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名世是康熙四十二年的探花，他的诗文，在“出事”之前很有声名。他和年羹尧是同年，但并无特别的私交。年大将军凯旋，朝臣能攀得上交情的，都有颂诗，这是官场风俗，人都如此的。后来年羹尧奉旨自杀，雍正担心落下兔死狗烹之讥，乃大兴株连。雍正的脾气是，如果一件事自觉心虚，反要大叫大嚷，大操大办，以示理直气壮。钱名世倒霉，也给扯了进去。

倒霉的原因，今天已不可尽知。通常，是以为他的某几句颂诗，不小心犯了雍正的忌。但在群臣和年羹尧的唱酬中，比那不小心的还有的是；况且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再谨慎的诗作也禁不起鸡蛋里挑骨头。还有一种说法，以为是钱名世的人缘不好，所以成了软柿子；但他的名声大坏，是在诗案之后，而非以前。

不管怎么说，雍正选中钱名世来做反面榜样。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雍正把钱名世骂得龙血喷头，还别出心裁，御笔题写了一块大匾，曰“名教罪人”，挂在钱名世家屋门。为了防止钱家遮蔽，命令常州知府、武进知县，隔三差五去钱家检视。

雍正有些政治手段的发明，颇为后人继承。如清廷摧残士气，一开始只会用暴力，以后渐渐深入灵魂。雍、乾两位皇帝，自己就是半个文人，知道何者为耻，何者为士人所不能忍。皇帝不杀钱名世，显得仁心宽大；而对对方的挫辱，用雍正自己的话说，为“虽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试想钱家老少，出入于这样一块匾额之下，几辈子都抬不起头来。这就叫心刑。

雍正很会用裹胁之术。钱名世革职出京前，雍正命在京的文官各为诗文，“记其劣迹，以警顽邪”。既然小说可以谋反，诗歌当然也可批判。奉诏作诗的，一共三百八十五人，“廉耻俱沦丧，甘心媚贼臣”、“怪尔颜何厚，偏偏谄媚词”等，痛骂钱名世无耻，颂扬皇帝宽大。雍正把这些诗，让钱名世自己掏钱刻印成集，发给各省学校，让天下人都知道有一个无耻的钱名世。

这三百八十五人，各依才学，奉上官样文章。据说最工的两句为陈万策所写：“名世竟同名世罪，亮工不减亮工奸。”但今传本《名教罪人》里，陈万策的诗中并没有这两句，可知只是传言——碰到这种事，谁也不想一不小心作出首名篇。没见到有哪个人格外地雕词炼句，也没见哪个人把这次写的声讨诗收到自己的诗集中，因为这些人知道，这不是什么光彩照人之事。

在这三百八十五人之外，也有作诗不用心或不忍心的，各被惩处。有一家姓陈的，父子三人在京为官。两个儿子作诗不称旨，被撤了职；父亲的诗有句云“负涂一豕玷儒绅”，骂钱名世是猪，便合格了，进入《名教罪人》合集。原来此事是一次政治考试，要人人过关。只要一写，就如同交了一次投名状。单单是为了减轻罪恶感，这样一个最小的动机，就足够让大家纷而诋毁钱名世。

万斯同编明史，曾以钱名世为助手。万斯同死去，在京中的遗书流散，多为轻薄所窃。忽然，人都说是钱名世拿了去。并无证据的事，传来传去成了铁案。又剽窃一事，在有清一代，如戴震之窃赵一清，毕沅之窃邵晋涵，人多缄口不提，或者曲为之辩；而万斯同的《明史稿》本为王鸿绪攘去，世人却相信无端的传说，把钱名世也编排在里面，指为剽窃了万斯同的《三王纪》。这就叫人居下流，众恶归焉。

人落到钱名世这种地步，所有的恶行都会被揭发，所有的嫌疑都会被当成事实，换上等闲的人，早已是体无完肤。钱名世被传说的恶行，翻来覆去，不过两三件，可知此人，多半竟是格外端谨之士。有些事，早晚是要轮到自己的。大诗人方苞，因《南山集》案下过狱的，这次在骂钱名世“名教贻羞世共嗤，此生空负圣明时”。查嗣庭，五个月后就将被拿问，第二年就死于狱中的，此刻还在讽刺钱名世“从今负罪归乡里，掩口人惭道姓名”。翰林院检讨谢济世，此次诗称“自古奸谀终败露”，几年后因为注《大学》得罪，在刑场被赦，吓得半死。

《名教罪人》这部奇特的诗集，按作者及其后人的心意，原是恨不得它早早失传的，但毕竟还是存下来一种本子，让我们今天能够见到某种文体的祖宗。至于钱名世，诗集已经不传。他的诗如今能见到的不多，大半存于《江左十五子诗选》中。有一首《题〈放鹇图〉》，里边有两句云“予食呼名就掌驯，此生长傍谪仙人”，好像那被驯的鸟还挺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