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读《贞观政要》

古人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本来是尧舜时代,不过上古的事,暧昧难征,好比有雷锋而无日记,要大家如何学起?吴兢编《贞观政要》,便强调择善而从,“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不只吴兢,后代许多人,都以为唐太宗时的朝政,可为楷模。不止一个皇帝说过,自己不敢想比肩文武,能仿佛唐太宗,就心满意足了。

贞观政治,自然不像正史里讲的那么美好,但依照古代的政治设计,贞观年间,确实是光辉时刻。那种政治所要求的君明臣贤,尽备于一朝,而且唐人承北朝风气,胸怀宽广而乐观,不必非以自相倾轧为乐。李世民本为好名之士,又有个不光彩的玄武之变,更加战战兢兢,慎言慎行。他自己完备了起居注记制度,借外力制衡人君。他的感想是,在朝中每说一句话,都要想到传出去后别人怎么看,后人怎么想。在这里,不要追索他的动机,是发乎本心还是受制于风俗制度,这一点并不重要而且难于征实,关键在于他确实在说明理的话,在做明理的事。

起居注,就是史官(太宗时叫“起居郎”)跟在皇帝身边,随时记录皇帝的言行。记来记去,太宗好奇心起,想讨要起居注,看看里边到底记了自己一些什么事情。他的话说得漂亮,叫“用知得失”,意思是想知道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以便改正。其实他最关心的,是对玄武门事件的记录。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反驳,说您老人家看看是可以的,但恐此例一开,后世君主不像您这么英明,——“饰非护短,见时史直辞,极陈善恶,必不省躬罪己,唯当致怨史官。……(史官)唯应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闻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

朱子奢以后世君主为辞,点破了太宗的用心,太宗只好做罢。过了几年,太宗又提出来看起居注,被褚遂良堵回。太宗只好向房玄龄讨要根据起居注编的国史,便是《今上实录》了。房玄龄率两个助手,用心删略,把编好的实录交给皇帝。李世民看到记玄武门事的部分,语多隐晦,便说我杀建成、元吉,可比周公之诛管蔡,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话说得高明,其实是嫌实录的文章做得不够彻底。几个大臣自然明白,又改了一遍,太宗终于满意。预修实录的许敬宗,最能体会上意,此人修史,胆子大,脸皮厚,惯能无中生有,移花接木。太宗伟大形象的确立,他是一大功臣。

那么,官史如此,就不怕民间史册有相反的记载吗?原来,中国修史的制度,到唐太宗完成了一大变。以前修史,或是个人的私学,或是史官的家学,至隋文帝禁绝私史,并无实效,唐代正式设立官方的史馆,垄断了档案,虽未禁私史而私史几于绝矣。像起居注这类原始史料,民间无得闻焉,想写本朝的国史也写不成。——这是贞观政治的另一大经验,要形成一种声音,只靠压制意见是不行的,还得在原始档案上下工夫。

吴兢是唐中宗、玄宗时的史官,见过一些档案。他编的《贞观政要》,是给皇帝的政治教科书。他抬出贞观政治,作为一种样本,采撷的自然都是好人好事,——当然,贞观政治确是大有可采之处,但《贞观政要》提供的朝政图景,又是非常简化的,它的观念结构,只有君、臣、百姓这三层,一个听劝,一个多劝,君臣共以百姓为念,然后天下大治,这离实际的政治,差得就十分远了。

后代君臣读《贞观政要》,据说是要学习太宗和那时的一批谏臣,这是不靠谱的事情,因为君要纳谏,臣要敢谏,这是自古相传的为政之道,已经被唠叨过几百万遍了,非得远游唐代去取经吗?只是《贞观政要》中有许多漂亮的例子,漂亮的话,不妨记下来,随时取用。百姓读《贞观政要》,也有被感动的,恨不往生东土大唐极乐世界,这个也只能想想而已,幸好也只能想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