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道德冲突，往往表现为范畴冲突。如忠孝仁义，各具美妙，总有互相操戈的时候。如果父亲命儿子做害生不仁的事，儿子怎么办？东汉延笃曾写过一篇《仁孝论》，认为孝在仁先，孔子不是说嘛，“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三国曹植，则认为孝近仁远，各存功用，孝而能仁，斯为极美。这些话说来说去，都是糊涂账，好在古人对这个冲突不怎么在意，常规的处理，都是以孝为先，仁不仁的，居其次焉。在今人看来，这有些不能接受，比如希特勒建集中营，然后声称“都是我爸爸让我干的”，一点原谅也得不到。但古人先孝后仁，有他们的理由，那时家庭是社会的核心，必须维护，而仁的规范并不清晰，大家说得虽多，其实不怎么在意。

真正的烦恼，是忠孝的冲突。东汉袁淮说：“夫仁者爱人，施于君谓之忠，施于亲谓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这是一个标准的表述，但遇到事情，全然无用。三国时的徐庶本是刘备的谋士，荆州一战，他的母亲落在曹军手中。此时的徐庶，心乱如麻，便把“忠孝同源论”念上十遍，也无用处。在这种处境里，心肠硬的，无往而不利，去刘归曹是孝，弃亲保主是忠，怎么都有道理，怎么都是自己的对；心肠软些的，方觉两难，投曹是不忠，弃亲是不孝，怎么都没道理，怎么都是错——范畴冲突之所以肤浅，也在这里。

但还是接着说范畴冲突。东汉时，邛崃有个九折阪，是极险的道路。又先后有两个益州刺史，一个叫王阳，一个叫王尊。王阳走到这里，说：“我是父母生养的，为什么总来犯这种风险呢？”后竟托病辞职。王尊走到这里，对车夫说：“走！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臣。”行路小事，两人都要扯到忠孝大义上，可见这个论题在当时的重要。

古人说忠孝，爱道王陵事。王陵是刘邦的部下。刘、项相争，项羽拘留王陵的母亲，想要挟王陵背汉归楚。王陵的母亲要成就儿子的前程，竟伏剑自杀。这样一件惨事，竟千年传为美谈，令人怀疑，古代的忠臣，至少有一半，偷偷地羡慕王陵有这样一位深明大义的母亲，遇到问题自己解决，不给儿子添麻烦。

还会有别的运气。东汉初的邳彤也遇到这种事，母亲被人劫持在信都。他哭着对来使说：“事君者不得顾家，家里的事我是管不了啦。”万幸的是，另有人攻下信都，邳彤的母亲活了下来。这有点像电影里的故事，一个好人不顾另一个好人的死活，另一个好人总也死不了。

古代忠孝的难题，令许多人为难，但在其中，只有高尚的人才真觉得痛苦。其他人的为难，在于世议。

项羽也拘留过刘邦的父亲，刘邦不在乎。既没有刘邦的勇气，也没有王陵或邳彤的运气的人呢？赵苞的母亲被鲜卑人劫持了，赵苞不顾私亲，结果母亲被杀。曹操和吕布打仗，手下有一个叫靳允的县令，母亲被吕布捉住。靳允不敢叛离，流涕守城。

这个问题后有另一个分支。两晋以降，佛教盛行，那么，出家为沙门的人，不奉养父母，不给父母生孙子，算不算不孝呢？佛教徒孙绰反难道，有那么多忠不顾家的人，都名垂青史，你们怎么不以不孝为他们的罪过呢？出家人“令逝没者得福报以生天”，是孝的高境界，且若有兄弟在家，奉养不废，岂不两美？释慧远则说：“此理之与世乖，道之与俗反者也”，出家人“远通三乘之津，广开天人之路”，尽管弃家离亲，也谈不上不孝。

佛教徒要协接世俗，只能作此论。无论如何，范畴是粗疏的，若只在范畴里考虑问题，往往没活路。春秋时代的齐国，田常杀死国君，然后要国人盟誓，不盟者，处死全家。有个叫石他的人，进退两难，最后只好“进盟，以免父母，退伏剑，以死其君”。石他在死前感叹：“呜呼！生乱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义，悲夫！”

古人的痛苦，是没有把道德责任和意志的自由、行为的能力联系起来。王导有名言：“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王导暗中倾害周伯仁，周伯仁的死，他是有责任的。但抛开史实，仅就这句话的字面而言，描述了一种典型处境。一个人对能力之外的事，有道德上的豁免（更不用说八竿子之外的所谓间接责任，那是头脑混乱的产物）。徐庶如果选择留在刘营，也是没有错误的，如果曹操杀死他的母亲，那是曹操的罪过，徐庶不用负责。

但责任之外，还有感情。所以说“君子可欺之以方”，如果是刘邦那样的强人，劫持其父母，什么用也没有。忠孝、公私、君父等，看起来两不能下，却有滑不留手的解决办法，既能令一些人左右两难，也能令另一些人左右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