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些人的逻辑，司马迁是汉奸。因为他不喜欢本朝的政治，而不爱政府就是不爱国，不爱国就是汉奸，何况他又是汉代人。

这位汉奸老先生，一肚皮的不合时宜。看他记田单，传刺客，其心竟不可问。只是大乱之后，记载阙失，他的心事，往往托寄非人。《刺客列传》中，专诸、豫让、聂政，不过是被雇用的死士，看不出别的高明来。如果荆轲之辈再多些，这几位该是进不了《刺客列传》的。司马迁在《游侠列传》里说：“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没办法，他只得在本朝寻几位豪侠来充数。其中朱家藏活亡命，尚有可称处，另两位剧孟、郭解，黑社会头领而已。难怪后来有人说，看不懂司马迁写这些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侠？重信义？轻死生？振乏济困？这些都是道德涂饰；要说核心，还是韩非子看得最清楚：“侠以武犯禁。”侠一定是法外之徒，护法的王朝、马汉不是侠，曹植诗里的幽并游侠，要“捐躯赴国难”，高尚诚高尚矣，也不是侠，而是当兵的。侠何以有别于盗呢？大约盗是起于肚皮的不得饱满，侠是起于正义的不得实现，尽管他所谓的正义，可能是褊狭的一己私见，甚至未必是正义，但毕竟有所秉持，和李逵的“排头价砍去”有些区别。

韩非子把侠列为五蠹之一，是有道理的。私刑与公法，总是一进一退，一个法制社会，岂能容忍民间的打打杀杀。但法制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失败往往刺激立法者扩大干涉，去实现法的专制。韩非子的理想社会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这种社会只实现了一半，就让司马迁受不了了。

一个根本问题是，如果个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有什么解决办法？自然是要求助于法律制度，在古代就是告状，拦轿，找清官。如果告状被打屁股，拦轿被踢屁股，清官虽有，却在开会，一时找不到，怎么办呢？第二个办法，就是忍耐。实际上，成熟的法制社会，公民多能忍耐他所认为的不公平，因为他对法制的信心足够强，不会因一两件事而丧失。司马迁受刑，心里是不服气的。他选择的是忍耐，把怨气留在《史记》里发酵。一部《史记》，写得最有情感的，是那些失败者，其中委曲，如他在自序里说的，“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种郁结，来自无所逃于王化的处境。不是有隐士吗？先不说隐士不是人人做得起的，就说真想隐藏吧，去哪里呢？晋代的释道恒说：“林野萧条，每有寇盗之患；城傍入出，动婴交游之讥。处身非所，则招风尘之累；婆娑田里，则犯人间之论。二三无可，进退维谷。宇宙虽旷，莫知所。”我们从政治学中得到的教诲之一是，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里，是没有自由人的。古人有此感而无此想，先贤的个人自由观念，大多是出世的、非社会的，并不指向共同自由。侠客被幻想为自由的，但如果大家都是侠客呢？立刻就互相摩擦，以人人缺胳臂少腿收场。

肆意陈欲是自由吗？古人认为是。“东市相斫杨阿若，西市相斫杨阿若”，谁要是给我气受，就拿刀去砍，毕竟痛快呀。古人喜欢谈论侠客，一种说法是，幻想被侠客解救。但更多幻想的，可能还是自己做侠客，高来高去，刀枪不入，从此不受气，如有余裕，帮帮别人，自我评价由此高矣，名声由此建矣，岂不快哉。早期的侠客不一定有武勇，后来的侠客观念与神仙思想合流，本领就很大了，我们看唐代小说里的大侠，有的已近乎地仙。这反映了古人对自由的幻想，那幻想的核心是安全，免于欺凌与侮辱，也免于被捉去砍头。幻想是美好的，可惜的是，它与社会建设关系很小。

实际上，便是在相当成熟的法制社会里，也可以想象出有几种处境，人不得不拿起凶器来保卫自己。只会作极端想的人会幸灾乐祸地说，瞧，法制社会也不过如此，好像除了并不存在的两极，广大的中间现实就是一团糊涂，分不出黑白。清人张潮说：“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这是种可怕的见解。但如果连读三天古书，见到这句话，就不觉得可怕了，因为你正习惯着那种暴力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