谬托知己的好处，是能令死者不寂寞。屈原行吟泽畔，只有一位打鱼老头同他说话，怀沙之后，汨罗江水，笑纳春泪，洞庭湖鱼，餍饫角黍，都是托了他的福。往来凭吊的，把江岸踏平，特别是未仕的士子，去官的官员，羁旅的旅者，失恋的恋人，胸怀大志的志士，不杀伯仁的仁人，或失意而后，或得意之前，国而将去不去，家之半出半入，自以怀瑾握瑜，不得展示；于是一临清江，浪浪沾襟，乃知与屈老先生志同道合，命兼运齐，纵非灵均转世，也是三闾托身，免不了要作两首哀远的诗，赋一篇伤近的文，方才转悲为喜，怀金而去。

那么贾谊呢？在《史记》里，他与屈原合传；吊屈原的文赋里，他写的一篇最有名。屈原的精神传人，看来非他莫属了。刚要献上这顶高帽，又有些踌躇，想到《史记》里的《日者列传》，写贾谊访问长安肆中的一位高人，听他讲了些个天上地下的事，觉得很有道理，便问道：“我看先生的形貌，听先生的讲论，真是当世未见啊。但您如真有这么大本事，为什么住这样的破房子，从事这样的贱业？”此言一出，被对方大大嘲笑一番。看来，汉代有一些人，是把贾谊归于俗流的。

后人又争论贾谊到底属法家还是属儒家。其实荀子之后，法儒成了一家。贾谊的老师是李斯的学生，而李斯是荀子的弟子。李斯是被归于法家的，其实他又何尝不是一位图穷匕见的儒者。李斯告辞荀子时，说：“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这和忧道不忧贫的孔子，差距有点儿大。不过这差距暂时只在道德品格上，而李斯的帝王术多拐几个弯儿，未必不能上溯到孔子那里。儒家一半是人格的理论，一半就是君人的理论，像孟子这样的儒者，能够不把自己的学术，仨瓜俩枣地卖给君主，全在道德约束；但就像李斯说的，恶衣恶食地力学守道，毕竟非士之情，孔门七十二高弟，也只有一个颜渊，大多数人还是向往富贵的，而且无可厚非。再说，一种君人的理论，同君主做生意是迟早的事。好在战国时，君主不止一位，士人尚有活动手脚的余地。

这只是贾谊临时的想法，他一生的事业与此相反，全在研究如何加强中央集权。他最大的见解就是反封建，第一个提出，诸侯王的势力是对帝制的最大威胁，比后来的主父偃、晁错都要早。和战国士人不同，贾谊心中只有一位天子，没有国王，他建言“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时，正做着长沙王太傅呢。汉文帝有意给淮南复国，贾谊立刻上疏谏劝，果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

同样是高洁的人，贾谊和屈原的区别在哪里呢？在我看来，有很多。其中一点是，屈原在其位而谋其政，他是楚国的贵族，承担着对家族、国家的义务；贾谊，和其他儒者一样，强以天下为己任。心怀天下，本只是道德和智力上的好品质，说来说去，便成了义务，又成了权力。屈原若只是一位清洁的君子、受谗的直臣，大概不会有那么多粽子吃。除了感叹遭遇，他还有对生活的普遍思考，对世界的美丽想象，对自由的向往，对生命的赞颂。若把贾谊的《吊屈原赋》同《离骚》并读，把《鸟赋》同《天问》并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伟大的人，与一个向往伟大的人。

贾谊是个美好的人。他的品格，在帝王心中、眼里是儒者的典范，先皇帝之痛哭而痛哭，先皇帝之流涕而流涕，先皇帝之长叹息而长叹息。汉代的诸侯国，承战国余风，是多种学术的藏身地，等到被铲平或削弱，把宝押在皇帝一方的儒术独大。贾谊虽然早逝，在地下得知自己的计策最终为帝王所用，应该做鬼也幸福吧。

古代许多儒者，本性应是学者。如果所学的只有政治这一门功课，从政的身份就有些不尴不尬。本来该是副业的，成了主业，进则无以异夫犬羊，退则没有别的知识可以追逐，除了种花、喝茶、读邸抄，向乡下人讲讲国家大事。学帝王术的，就更只剩一条路，因为只有一个买家，别人就是想买，也买不起，用不上。这么多人围着一个买家，自然奔走趋奉，稍微有点脾气的，便要不遇，要流眼泪，吊屈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