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初读明史，最喜天启、崇祯二朝史事。为什么？热闹呀，阉党和东林，坏人和好人，打得鲜血淋漓，看得热血沸腾，涕泗横流（我那时喜欢躺着看书）。及稍长，转而最厌恶这段史事。为什么？其争很激烈，其所争很琐屑，所谓一文钱打破头者是也。

魏忠贤是个很坏很坏的人。有人认为他的坏，一部分是手术后遗症，应予同情。我的同情心没那么富余，留给亲友用，犹患屡空，怎么也不会分给魏忠贤这种人。但看明末士人之骂魏忠贤，并不觉得痛快，反觉滑稽。因为两个小偷吵架，难有庄严。比如魏忠贤的第一大恶，是专权，但他所专擅之权，哪里来的？不是魏忠贤自己搜罗而来，他没有那本事，他只是从皇权和阁部之权篡取而来；既云篡取，意味着那权力早已在那里了，而此权力的定义，其合法化，其日常护理，都是士人的功劳。

公权，无论是借来的，还是抢来、偷来、骗来的，无一丝一毫不取自私权。秦汉之后，当皇帝比先前容易多了，要做的只是集合一大堆军队，打得人人没话。至于制度，有现成的摆在那里，公权早已会聚，人民早已驯服，所缺只一提领者而已。此权不专于魏忠贤，便专于他人之手，对庶民来说，有什么区别吗？

儒生许诺给人民的是小康社会，即孟子描述过的“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此小康社会，与无政府状态的区别只在后一项，因为政府的功能之一，是“丰年则敛之，凶年则散之”，以备无常。至于乐岁终身饱，农民自己不会，要你教吗？

中国的政治制度定型于汉武时代，到了明代后期，一千五百年过去了，已经极为成熟。明末生活号称奢侈，其实下层贫民，比起一两千年前的祖先，一点儿家产也没有多。农夫工女，日夜操作，仅以糊口，一遇事情，唯有举债，年景稍差，难免釜甑生尘。这场景又是孟子已说过的，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孟子是最富同情心的长者，他追问过一个令他极伤心的问题：“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东林，以及两千年里无数忠臣烈士，口口声声，要为苍生请命，好像天下苍生最大的幸福就是饿不死，最高的心愿就是少缴两斗租米，最远的出路就是寿终正寝，最美的理想就是子子孙孙皆如我。我们现在知道，人民逃此困境，一赖善工，二赖善政。善工就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生活改善，如能有此，哪怕政治依旧恶浊，虎狼牙缝里剩下的，也够过活，也可以号称小康了，尽管和先贤的小康之义完全不同。可惜这种进步所需的整套思想和知识体系，早因思想钳制，被防患于未然了。那么善政呢？褫夺自由的政治，能好到哪里去，我们在历史中见识过了。

东林也有得势之时。一旦得势，援朋引类，满朝忠义，正气滚滚，威风凛凛。然而所主张者，不过是尊经重道，要将老调子念完。与人斗时精神百倍，做起事来丝毫不见特殊之处，遇到边事这样的麻烦，更是只有束手长叹。所以徐光启曾说“党与二字，耗尽士大夫精神财力，而于国计民生，毫无干涉”。

徐光启还打过一个比方。他说，大家在一条船上，党争者，就是左舷和右舷的人不和，拼命晃船，不管船翻不翻。现在仔细想来，他的喻义也不正确。应该是，两边的人虽然打得头破血流，但都不想翻船。如果可以拟人地说，那样的一种制度，把恶人作为自己的保护壳，一旦失败，便把责任推到恶人身上，以使人们的愤怒，不致射向自己。

在另一方面，美德也是装饰物。东林一些人士的勇敢、气节，毫无疑问，令人赞叹，难怪从江之南到河之北，到处都有老百姓为之欢喜，为之哭泣，为之拥堵街巷，围攻圣使；还有拼了性命要劫狱的。一方面，高尚的品格，确实感动人；另一方面，人们也该想想，朝里那些事，和大家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有点关系的是，好人毕竟会做好事，稍去残杀，略纾民困。放在历史的进程中看，这些行为，徒令恶贯不致满盈，是谓以一世笑，易万世哭。

至于魏忠贤，便没有他，东林也会找出另一个来，以自圆其说，以自济其乏，以自解其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