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与李自成翻脸时，给被拘在北京的父亲吴襄写了一封“绝义书”，指责吴襄“隐忍偷生，甘心非义，既无孝宽御寇之才，复愧平原骂贼之勇。夫元直荏苒，为母罪人，王陵、赵苞二公，并著英烈。……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

韦孝宽是北朝时的名将，平原指的是三国时的祢衡。信中提到的另几个人，徐庶为了母亲弃刘投曹，王陵、赵苞则相反。项羽将王陵的母亲请到军中，想把王陵招来，王母则暗托使者告诉王陵不要以己为意。赵苞守郡，鲜卑人捉到他的母亲，推到军前，赵苞认为为臣之义，不得顾私恩，拒绝鲜卑人的要挟。

人一多，时间一长，什么样的典型都不会少。不论做什么事，总不愁找不到先例，以给自己开脱。只是“大义灭亲”这种事，做则不妨，但调子一定要唱准，该哭就要哭，该呕血就要呕血，而且，只能以大义为辞，怎么好以灭亲为期？信虽是记室写的，但必定句句是吴三桂的授意，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到父亲身上，难免枭獍之讥，丑话说在前面，可谓殊不知体。

人或问：吴三桂连老父都可以不顾，怎么会为了陈圆圆“冲冠一怒”呢？其实，吴三桂决意兴兵时，更是顾不得陈圆圆了。事后吴襄全家都被处死，陈圆圆能活下来，只因为那时她已不被当成吴家的人。吴三桂本来是决定投降李自成的，从山海关率兵南来，走到沙河驿（在今河北迁安），遇到从北京逃出的家人，证实了他以前风闻的一些消息——“家里还好吧？”“依法没收了。”“我父没事吧？”“依法逮捕了。”“那个人（陈圆圆）呢？”“依法夺去了。”

三问三答后，吴三桂暴跳如雷，立刻北返，决意与李闯为敌。他的愤怒并非全为陈圆圆，不过，陈圆圆也确实是他的心爱之人。闯军进京后，吴三桂在十天内给吴襄写了六封信，封封提到陈圆圆，超过对父亲的关心。

第一信劝吴襄出逃，“并祈告知陈妾，儿身甚强，嘱伊耐心”。第二信让吴襄归降自保，并打听“陈妾安否，甚为念”。吴襄曾有意让陈圆圆骑马自投山海关，吴三桂听说，在第三信中发急道“如此轻年小女，岂可放令出门？父亲何以失算至此？儿已退兵至关，预备来降，唯此事实不放心”。

吴三桂一怒北归，并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唯恐传闻失实，他又给吴襄写了两信。这第四信最长，不妨全文录之：“前日探报陈妾被刘宗敏掠去，呜呼哀哉！今生不能复见。初不料父亲失算至此。昨乘贼不备，攻破山海关一面，已向清国借兵，本拟长驱直入，深恐陈妾或已回家，或刘宗敏知系儿妾，并未奸杀，以招儿降。一经进兵，反无生理，故飞禀问讯。”

吴三桂这种人，对女性的态度，现代人已不易捉摸。最稳便的办法，是承认当事人自己的说法，尽量少下裁断。中国的传统，是最喜对别人的事下裁断，依据是价值观；而价值观是一张价格表，什么在上，什么在下，何者为大，何者为小。但人心九窍，世事万绪，颇有不能为表格所尽者；何况义务表之外，还有对后果的衡量呢。价值冲突的永恒，大概不会在爱情之下；至于黑白分明，那是官方文告和九流小说里才有的事情。

如果我们承认吴三桂对陈圆圆确实爱如生命，又怎么样？公利高于私利，国事重于家事，是大多数人都承认的；但这种观念，实来自后果的考察，而非推理得来。自古的习惯是把它当做义务规定下来，而没有逻辑结构的义务主义，招来的冲突自然多了去啦。吴三桂是个自利的人，但自利本身是很难责备的。他对明王朝的义务，他对家庭的义务，未必就如后人所想的那么容易取舍。须知古代的家庭观，关系着社会的根本，实在是动摇不得，如历代帝王虽都想拿忠压倒孝，没一个能完全成功的。

作出吴三桂那种选择的，代不乏人，只是很少像他惹出那样大的麻烦。吴三桂一家与满人世代为敌，最后却引辫子兵入关，至多尔衮背盟之后，又一味畏葸，受封平西王，自己也把头发剃了。他自己是想学申包胥的，但假如秦国复楚之后，顺便加以吞并，申包胥也就成吴三桂了，而那并不是他自己能控制的。宋室南渡之后，华夷之防，较前代严得多了，到了吴三桂的时候，申包胥已全不可学。吴三桂是武人，他的幕中怕也没有通晓古今之变的人来劝一劝他。

何况中间还夹杂着爱情呢。爱情是美好的，但在价值观里，专事捣乱——这是对现代人而言，古代是不怎么拿爱情当一回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