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铖本来是东林党人，也曾名列《点将录》，绰号“没遮拦”。有人评他的毛病是器量褊浅，“几微得失见于颜面，急权势，善矜伐，悻悻然小丈夫也”。但在性格上，这只是缺陷，并非邪恶。那么，他是怎么进入《明史》的奸臣传，成为舆论公敌的呢？

一半的原因，是他本人热衷权势，行径往往卑污；另一半的原因，他的对手左右着舆论，这种舆论笼罩下的史书，自然不会说阮大铖什么好话。

阮大铖与东林党人交恶，起于一个官位的争夺。天启四年，吏科都给事中出缺，东林党要人左光斗通知正在家泡病号的阮大铖速速来京递补。但东林党的另两位领袖更属意于魏大中。与阮大铖相比，魏大中更忠于党务，人品清正，社会关系单纯，不像阮大铖那样交际过广，随便和什么人都有说有笑。

这件事也许可以通过坦白的磋商解决，但阮大铖兴冲冲赶到京城时，东林党当事的人认为哄骗他一下也未尝不可。便把出缺的实情隐藏，说了些东拉西扯的话。已知实情的阮大铖藏起心中的恼恨，以假意报虚情，暗中交结魏忠贤的外甥，使自己得到了吏科都给事中的要职。几年里，还有些别的事情发生。但阮大铖后来名列逆案，种根于此。

阮大铖是个官迷。他说，宁可终生无子，不可一日无官。他本是出色的诗人和戏曲家，在文字和音乐上有双重的才能。废居期间，他写了两千首诗、十一部传奇。有名的《春灯迷》和《燕子笺》都是这时候的作品。可惜，他非想当官不可。

阮大铖降清后，有件事情颇可看出这个人的性格：在行军路上，他每晚到清将帐中聊大天儿，一直聊到对方实在支持不住，鼾声大起，他才作罢。天刚亮他又来了，折腾完一个再换一个，人人不堪其苦——他确实是个不甘寂寞的人。

另一方面，中国正统的好人主义，擅长干两种事：一种是逼娼为良，另一种是逼良为娼。阮大铖与东林交恶，仕途断绝，好生后悔。此后一直想办法与东林拉关系，但东林，特别是后来的复社人物，不给他机会，而且声讨愈力，争相毁阮以博高名。

举小事看。阮大铖在家里请周钟等人吃饭，周钟的弟弟后至，一语不合，就推翻饭桌，砸坏坐椅，而周钟并不觉得需要为他弟弟的行为说句道歉的话。

举中事看。崇祯十四年，东林再推周延儒出任首辅，需要一大笔活动经费（给司礼太监的贿金），中间阮大铖出了一万金。东林既肯用他的钱，然后继续压制他，阮觉得投效无门了。

举大事看。阮大铖寓在南京写诗编戏，按说不碍别人的什么事。崇祯十一年，来考试的社局中人在南京玩得开心之余，听说阮大胡子过得颇逍遥自在，愤恨起来，撰《留都防乱公揭》，以集体的力量来驱逐他。痛打落水狗是既英雄又稳当的事，正是明末人所擅长。

虽然仇怨已如此之深，弘光朝间阮大铖复出后，一开始并不是东林的大敌。他的野心原本有限，不过欲得一方面之专，牛皮闪闪小放一光彩耳。而东林死力相争，必欲去阮，劲头远在抗清之上。阮大铖固非志节之士，既然流芳路塞，竟尔遗臭心甘。在他的反噬下，东林党遭受重创，而弘光之偏安，也由于内部的争斗，终至崩溃。

明亡后，也有东林人士检讨当年对阮大铖持之过急，绝之过严。但这类检讨并非主流，主流仍是“捉坏蛋”运动。主流的观念是，国之兴亡取决于治国者的道德水平，刘宗周说“世道之祸，酿于人心”，只要把坏蛋都捉出来，天下自然大治。黄宗羲则说“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天生的不共戴天。这是个非常危险的观念，在当时却顺理成章，不受怀疑。

东林之集矢于阮大铖，因为团体需要公敌，来把集体凝聚起来；更重要的是，好人主义需要坏人，来做制度性失败的替罪羊。西谚有云：Hate the game，don't hate the player。（对事不对人。）我们的传统恰恰相反。

进一步说，失败有时也是目标。这话听着虽怪，偶尔也是实情。东林党中后期的一些作为，从某种逻辑上说，望似并不愿取得实际的政治成效，倒像是巴不得被镇压，以轰轰烈烈的失败而结束。如果东林党全面接管政治，丝毫不能挽回明王朝的颓势，崇祯朝已可验证这一点，泛道德主义的破产，当无可逃避。失诸朝而得诸野，唯有政局的失败，才能维系教义的稳固；何况悲剧给人机会成为烈士，其中包括那些若是喜剧只能扮演丑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