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初兴的时候，有老先生担心：如果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获得随便什么知识，长此以往，岂不要天下无渔民，弄得咱们没有皮皮虾吃？我宽慰他老人家说：才不会呢，有一些人，就算不上学，没互联网，一有机会，也要弃渔而农林牧副之，这种不安本业的人，原不必对他有什么指望；然而另一些，就像戏里萧桂英唱的，生在渔家，长在渔家，从里到外，一副渔家打扮，知识越多，越是不改其志，又何劳担心？

人的一般立场，或容易被知识改变，最核心的那部分，却很难触动。假设我们原来相信天圆地方，大地又由乌龟驮着，后来有新说，称地为星球，接受这种知识，并不困难，毕竟谁也不是乌龟的亲朋故旧，没必要维护它的声望。但假如这新说是我不喜的人提倡，又假如我是某种集群主义者，一向以为自己所属的集体天下第一，只有别人欠它的，没有它欠别人的，那么，要接受这新说，就难免闷闷不乐，难免要去证明你说的虽然不算错，但多半是抄我的，或者本地情况特殊，偏偏就是方的等等。

这里做例子的，还只是表层的观念，纠缠固结在后面的，还有更深的。经常，知识越少的人，越是融通，而有些学富一两车、七八车的人，接触的新知越多，性子越乖戾。

说到这里，想起个古老的命题。《大学》里讲的格物致知，“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朱子解释说，一旦知道了哪个好、哪个不好，意不得不诚，心不得不正。

真是这样吗？用不着康德，咱们也能看得出，那可不一定。比朱子还早的程颐就说了，“德性之知，不假见闻”。其另有古怪主张，且不管他，单论这句话，是比朱子清明的。价值观越到核心，越不被事实撼动，这一点千古不易。后来的王学，从此申发开来——但不要欢呼，因为王学仍然要贯通心物，却在另一个方向上，良知就是天理，天理发挥，就是万物之理。

这个道理说到极致，就是明儒刘宗周的名言：“只此一心，自然能方能圆，能平能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平者中衡，直者中绳，四者立而天下之道冒是矣。”通俗地说，就是如果心意足够端正，什么物理化学、航天入地，需要的时候，自然会打心眼里汩汩流出。

说到这里，我们会觉得，还是朱子亲切些。清代的大学者戴震，是朱学的一位继承者，在朱学的通和不通两个方面，都是好例子。在学者盛出的乾嘉时代，戴震以其渊博，称得上是头一号巨子，除了古典学问，他还通晓西洋历算，朱子定义的格物致知，他是实践者。

戴震用功最深的数学著作，是《勾股割圆记》。此书比前人如梅文鼎的著作，在数学上并无新意，那么，他的工夫用在了什么地方呢？他把一套三角学，用古词和仿古的词，改造成了本土的算经。假如戴震不是不很老实，而是很不老实的话，他完全可以声称这是本埋没多年的古书，因为他这本伪经，造得确实很像。

为什么做这种事？戴震相信三角学是西洋人从中国偷去的，他相信中国的勾股术内含着整套三角学，而他要把它推演出来——以戴震的聪明，怎么会不知道他的信心和事实相忤，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在“以勾股御三角”时，全是抄用对方？

致知与诚意之间，到了要害处，仍然打不通，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承认事实，既是最容易的，又是最难的。我上网看新闻，就有选择，比如我不喜欢月亮国，一看标题里有“月亮”，干脆就不打开。估计再过几年，我就会相信世界上并无月亮，那是别人瞎编的，挂个灯来骗我的。

接受事实是美德，捍卫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也是美德。或许区别只在于，不同的价值观，包含的处理事实的方法不一样。另外，有的价值观，核心隐藏得很深，有的则到处是核心，举动便致命，所以防线漫长，雷池广大，未免令人手足无措矣。

不管怎样，宽带再宽，也通不过人心的窒塞。拿勾股定理举例，你告诉小学生，商高不过是伪托的人名，《周髀算经》并没给出证明，小学生很容易接受，但你对上过大学的我讲这样的话，我非得和你拼了他的老命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