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作者，通常称之为兰陵笑笑生的，到底是谁，没办法知道了。被疑为作者的，越来越多。明代嘉靖、万历间的大名士，陆续给添到黄名单里的，已有好几十位，过些年或将逾百。在当时，写书的人自然是不想暴露身份，但到了今天，假如这几十位才子于地下发现《金瓶梅》成了一本德高望重的名著，多半纷纷自称作者，打起著作权官司，也未可知。

是的，《金瓶梅》写得好。今天的评论家，说它现实主义、新小说、揭露文学等，明清的读者，也竞相发现书中的微言大义。袁宏道说它讽喻，沈德符说它指斥时事，人们哄然响应。不过私下里，大家还是想看书里的秽笔，就好比《花花公子》里自有严肃文字，但订《花花公子》的人，有几个是冲那严肃文字去的？

不管是谁写了《金瓶梅》，他和别的古典作者都有些不同。我们甚至猜不出，除了想讲故事，还有什么冲动，驱使他写这么长的一本书；我们也无法断定他在写书的时候，感受的是哪一种乐趣。书里没几个好人的，在名著里，还有清代的《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伟大的《儒林外史》写了好些污浊的文人，而作者自己的眼睛是清的，才看那些人不好，何况书里也有一批干净的人，使我们知道，吴敬梓对制度虽无信心，对人性尚有信心。不那么伟大的《官场现形记》，里边的好人比《金瓶梅》中的还少，但作者意在谴责，而非指为世界应有之貌。何况《官场现形记》写的是官场，《金瓶梅》写的是整个社会；《官场现形记》里是腐败，《金瓶梅》里是糜烂；《官场现形记》在破口大骂，《金瓶梅》是赋百讽一。李宝嘉有一肚子不平之气，兰陵笑笑生是边缘的犬儒。我们在《金瓶梅》里读到的，是污秽的生活，丑恶的人，一个蝇营狗苟的世界。这种丑恶，并非衬出于某种美好的背景，事实上，它更像鲍鱼之肆里养的一盆黑花。我们仍在认为那样的生活是丑恶的，只是因为我们自以为是有德之人，残存的一点道德观，尽管不足以使我们做起事来更加高尚，却恰够评价他人。

兰陵笑笑生残存的一点信心，竟是来自佛教。不过，这信心如此勉强而稀薄，像是糊在书皮上的泥巴。《金瓶梅》写了不少僧尼和道士，除了一两个，不是贪财，就是好色，没一点出家人的分寸，见了武大郎的老婆，“一个个都昏迷了佛性禅心，一个个多关不住心猿意马”。和这么多故事相比，偶尔讲几句天理循环，在最后一回安排些果报，是多么无力。

明代后来的社会堕落，人或归咎于政治，或归咎于王学及其他。其实，名教何须罪人。古老的世界观，天人合一，内部就包含着道德责任的豁免。您想啊，人在世界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独立地位，没有使命，没有目的，对个人来说，那还管什么？顺时应势就是了。这种哲学的意味，一开始并不明显，随着哲人思考的深入，大家生活得长久，迟早要水落石出，晚明也许只是适逢其时而已。

佛教提供了另一种道德生活的动机。但又讲色空，如《维摩诘经》所说：“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是身如泡，不得久立……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是身如电，念念不住。”潘金莲说：“随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沟里就是棺材。”这便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对今世的态度。人生无意义，并不令人不想活，如唐人王维诗里说，“思归何必深，身世犹空虚”。先活着，不着急，至于后世，有许多办法可以拯救呢。西门庆说的“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只是其中一途。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兰陵笑笑生的为人。他读过书，做过官，再回到家乡当绅士，阅尽人世百态，看到的只是三毒，对三教都失去了信心。书中加入那么多秽黩文字，既是兴趣所钟，又像是在说，让这个世界更脏些吧——多半不是这个意思，多半他自己便喜欢堕落的生活，甚至觉得物质的堕落，是对精神桎梏的一种反抗呢。无论他是谁，兰陵笑笑生对改变社会已毫无兴趣，也毫无端倪，这种态度，和他的前辈，先秦至汉唐诸子的康健作风，有多么大的距离，而他正是那些他们的嫡系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