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一时彼一时
近日脑子乱。眼睛读袁崇焕事,心里总想起李陵。
汉朝人毕竟是汉朝人。李陵投北,明里暗里,仍有替他辩护的人。汉武杀了李陵全家,他不肯回来。但我有时想,如果他回来,且不免于弃市,那么,长安的市民,会有什么反应?
帝制下人民的生活,常受到君主个人事务的影响。鲁酒薄而邯郸围;先是因为武帝对一个女人的爱情,或者说怀念,大宛国就倒了霉。仗打完了,李广利得到海西侯的爵位,而没得到名誉;在朝中没人敢批评皇帝的行为,私下里则物议沸然。同李广利带回来的战利品相比,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但武帝是这样一种人,批评恰使其更加刚愎,李广利回来两年后,武帝又给他指挥战争的机会,以为他在同大宛国的战事中攒够了军事经验,总不会再出丑。
因为没有显而易见的作战对象,汉人的夙敌匈奴便被挑中了。公元前九十九年开始的一连串对匈奴的用兵,至少在军事上是意义不明的。在这次战争中,李陵像个牺牲品。除战争性质有些特别,李陵获得广泛同情的另一个原因,是汉朝人的气质与后代人不同。汉人也常“替天行怒”。王莽悬首宛市,百姓在下面用石头掷,甚至把他的舌头切开分吃。董卓之诛,长安人欢忭之余,给他肚子插上灯芯。不过这些事发生在乱世。平时,汉朝人不很容易群而暴起。
“明奸”的待遇显然不如“汉奸”。袁崇焕的凌迟,在京师大快人心。去西市的路上,观者如堵,无不咬牙切齿,或者说磨牙磋齿。刽子手从袁身上割下肉来,百姓拥上去抢。刽子手赶之不退,且看出是笔生意,便拿来卖钱。老话虽常说“千刀万剐”,真执行起来,刽子手何尝有那些耐心?但这一回有好生意,事情就不同了。袁崇焕的肉据说卖至一两银子一块;当年刘瑾之诛,仇家买他的肉也不过一文钱一块。
我忘了提什么事情,北京受过两次大的威胁,一次是土木之变,一次是直接导致袁崇焕被处死的己巳之变。前后差一百八十年,明人的信心消磨光了。建州兵的声势尚不如瓦剌,给京师人的惊吓则远超前者;这便是壮夫和病人的不同、青年和老年的不同。带着不祥的预感,京师人扑向袁崇焕,名曰抒愤,何尝不是在祓除心里的恐惧。
如果这些人活得久,能赶上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也不会有什么内疚。他们会认为受骗或骗人的是皇帝,而不是他们,他们是在做一件正义的事。便在今天,辨别真相,也是累人的事。容易的办法,还是把自己从这一负担解脱,让别人来告诉我谁是“坏人”,我只负责吃掉他。
说回到李陵。那年汉历九月,李陵带领他的五千步兵,从居延出发向北,穿过寒冷的戈壁和干枯的草原,取道阿尔泰山和戈壁阿尔泰山之间的平川,一个月后来到杭爱山脉南面的浚稽山。在等待指令的日子里,周围的危险日渐浓重。浚稽山接近匈奴人的腹地,汉军的出现不可能被忽视。终于有一天,对面山梁上闪耀起兵器的光芒,且单于亲率的三万骑兵出现在五千汉军面前。
幸运的李陵。有此一战,胜可脱于人口,负亦可以免于人言了。到了袁崇焕时代,中原人和北方民族间的关系,早不像健壮的汉朝人和匈奴人之间那样;人们的性情变了,战争的攻守也不一样。李陵和袁崇焕几乎没什么可比较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会让我由此而联想及彼。
还要说的是,当年武帝发兵,找的理由是开国皇帝刘邦曾被匈奴人围困于平城这件陈年旧事,并引《春秋》复九世之仇的今文经义为支持,看起来是再无其他道理好讲——除了他对武功无休止的爱好,以及对李广利的眷顾,这两点他虽不必隐瞒,却也不便形诸正式的文告。
汉地的农民并不想迁移到草原上,朝野对匈奴人的土地都没有兴趣。一劳永逸地消灭匈奴人是不可能的;把他们从汉国的北方彻底驱逐,同样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因为这片草原又将被别的部落填充,而那完全可能是一个即使不更强大,至少也是一个没有像匈奴人那样领教过汉朝的军事能力的部落,然后一切又得从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