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读公羊

《春秋》三传,我们最熟悉的是《左传》,另两部,《公羊传》和《榖梁传》,名气小一些。但要论在古代政治哲学中的地位,《公羊传》实高于《左传》。《左传》是历史书,《公羊传》则是儒生为汉代定制的政治学。

秦末造反的诸强,以兴灭继绝为号召,等抢到天下,自己一屁股坐住,再不提从前的话头。在刘氏,本无什么不好意思,在与皇权合作的儒生,略有几分理论上的尴尬。按公羊学说,孔子对周并无信心或兴趣,他老人家作《春秋》,本意便是为后王立法。这叫“以春秋当新王”,是公羊学的一大要旨,纬书里有更生动的描述云:“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预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如此说来,汉朝代秦自立,应了孔子的预言,理直气壮。

儒生与皇帝之间,如同狐狸与狮子的合作。儒家得意的一件事,是驯化了狮子——或多或少,狮子得意的,是能让狐狸来为它管理草原,至于其间各自的得失,也是笔糊涂账。若凭孔子的学说,这种合作根本无法形成,——起孔子于地下,遇见秦汉式的皇帝,互相都不会买账。公羊学说的第一位大师董仲舒,改造了儒学,这种新儒学,同孔子的古典儒学,其实只有皮毛上的相似,倒是同名法及五行学派,更亲近些。皇权和儒家的正式缔约,粗略地说,签字人便是汉武帝和董仲舒,公羊学在其中的作用,也不算小了。

不过,后世公羊学并不流行,因为公羊学里面,包含着一些为君主所不喜的思想。比如按公羊学的政治图式,没有什么铁打的江山,天命变易循环,以有道伐无道,便如汤武革命一样理所当然,这一点,和孟子的学说接近,在古人看来,都有可能“启乱臣贼之子心”。董仲舒的儒学,在后世又被改造了,让狮子不放心的内容,又去掉了一些。

我们今天看来,公羊学里确有比正统儒学高明的地方,比如对“夷狄”,往往以文化、礼义,而非以远近来区分。《公羊传》里有一句话,“中国亦新夷狄也”,说的是有几个中原国家行事不妥,所以视同夷狄。后来——比如晚清或现在——常有人拿公羊学的这一态度,来反对排外,也是稍微有点奇怪的,反对排外就反对排外,还用到古书里找理由吗?

公羊学自汉代以后,一直式微,复兴是在晚清。对新式人物来说,公羊学能提供的理论武器其实没有几件,但大家都习惯于自家有病自家医,便是明明用着新药,也喜欢放在旧壶里煎一煎,或作简单的比附,便发现“敢情这药方我家里原有,只是忘记吃了”云。康有为曾说:“大约据乱世尚君主,升平世尚君民共主,太平世尚民主矣”。说君主便说君主,说民主便说民主,非要塞到公羊家的三世说里,搭配整齐,便以为有趣之极,深刻之至,正是古传的毛病。

顾颉刚算是破旧立新的大将了,后来却说,本以为这些年来是用欧美的新学来变易、代替中国的旧学,回头一望,“在中国原有的学问上的趋势看来,也是向这方面走去”,——好几千年里从来没有顺着“走去”,却仍然是“趋势”,这种信心,已难以评价了。近来研究公羊学的专家,有几位很值得敬重,且也力主变革,但为什么一定要把起点向后拉?有时我怀疑,中国果真是个特殊的国度,有特殊的国情,而唯一的证据,恰是有那么多人相信如此。

公羊学是个完整的、打通自然哲学与政治哲学、解释一切的政治理论,现在的新公羊学,更是如此,而且更加详尽。不过,我对所有完美的理论,都有戒心,因为如果不让现象屈从于理论,那种完美本无法达到。古希腊有个故事,说有个大盗叫普洛克路斯忒斯,强迫受害人睡在他制的铁床上,若身比床短,便强拉使与床齐,若身比床长,则截去余出来的腿脚。纷繁的万象,我们的复杂经验,放到任何一种理论的床上,会恰好一般长短吗?我是不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