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庄子和老子划归一派，是汉代文、景之后的事。有点奇怪的是，司马迁也随着大流，说庄子的思想本于老子，以攻击儒墨为长，——以司马迁的遭遇，读庄子，正该感慨万千，引为先声，何以有此论呢？

先秦诸子，若从立场来分，有两大派。两派的共同点，是对社会现实不满，觉得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自己不舒服，别人也不舒服，滔滔者天下皆是。不同点，是一派，要用自己的纲领改造社会，所谓狂者进取，如孔、墨，以及后来的名法之士，都是这样。另一派，更多着眼于个人感受，厌恶权力本身，所以对前者的社会理论，打心眼里不信任，觉得那只是将恶改良，至多是将凶恶的权力，换成好一点的，何况——如为后来的事情所证实的——也未必好到哪里去。

老子，实际上是第一派的。他对个人处境的论述，启发了庄子，但两个人的旨归，毕竟不同。在庄子，改造社会是无意义的，因为社会本身，便是个人的对头，至于政治，“方今之世，仅免刑焉”，一涉足便成大恨，躲还躲不及呢。

一个人，处在他不满意的社会环境中，何去何从，一直是古代哲人的大惑。是默默忍受，还是挺身反抗？是自保高洁，远离是非，还是跳到浑水里，想让大舟转向？是单骑独行，不以事功为期，还是招良聚莠，以恶抗恶？个人的力量极为渺小，集体又污浊，何弃何取？一个人对社会的义务，有无限度，这限度又在哪里？圆满的无趣，与破损的生动，哪个更值得争取，人生的意义，有无可能延伸到人生之外？

与庄子差不多同时，有一位孟子。孟子的格言是：“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的道德勇气，光耀千载，如能再多一点反省，就更好了，一边仗义直行，一边对自己的“义”，不断反思，庶免勇猛过头，以百姓为刍狗。儒家的道德文章，都是好的，就是以先师的主张，为理所当然，不但自己不验证，也反对别人验证，离先贤的本意，也越来越远。而在庄子看来，以礼义绳天下，或以社会理论改造社会，那发生在后来的，乃是必然。

与庄子同时，还有一位屈原。若请庄子说屈原，一定会论为值得同情的反面教材。好好的一个人，非要以身试法，岂不愚蠢？但在屈原看来，自己是高阳的苗裔、楚国的贵族，对国家有义务，不容逃避，他又有政治理想要实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所以秉道直行，不惜身殉。在《离骚》中，屈原最后说“算了”——“己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他最后还是一条道走到黑，“伏清白以死直”了。

除了取舍不同，性情两异，屈原和庄子的一大分别，是屈原追求的，是一种政治或社会方案。《离骚》中有一句话，叫“众不可以户说”，而“户说”，正是庄子做的事。庄子哲学是个人的，并不包含社会的解决方案，前儒或拿庄子书，边翻边骂说，瞧，大家都如此，还有国有家么，怎么得了，这便是责人以其所无了。朱子说庄子“只在僻处说活”，是的，庄子确实不像儒者那样，说什么都是一囫囵，既然谈的是个体生命，自然在彼此之间。他的思想，若当社会思想看，立显幼稚、肤浅，就是当人生指导，可能直接导致“不谴是非，与世俗处”的犬儒主义，要是怀此两种算盘，还是不要读《庄子》吧。

荀子曾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不知他在说这话时怎么想的，因为他恰恰说反了。庄子思想对社会，固然是一种瓦解力量，但又何尝不是使社会免于走到极端，人人自危的挽救力量？庄子的性格一定是极敏感的，因为战国时，社会还大致松散，他死后两百年，绝对国家大功告成，国家社会把市民社会挤得更扁，庄子连后者都忍受不了，若活在这时，无处藏身，也许会另有一番崭新的说法。

活在这时的是司马迁，已如前所说，陷入政治方案的迷局。庄子是不懂政治的，不过他谈国家政治的话，偶尔也精采，如《杂篇·则阳》中的“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途而诛不至”，正是作威作福的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