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读袁枚

我喜欢袁枚的,不是他的雅韵,是他的俗调。袁枚厌恶理学的不近人情,他自己的俗,便成挑战了。比如雅人据说是要逃名的,而袁枚是好名的,最喜欢说别人被他的诗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他常提到郑板桥,还讲过一个故事,说他们见面二十年前,郑板桥在山东听说袁枚死了(当然,那是误传),顿足大哭。这件事,郑板桥没提过,郑板桥的朋友也没讲过,——当然,不能据此就说没这个事,也许有,也许没有,也许是见面时郑板桥的玩笑话,袁枚装糊涂,故意当真,——总之,谁知道呢。郑板桥是错哭过一次的,确也是他在山东时,但哭的是金农,而金农和他是同志,且相识十来年了。

郑比袁大二十来岁,两人本不相识,直到两淮盐运史卢雅雨虹桥修禊,有名无名的文人,来了无数,袁枚从杭州赶来,见到了郑板桥。从头到尾,他们只见过这一面。

那次,板桥送袁枚两句诗,“室藏美妇邻夸艳,君有奇才我不贫”,口气微有调笑之意。除此,郑板桥留下的文字,没提过袁枚。板桥的名气已经很大时,袁枚还在上升期。若干年后,板桥已殁,袁枚成了诗坛大佬,再提起郑板桥,口气就变了:“板桥书法野狐禅也,……乱爬蚯蚓,不识妃狶,以揠苗助长之功,作索隐行怪之状……”

袁枚常受到两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是说他伤风败俗,没学问,等等。风化的事,与诗无涉,置之勿论,至于学问,可用袁枚自己的话来反驳,“考据家不可与论诗”。在今天看来,袁枚的“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是他的好处。

另一方面,又有人批评他行止不够坚定。这就有点复杂了。南宋大诗人陆游,曾和韩侂胄交往,为他写《南园记》,道学家群起攻之。袁枚评论说,按宋儒的意思,“必使侂胄铲尽善念,不许亲近一正人”,才是坏人本色,而正人又之要视侂胄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远才行,正是这种对人性的狭隘理解,启迪了明代的党祸。

袁枚的意见,是很合人情的。但他又在别处说,大圣孔子,乃古之周旋世故者,最会察言观色,体贴人情。嵇康箕踞,就未免太骄矜了,所以要思“圣人之所以处世,而勿效名士之覆辙”。

这是不是有点乡愿呢?也未必如此,不过,袁枚对这个关节很敏感,比如,吴敬梓《儒林外史》稿成,袁枚读到了。《儒林外史》对文士的讽刺,可谓刻骨,但并没有针对袁枚的地方。袁枚皮袍里藏着小,对号入座,看了极不舒服,到处说吴敬梓的坏话。吴敬梓知道了,上门找他理论,袁枚知道吴敬梓口辩功夫了得,不敢撄其锋,闭门不纳,然后回信,说了些乱搅的话,什么“虽不见如见,虽见如不见”,什么不见客是“藏己之拙,养人之高”,等等。提到《儒林外史》,他说:

“朝廷清明,贤者在上,不屑者在下。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君子不恶其穷而恶其所以穷也。安得如书中愤忿语,以悖教而伤化哉。”

意思就是说,你书里写的那些与世不偕而混得不好的人,是他们活该。

同样的意思,后来他给程晋芳的信里,说得更明白:

“我辈身逢盛世,非有大怪癖,大妄诞,当不受文人之厄。”

这样的话,不似出自袁枚之口,恰恰出自袁枚之口。但评价袁枚,可以参考他本人的一个好见解:

“孔门四科,不必尽归德行,此圣门之所以为大也;宋儒将政事、文学、言语一绳捆束,驱而尽纳诸德行一门,此程朱之所以为小也。”

在泛道德主义盛行的古代,有这样的见识,很了不起。孔子不也说过嘛,“有言者不必有德”,袁枚的读者,尽可以只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诗文上。

可惜的是,尽管以诗立身,袁枚的诗并不特别好,整篇出色的尤其少。我喜欢的,是他的一些警句,如“文士镌碑僧凿佛,万山无语一齐愁”,“才子合从三楚谪,美人愁向六朝生”之类。他的文章,要比他的诗好,他的《随园六记》,也比《随园诗话》好看些。

也许他并不是天生的诗人,“自叹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作诗人”。但在古代,诗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是写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