那就和说我一样，因为在我们这里，我的全是国家的，依理，国家的也全是我的。我固然可以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但在辩论中，这个道理还嫌弱，要说服自己，得有更强大的逻辑，比如“欺骗是智慧”啦，“社会就是愚肉智取”啊，“你的国家难道就没骗子”呀，以及“你祖宗骗过我祖宗”、“你国的东西都是偷我的，我骗一点回来怎么啦”、“希里花斯的事用不着你多嘴”、“你说是骗，我偏说不是骗，凭什么一定是你说得对”、“你对我们有成见，所以你的话我一句也不要听”、“为什么小题大做，是不是别有用心”等等。辩论到最后，我把最后一个信条也改掉了，改为诈骗就是爱国。

瞧，才三个星期，我就变成了另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