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我们最熟悉的是《左传》，另两部，《公羊传》和《榖梁传》，名气小一些。但要论在古代政治哲学中的地位，《公羊传》实高于《左传》。《左传》是历史书，《公羊传》则是儒生为汉代定制的政治学。

秦末造反的诸强，以兴灭继绝为号召，等抢到天下，自己一屁股坐住，再不提从前的话头。在刘氏，本无什么不好意思，在与皇权合作的儒生，略有几分理论上的尴尬。按公羊学说，孔子对周并无信心或兴趣，他老人家作《春秋》，本意便是为后王立法。这叫“以春秋当新王”，是公羊学的一大要旨，纬书里有更生动的描述云：“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预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如此说来，汉朝代秦自立，应了孔子的预言，理直气壮。

儒生与皇帝之间，如同狐狸与狮子的合作。儒家得意的一件事，是驯化了狮子——或多或少，狮子得意的，是能让狐狸来为它管理草原，至于其间各自的得失，也是笔糊涂账。若凭孔子的学说，这种合作根本无法形成，——起孔子于地下，遇见秦汉式的皇帝，互相都不会买账。公羊学说的第一位大师董仲舒，改造了儒学，这种新儒学，同孔子的古典儒学，其实只有皮毛上的相似，倒是同名法及五行学派，更亲近些。皇权和儒家的正式缔约，粗略地说，签字人便是汉武帝和董仲舒，公羊学在其中的作用，也不算小了。

不过，后世公羊学并不流行，因为公羊学里面，包含着一些为君主所不喜的思想。比如按公羊学的政治图式，没有什么铁打的江山，天命变易循环，以有道伐无道，便如汤武革命一样理所当然，这一点，和孟子的学说接近，在古人看来，都有可能“启乱臣贼之子心”。董仲舒的儒学，在后世又被改造了，让狮子不放心的内容，又去掉了一些。

我们今天看来，公羊学里确有比正统儒学高明的地方，比如对“夷狄”，往往以文化、礼义，而非以远近来区分。《公羊传》里有一句话，“中国亦新夷狄也”，说的是有几个中原国家行事不妥，所以视同夷狄。后来——比如晚清或现在——常有人拿公羊学的这一态度，来反对排外，也是稍微有点奇怪的，反对排外就反对排外，还用到古书里找理由吗？

公羊学自汉代以后，一直式微，复兴是在晚清。对新式人物来说，公羊学能提供的理论武器其实没有几件，但大家都习惯于自家有病自家医，便是明明用着新药，也喜欢放在旧壶里煎一煎，或作简单的比附，便发现“敢情这药方我家里原有，只是忘记吃了”云。康有为曾说：“大约据乱世尚君主，升平世尚君民共主，太平世尚民主矣”。说君主便说君主，说民主便说民主，非要塞到公羊家的三世说里，搭配整齐，便以为有趣之极，深刻之至，正是古传的毛病。

顾颉刚算是破旧立新的大将了，后来却说，本以为这些年来是用欧美的新学来变易、代替中国的旧学，回头一望，“在中国原有的学问上的趋势看来，也是向这方面走去”，——好几千年里从来没有顺着“走去”，却仍然是“趋势”，这种信心，已难以评价了。近来研究公羊学的专家，有几位很值得敬重，且也力主变革，但为什么一定要把起点向后拉？有时我怀疑，中国果真是个特殊的国度，有特殊的国情，而唯一的证据，恰是有那么多人相信如此。

公羊学是个完整的、打通自然哲学与政治哲学、解释一切的政治理论，现在的新公羊学，更是如此，而且更加详尽。不过，我对所有完美的理论，都有戒心，因为如果不让现象屈从于理论，那种完美本无法达到。古希腊有个故事，说有个大盗叫普洛克路斯忒斯，强迫受害人睡在他制的铁床上，若身比床短，便强拉使与床齐，若身比床长，则截去余出来的腿脚。纷繁的万象，我们的复杂经验，放到任何一种理论的床上，会恰好一般长短吗？我是不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