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读红楼

题目照例危言耸听,其实我对《红楼梦》并无很大意见,也领教过它的魔力。念中学时,班里有个同学,上课时愁眉不展,以手柱颐,眼望虚空,老师询问,答以“晴雯病了”。艺术家的工作,就是创造一个结构,使人的经验,有第二种容身之地;做得好的,这新天地的活性,不亚于围绕你我的真实世界,为之掉掉眼泪,正是我们追求的阅读体验。

但《红楼梦》是一回事,红学是另一回事,红学是一回事,红学中的索隐派是另一回事,——不过既然红学能容纳索隐派,且索隐派之外,也不乏各种奇谈怪论(我昨天刚见到的一篇论文题目,叫《〈冷月葬诗魂〉与多弦理论》),本着行文简便、一棒子打死的精神,以下不做区别。

中国大大小小的红学会,总得有几千个吧。从某一方面说,我们应该感谢红学会,正如我们要感谢UFO协会、美人鱼服饰学会、兔子红眼根治小组等等一样。社会没有权力干涉一个人的旨趣,那么,对心灵特异之士,最好的办法就是吸收到一起,有个组织,便于管理,也免得到街上闹事。

略微有点麻烦的是,红学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入侵,走得有一点远。比如红学家同时又各自是公认的美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学者、教授、爱国者、好丈夫,那么,这些正常的身份,就有点儿不清不楚,别的人再以什么家或什么者自居,一想到沾了光,脸或要有些“红”。红学,包括曹学、秦学,和正在建立的“姥学”,既为人生哲理之总括,宇宙运行之枢机,已非“学术”二字所可范围,不妨另起高门大户,把“学”字赏给你我平庸之辈混口饭吃。

在需要专业知识才能自定其是非的许多问题上,我们都在接受主流行家的意见。古代的哲人说大地是中心,我们便取这意见,今天的科学家说地球不过是太空中的一个流浪汉,我们也取这意见,这并无问题,问题在于一个社会,什么样的东西成为主流,或接近主流。各种意见都有表达的权利,但何种意见占上风,却构成重大的区别。比如在二十一世纪,仍有人主张宇宙的密码是写在文学作品里的,并无什么不好,且很有趣,但假如相当多的人同意这意见,就有点异样了。

《堂·吉诃德》的主角,坚信骑士小说里那个世界更加真实,如果他遇到的事情,和小说里的形容不符,他宁可不相信眼睛。吉诃德先生是小说的读者,但他本人也是小说中的角色,而我们又是《堂·吉诃德》的读者,假如有人把这些全部混为一谈,那一定能创造相当的混乱。在我接触的人里,相信《红楼梦》不是简单的小说的,比能想像的要多很多。有太多的人,认为这本小说,其实是推背图,是史书,甚至超越了记录,成为被记录的某种实在之物,这些最可骇怪的议论,出自各种受过良好教育、衣着得体的成功人士之口,很难不令人去想:我们的教育真是失败呀。

现代教育的要义,于传授知识之外,还要训练学生掌握辨别真伪是非的一套基本程序。对个人经验之外的多数问题,我们只有听别人的,但通过观察他建立主张的方法,我们能决定自己的立场,我们不知道地心里藏着什么,但假如一个人说“我是个慈善家,所以当我说地心是一个大燕窝时,你最好相信我”,我们不该同意他,因为他的方法有问题。

常识和通常说的知识有不同的意义,常识不仅是一套合用的知识,还代表一种日用理性,完全有可能的是,一个人学富五车,却极端缺少常识,那是因为他少一种核查程序,而那是决定了谁是大肚汉,谁是美食家的。

有一位红学家,提出曹雪芹其人并不是作者,而是抄手,理由是“曹雪芹者,‘抄书勤’也”,——很独特的观点,放在饭桌上谈谈,还是有趣的。红学中好多主张,看着不像这一条这么奇怪,而骨子里比它奇怪一百倍,而且那几种最广为人接受的主张,其实是最奇怪的,是对当代教育的最大嘲笑。

“最大”有点夸张了。窗上漏了那么大的洞,进来的不会只有红学。比红学更背离常识,而且大行其道的,还多着呢。有时听那些衣冠楚楚之士胡言乱语,看那些善良的人们点头称是,难免要想,这就是我们,发明了显微镜和电冰箱,把飞船送上太空的晚期直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