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篡汉，几乎开创“恶劣的先例”。本来，士人也罢，儒生也罢，在权力中的角色，至多为辅弼，为师保，大如孔子，也不过人称素王；庖人便不治庖，自有草莽英雄取而代之，士人或强仕而死，或另投贤君，或退守其身，哪儿有图穷匕见，自己要做皇帝的，岂不破坏了合作关系？从这一方面说，后儒之喜欢骂王莽，也不无撇清自己之意。

王莽年轻时，时人有个评价，说此人“敢为激发之行”。什么是激发之行？拿今天的事打比方，公务活动中人家宴请，虽然不甚妥，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所以大家都循旧例，鱼贯而往；偏偏有一个人不肯去，弄得别人不舒服，他也不管，这便是敢为激发之行了。这类人，按古代的说法，或是至情至性之人，或是大诈大伪之徒。王莽呢？哪样也不是。他的孝悌和廉俭，和家族的风气太不一致，似乎巧伪，但在他而言，既非发乎性情，也不是从小立志骗人，只是读经走火入魔，真想以身为天下率。

虽然出身权势之家，但在政治活动之外，此人仍是儒生本色。他当皇帝，一半是迷醉权力，一半还是因为攒了一肚子稀奇古怪的抱负，施展不开，看着刘家的政治不耐烦，忍不住赤膊上阵，先是想当周公，后来就要当尧舜了。不只他自己想干，当时的儒生把理想放在他身上，推着他往火坑里走，算得上众望所归。

官天下就是把帝位传给贤人，家天下就是传给儿子。五帝在三王之前，按越古越好的理论，自然优越于夏商周，而为儒家的理想社会。这种禅代理论，后世是不大有人提的，而在西汉，还是儒学中的普遍观念。王莽当皇帝，在西汉儒生看来，也算不上怎么大逆不道。

王莽初掌大权，给儒生大做好事，广修学校，增加儒生做官的机会，还在长安“为学者筑舍万区”。很快天下的儒生骚动起来，以为于私则高官立至，于公则大同可期。几次征召之下，各地的学者成千成千地奔赴长安，还有更多自费前来的，共襄盛举，唯恐人后。尤其弹冠相庆的，是古文学派的儒生。西汉后期今文学派得势，古文学派在野；王莽兼学今古，但后来尊奉古文经学。古文学者果然给他贡献了许多方略，大者如按《周礼》对社会大动干戈，小者如修明堂，也按《考工记》的说法，修成四室五向。

王莽筑明堂、辟雍，本是工匠役夫的事，偏有太学生参加义务劳动。他平毁傅丁二后的陵墓，又有许多读书人亲执畚锸。两件大工程，都是二十天便成。王莽拒受新野县封田，全国有四五十万人上书请愿，要加封王莽，宫门前连着好几天都有众人聚集，有点像静坐示威，直到王莽得到九锡之赏。这些事情，固然有出于王莽的布置，但与后世如魏忠贤事等大不一样，舆论确实站在王莽一边，而舆论从来是由士人控制的。

当时的名儒多和王莽交好，著名的有刘歆、扬雄、桓谭，还有平晏、马宫、唐林、薛方等辈。他能当上皇帝，内靠家族势力，外靠的便是儒士。当皇帝后，他一板一眼，按照儒家思想，托古改制。他的改革，在今天看来，大多荒唐，但没一样是他的发明，都来自经书。有些举措（如改官名、地名、人名，甚至匈奴名），只是让人笑话；有些如公田口井（土地国有）、五均六（工商国营），望似不那么可笑，恰弄得天下沸腾。而做这一切，本来是要直奔大同的，那是儒家社会理想的旨归。

新莽末，起来造反的，是农民、商人、吏员和刘氏宗族，儒生只是在大势已去后才投奔新主。东汉以下，王莽的名声可就一天不如一天了。王莽篡汉和改制，对儒家是尴尬事。大家痛骂新莽，而对理想的破产缄口不提。此后的儒学，转为以价值观为核心、以个人理想为补充的看守主义，不再有什么社会理想，故得以在这次破产中存活下来；当然，从此也脱却了激进的色彩，不再有什么高调可唱。

王莽确实不是个好领袖。他固然很有政治手腕，但在别的方面，又顽固又迷信，能愚蠢时绝不做一点聪明事。此人唯一的好处是敢于任事，又很有探索精神，比如他实验人力飞行，又主持解剖人体。尽管是解剖别人，让别人去摔死，仍不失为有些好奇之心。至于胡适说他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自是有所误解，以童子言为智者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