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看《打严嵩》，见白脸红裤的老头，被邹应龙连骗带打，微觉可怜。立刻正心回意，想这严嵩是坏人，就是该打。他在戏里不是唱嘛：“起下了谋朝篡位心，私造九龙冠一顶。”谋朝篡位呀，这还了得。我虽然不是皇帝，听着也很气愤。何况他还“卖国”呢。后来念了几本书，知道严嵩倒也不曾卖国。但本地流行整体论：整体决定部分，“本质”决定各种“非本质”的东西。整个儿的严嵩既然是坏人，那么，各种坏事，他就算没做，大概也想要做的。这么一想，再听马连良的“你这卖国奸贼”，叫起好来就流畅了。

为严嵩分辩的，从明朝到现在，一直有人。我们知道，这类文章，尤其在当代，立论颇难，要经过大量的转转折折，虽然，但是，不过，尽管，等等，写的人累，看的人也出汗。有部写严嵩的书，写来写去，严嵩成了大好人。作者本心未必如此，但不如此则无法立论，在整体论的道德法庭上容不下有罪辩护，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你说吧。比如，帮严嵩辩护的，常提出一条：严嵩一生无二色，只有一位欧阳太太。但在严嵩留下来的文字或言论中，找不到证据能说明他反对妾媵制度，是男女平等的先驱。那么，他的不置姬妾，只好算是人情使然，和思想或道德无干。

或说严嵩的诗境界不错，人当不会很卑污。是的，翻开《钤山堂集》，写心志的如“元无蔡泽轻肥念，不向唐生更问年”或“明日驱车入城去，却从尘里望山间”；写山游的如“傍花吟驻棹，扫石坐传卮”或“不饮杯中物，其如山色何”，都显得胸襟冲淡，不像是专心致志于利禄者。

但古代的文臣，多喜欢写诗，喜欢表达出世之志、田园之想。这种若离若弃、不离不弃的姿态，乃是自我安慰，行卑而标高，便似有通向良知的后门。言行、知行不必一致，必不一致，已成传统，不自严嵩始，不随严嵩终。我们看山水诗的宗师、南朝的谢灵运，诗篇何等高妙，再看他的行事，和诗大不相符。原来早在那时，诗歌，在许多人那里，已是对日常生活的救赎，如洗手的水。

严嵩谈不上有多好，但确实也谈不上有多坏。这个人做官的秘诀，是小心敬慎，柔媚取容。嘉靖皇帝太难伺候，好恶无常，威福自操。严嵩很惧怕嘉靖，伴着这位君主，常如临深履薄，哪里还敢窃弄威柄。他在国政上无主张无抱负，只知奉承嘉靖；然而，这样的大臣，各朝各代，要占总数的一大半，落得“奸相”名声的人可不多。

严嵩活着的时候，名声远不像后世那么坏，我们看当时的名公巨儒、高人硕士，和严嵩多有过从，有的还颇亲密，而非皆出于应酬。那么，后来他怎么就成为明朝第一奸相了呢？这涉及两个人、一种观念。

一种观念是泛德论，以为道德冲突乃社会冲突的主干，我们的失败，不是自己无能，而是有坏人在捣鬼。明朝政治一塌糊涂，“捉坏蛋”运动便格外蓬勃；反过来说，因为“捉坏蛋”运动太蓬勃，所以一塌糊涂。嘉靖后期政治失败，不能没有替罪羊。

两个人是徐阶和王世贞。徐阶是严嵩的政敌，心机深刻。他后来主修世宗实录，多所篡改。这些改动，当然不会有利于严嵩。王世贞是十分有名的著作家。他的父亲王杼任蓟辽总督，因边事被嘉靖处死。王世贞既愧且恨，不敢恨皇帝，便移怒于严嵩。王世贞给严嵩写的传记，极尽诋斥，而这篇传记，便是《明史·严嵩传》所本。这样一来，严嵩的名声好得了吗？

成文史总要操纵我们的判断。不仅如此，又有士林主导下的民间舆论。相传影射严世蕃的《金瓶梅》是王世贞写的；这只是传说，但专骂严嵩的戏曲《鸣凤记》，确是王世贞或其门人写的。发展到后来，在各种故事中，严嵩成了方便的反角。沈炼的死与严嵩没有关系，但小说《沈小霞相会出师表》脍炙人口。传说严嵩构陷王杼，和《清明上河图》有关，这只是故事，而从这故事生发出来的《一捧雪》流传至今。其他如《飞丸记》、《玉丸记》，直到今天的《五女拜寿》、《打严嵩》。

《打严嵩》还要继续唱下去。谁在乎？我对严嵩没兴趣。我有兴趣的是自己，还有多少地方，是无知无识中被人操纵着的？舆论也是这样。不要以为人多智盛，许多时候，罗马确实只长一个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