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把力辟杨、墨作为一生的大事业。一方面，有想法而无体系的人，每需要辩论的对手，来澄清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我们看稷下学宫的巨子，半是后世所谓的道家者流，便知当时异见的流行程度，已令正人君子忍无可忍。“异见”是从孟子的立场上说，他看到孔子的智慧被无知无识的人们冷落，杨、墨之言反倒充盈天下，气得死去活来。“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为了和杨、墨作战，孟子把门槛锯掉一寸，说只要批评杨、墨，就算是投名状，立刻入伙，成为圣人之徒。

杨朱著名的主张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听到这一句，不只孟子，就是普通人，也难免动了肝火。您想啊，我们都时刻准备着给别人好处，又时刻指望着从别人那里得点好处，若按杨朱的主张，又向哪里放惠，又从哪里得济？杨朱的一派，后人总结其为“贵生重己”，重己便轻物，贵生便不以事功为意。他以为人的生命是自己的，并且，他是无灵论者，认为生命只有一次。那么，这唯一的东西，无论是财富、权力，都不值得拿来交换；因为那些事情，会伤身害性，如果交换，相当于砍头求帽——这显然是极端的主张，与常识不符。常识是，生命就是生活，个人生活与社会的平衡，尽管不完美，却不能火冒三丈地执其一端，追求利益不等同于交易生命，而让渡一些自由往往是必要的。

杨朱的话，实在是有感而发。比如他把追求利益当成伤害本性的事，就和当时的局面有关。战国诸子所持观点不同，但没有一个人认为当时的社会状态可以接受。成千上万的学者，不约而同，从各个方向围攻社会，有点令人吃惊。近代政治学家曾想象集中的权力出现之前是什么样子，在人各自为生、彼此之间尚无任何协议的时候。先秦的一些学者则宣布那种状态——如果真曾有过——简直就是理想世界。这种想法，从现实倒推而来，本身是幼稚的，但杨朱和其他许多人，没有儒者那种经济的壮志，又怕多歧亡羊，惹不起躲得起，似乎是最简单的选择。当时两大学派——法和儒，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管理民众，使之为国家所用，一个要临之以威，一个要贿之以仁，杨朱这批人则只唱反调，专门研究不为大人君子所用的理论。“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就是一种反调。法家说，你给君主出力，君主给你好处，杨朱摇头；儒者说，只要你归仁，就能摊上一个好皇帝，过上又高尚又幸福的生活，杨朱也摇头。像一个拗孩子，打定主意不做一件事，给他糖也不要，给他果也不要，你把全世界给他，他也不要。人或称之为“极端个人主义”，有点误解。杨朱主张的价值，在于它是个人主义在理论上的生发点，不在于实际的方针。人的生命属于自己，是最简单也最经常被忘掉的道理，因为有那么多力量致力于让大家想不起这个道理，而且总是成功——看看战国诸子，谁笑到最后？

孟子以为杨朱的主张，使人无异于禽兽。如果把杨朱主义当成社会理论，孟子是对的。至于背后的道理，孟子装做看不见，本来他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忽视那个道理。在另一方向上，韩非则直接地说杨朱这种人该杀，因为就算是一匹上等好马，赶他他不肯向前，勒他他不肯停步，让他往东他往西，留着有什么用？倒把别的马都教坏了。君主悬设良田美宅、高爵厚禄，就是要换得人们去给他拼命，杨朱轻物重生，怎会给官家拼命？如果尊礼这样的人，大家都学坏了。

韩非也说得不错。同属杨朱一派的，有一个叫子华子的人，认为“迫生不如死”。“迫生”就是悲苦的生活，听说旧社会人多悲苦，按子华子的主张，岂不要视死如归？看来，杨朱的主张，无论如何不能化为治术，即便没有儒法的交攻，也迟早式微。它的影子，倒也存在，却变成了另一种姿态。和杨朱主张接近的，还有一个叫詹何的人，有人问他如果一个人身在江海，心存魏阙，那可怎么办。他答以重生，重生则轻利。那人又说，如果实在做不到，老是惦记着名利呢？他说，如果实在约束不住自己，就一点也不要约束，尽管放纵，怎么舒服怎么来，才是不害生。中国式的享乐主义有一千种道理，这是其中之一。

后世的人，一想起来就批评杨朱的“一毛论”，说给他天下他都不换，太自利了。其实，童话里说，森林里有许多光溜溜的动物在行走，很不体面。它们的毛，并不是一起拿去换天下了，而都是一根一根地给拔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