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灭知识的乐趣，可能仅次于，甚至更强于获得知识的乐趣。人类出一个阿基米德，不知要攒多少好运气；要杀死一个，只需兵士之一击。有印刷术之前，古书都是抄本，能聚几百卷，便谓书城；东汉皇家聚书六千车，既是举国之力，又是多少代人的心血，至董卓乱后，王充收捡残卷，只得七十车。那些书烧的烧、扔的扔，或马踏为泥，或兵士取用，大者做帷盖，小的便做了包裹。

隋代牛弘，曾说书有五厄。第一厄是秦皇焚书，第二厄是王莽垮台后的长安之陷，第三便是董卓、郭李之乱，第四是永嘉之乱，第五是西魏攻破江陵。这千年里，图书遭难，不可胜计，牛弘说的五厄，只是其最著者。上古图书，经过一次次扫荡，百不存一，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就这一小部分，还有三成是伪书，三成是辑逸，只言片语而已。

牛弘以后，书的运气并未好转。牛弘劝隋帝搜访图籍，隋朝的几个皇帝，也是这么做的。待到隋亡之际，王世充把东都几十万卷书，用船运上长安，在三门峡翻船，全部漂没。以后每过些年，国家大乱一次，图书也跟着被洗劫一次，或为灰烬，或为尘泥，百年收藏，只要一次兵燹，就澌灭无遗了。

秦皇焚书，意在钳制思想；乱民或军士烧书，不过以其易燃，烧起来痛快，或少数人怨恨上层社会，恨及书册，也是有的。还有一种烧书人，本是爱书的，如朱淑真死后，她的父母把她的遗稿一把火烧光。朱淑真的父亲也是读书人，他烧女儿的诗稿，大概是以为女儿读书长见识，反而使自己郁郁不乐，这也算是伤痛过深吧。

又如梁朝曾遇侯景之乱，秘省图书被烧光了，但文德殿的书保存下来。萧绎把这些书运到江陵，又陆续收罗，至有图书十四万卷。到西魏军攻破江陵，萧绎把十四万卷书一把火烧光，说，读书太多，才有今日，所以要烧掉。梁元帝萧绎写过很多书，算是大文人，这样一个读书人，居然焚书，是将知识视为私有，虽然可怜，更是可恶。那么，太平盛世，有没有烧书的呢？有，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乾隆焚书了。乾隆的心术，在康熙和雍正之间，深沉不如康熙，狡险则远过于雍正。他也算是读书人了，但皇帝的读书，往往和你我不同，切不要一见皇帝爱书，就引为同调，那是危险的事。

乾隆三十七年，下诏征书。那时，已经有过好多起文字狱，谁也不愿送货上门。乾隆知道是怎么回事，在四库开馆后，下诏打消人们的顾虑，说得既诚恳又动人：“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互异，或记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藏书之人乎？”这些话，本是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现在皇帝说了出来，人们感动得掉眼泪。士民欢欣，踊跃献书，不到一年，数以万计。乾隆一看书征得差不多了，便变了脸，下禁书令，要各省将有违碍字义的书，“请旨销毁，或在外焚弃”，特别是明代私人著述，笔墨妄议的最多，“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不仅检查已经呈献的书，还要各省到民间查缴违碍之书，有敢不缴的，治以藏匿之罪。

皇帝再三督责，各省雷厉风行。已经献过书的，最先倒霉，然后是书店和众所周知的藏书之家，都被检查。不只图书，就连碑刻，只要有违碍字样的，能改刻的就改刻，改刻不尽的就磨毁。这场禁书运动进行了十几年，一共销毁图书三千余种，十几万部。中国民间藏书，从古以来，没有被扫荡得这么彻底的，秦皇做不到，战争也做不到。

奇怪的是，在后人眼中，一套《四库全书》，竟成了乾隆的功绩。我们没听说哪一本书，是亏了四库才得流传，只知道几千种书，在修四库时被销毁了。四库藏在阁中，读书人见不到，故没听说哪个读书人利用过四库，只听说乾隆说话不算数，本来搜求图书时许诺发还，却没有发还，致使民间的一些珍贵藏书，从此不见阳光二百年。

章太炎的《哀焚书》，痛骂乾隆之余，又说焚书终不能保固江山，而只是得意于一时，斧柯之伐，其则不远，早晚还是要结账的。总的来说，章太炎是对的，但若说焚书无用，也不尽然。每一次焚书，都对人的头脑产生着影响。就拿发明“寓禁于征”的乾隆来说吧，他至今的名声还好得很，这便是焚书的功效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