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咒骂的研究，不知心理学界又有什么新进展。按老传统，专擅咒骂的，是中年以上的女性，以为弱者的武器。这些年有了网络，才知新一代小伙子骂起人来，须眉不让巾帼，污秽尤远过之，未免为两千年中没有过的新局面。

辨不清名物的原始人，相信咒骂可以对敌人造成实际的伤害。到了周武王伐商的时候，大家都是文明人了，宁愿打得你死我活，而不冀咒骂之为功。武王之骂纣王，不是临阵高呼，而是在之前的誓师会上，对自己人说的。这是一种政治活动的模式，先动口后动手，先在道德上诋毁对方，自己后面的举动，就变成恭行天罚，无往而无不义了。

武王声讨纣的罪过，综合起来有三：一是听信妇人之言，二是不敬宗法，三是任用奸人。周商战争，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文献，只是简略的记录，而且多是后人重写过的。武王指责过的纣王的不端，可能还要多一些，不过也必不像后来的传说那样丰富。周以西土小邦，篡主中原，对政权合法性的解释，一直以天命为言。老天抛弃殷商，就是因为商纣王的恶行，所以把纣王骂得越狠，周朝越有光彩。到了周代后期，能想象得到的一切人类罪孽，纣王收罗一全。有些行为，明明是周朝才发明的，发明后有些不好意思，也推在纣王身上。纣王确实失德，比如他的残酷，就算不像传统中的那样可怕，也是一定的。这是个残暴的国王，只是残暴未必是亡国的原因，那个年代的大酋长们，有哪个是不残暴的？周武王本人，亲手从纣王的尸体上砍下头来，挂在旗子上，“手污于血，不盥而食，当此之时，犹猛兽者也”。若按屈原《天问》中的说法，他毁辱敌尸的行为，就连周公看了也皱眉呢。

《淮南子》里说周文王怕纣王疑心，故为自污之行，“筑灵台，相女童”之类。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事实，以及一种解释。或许《淮南子》所记不真，又或许文王颇有荒淫之行，后人便替他如此开脱。文王是心思极深的人。周人觊觎中原，经营多年。他们的文明程度不及商人，但相差也不远，所欠只是规模。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商朝的每一个政治错误，都被周人利用来收拾人心。即使如此，天下归心的事，并不曾像周汉儒生所说的那样发生过。这一点，我们看武王伐商，只有八个小国相随，或看周人得胜后，立刻远征四方，灭国九十九，服国六百余，便可知道。周汉儒生把商周战争描述成道德战争，把周军描述成仁义之师，自有他们的用意，只是离事实去得也远了。

武王骂纣王，虽是政治斗争，也是风俗使然。利益之争，关乎情势，未必关乎善恶。

牧野之战，死伤极重，见诸文献，孟子却不相信，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书》便是今天说的《尚书》，《武成》是其中的一篇，里边记牧野之战，血流漂杵。孟子是维护周朝政治神话最力，也是对后世最有影响的人，他认为仁者无敌，哪里用得着动刀动枪？所以他对《武成》，只信其中的几条，别的都不信。那么大的战争，怎么会不大流血？后来有传说，原来商人一看仁者之师前来，就都倒戈，“为王前驱”了。至于纣王之死，同样按周人编的传说，或为自焚，或为倒戈的乱兵所杀，总之周人的手是干净的。

周人为什么要洗净自己的手呢？他们以小食大，起初的兵力不足以制四方，而开创了一种政治传统，于夸耀武功的同时，示天下以仁。周人信天，在他们的信仰中，天是善恶主，周人自命为天兵，无法不是仁义之师。被这样的仁义之师打败，只能算你倒霉，而且是双重的倒霉，不但军事上失利，道德上也被毁灭了。毕竟，和天兵天将做对头，本身就是罪孽。

纣王是商朝最后一个国王，他的事情，甲骨文中零星有几条，别的只见于周汉的文献了。他的老祖宗，当年打败夏人后，也把夏的最后一个君主，描述为极不堪的人。几百年后，这种命运落到纣王的身上，也可以算是悖入悖出。只是，我们见到的关于夏桀的传说，是周代过滤后的，商人所述，原未必如此。至于一种风俗，是以有体面的对手为体面，如遇到道德败坏的对手，心里会不舒服，就是获胜，也少了几分荣誉感；另一种风俗，是以为对手越不体面，自己越体面，把对手说得十分不堪，自己立刻获得道德上的豁免权，什么事都可以做，而心安理得了。其尤甚者，在路上遇到牛粪，必大叫大嚷，召来人众，然后历数牛粪之罪，拔剑斫之，还自以为是在以天下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