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权臣和士开，曾经劝皇帝多玩乐，少操心国事，说：“自古帝王，尽为灰烬，尧、舜、桀、纣，竟复何异。陛下宜及少壮，恣意作乐，纵横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敌千年。国事分付大臣，何虑不办，无为自勤苦也。”

奸臣说的话，当然是错的。但在那个时代，从正统的立场出发，要批倒批臭和士开，也不似想的那么容易。因为一旦话说到尽头，和士开只要轻轻一句，就能把正统人士噎住。他需要说的只是：人死万事休。

正统的老祖宗孔子，不愿谈生死问题。他老人家也重丧葬，也谈一点鬼神，那只是对习俗的让步，而非哲学的立场。孔子对死亡的哲学立场，隐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怀疑，他究竟有没有这样一种立场。如果有的话，也许是不可知论吧。幽明永隔，死生在孔子那里是悬而未决的事，而他的后学如此之懒，这个问题就一直那么悬着。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既是正确的生活态度，也是对问题的一个搪塞。生活中的问题尚难以穷知，死的事，自然可以无限期地推后了。所以儒家对生死的讨论，止于死前的瞬间，无论是成仁，还是取义，是把死亡当做价值问题来处理。他们喜欢谈的是不朽，这不朽并不涉及灵魂，只是声名的不朽，也就是道家人士讽刺的“死后之余荣”。

道家是从儒家内部成长出来的，和儒家一样，都不太相信鬼神之说。道家的齐死生，大意就是说生并没什么特别的意义，死也就不是什么特别的丧失意义。儒家死生观的内在迷惑，在道家这里更明显，因为道家喜欢琢磨终极问题；这一琢磨，难免要自相矛盾，最简单的例子，是他们一边说“不知悦生，不知恶死”，一边又要长生久视。

道家说得高妙，但要做起来，无比之难。那些宣称物我两忘、不知生死之别的，在我看来，或者是幻想者，或者是受了药物的影响。我在酒喝多了，或者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之后，也曾有过些奇思妙想，可惜神志恢复之后，依然俗物。

上古传下来的风俗，是信鬼神的。成长在风俗之中的古人，要彻底地不信邪，并不容易。但儒学内在地是一种无神论，当它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强之后，对身后事毫不操心的人士，层出不穷。慕俗的，一旦日暮途穷，就要倒行逆施；向雅的，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世。如和士开者，只是其中之一。比和士开小不了几岁的颜之推说：“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说得很好，但为什么呀？经不起追问。

古代普通人的生死观是本糊涂账，风俗持此，朝廷持彼，教书先生又有自己的主张；和尚这么说，道士那么说，谁的话也不敢不听。家里有鬼，山上有神，哪个也得罪不起，所以进庙烧香，入观求签，还有几百个杂神，都得磕头，宜乎古人之半月板容易受伤也。既有勇气又有脑筋的，直起膝盖，什么也不信，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不信了，其中的不道德者，难免与和士开一样，“一日快活敌千年”。

儒家，至少在用道德感强行部勒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苦恼，道家不受这限制，便有人主张：“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这是《列子》中的名言，和士开说的话，不过是它的翻版。

《列子》中还讲，“死后之名，非所取也”。其实，身后的毁誉，并不是黑黑白白的事。和士开之死，是他做坏事太多，得罪了好多人，最后这些人联合起来，发动了一场小政变，把他杀掉了。我最近在乡下见到和士开的墓志，述及他的死，是这么说的：

“而天临恍惚，神听廖寂，未极忠贞之福，遽见朝野之悲。……天子辍县罢膳，永悼于怀，褒贤笃终，礼超恒数。”

这墓志也讲了一点他祖上的事。从这篇墓志，以及几十年前出土的和士开叔祖的墓志来看，这一家子完全就是一门忠烈。墓志都是讲好话的，不足为怪，也许应该注意的，是古人顾及身后事的一大动机，是在家族之中。祭祖的传统，要比祭圣人的传统持久，便在“文革”当中，好多人还在偷偷供给祖先血食，至于圣子有没有猪头肉吃，倒无人过问了。

要是家族感也消失了呢？对和士开这样的人，如何教化，如何劝善呢？道德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如果道德的基础只能向社会中寻，必有在人心中失效的时候。我们无法统计，在某个时代，有多少人完全挣脱了美德的羁束，只是因为不得已才遵守一点社会规范；我们只知道，儒家后来也意识到理论的失效，转而求助于人的自省，相当于在说：我讲的，你自然是不信，但你可以反诸内心，看看是不是有一点良知在那里呀。

也许有，也许没有，就看从哪儿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