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读《儒林外史》

时代变化快呀,吴敬梓这类人的精神祖先,操心的只是精神,至多是性命问题,像他喜欢的嵇阮们,都是社会上的贵族,生计云云,不用费心,阮籍有时哭哭穷,其实他就是什么也不做,也有酒喝的,等到吴敬梓或杜少卿的时候,“南京这地方,是可以饿得死人的”,于是小姐的身子丫环命,高明如虞博士,也得每年谋几两俸金,挣下三十担米的一块田,犹不敢去,还要“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二十担米,每年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

当代英语里的loser一词,译成汉语的失败者,太生硬,那么译成什么呢?不中用之人?笨蛋?废物?废物点心?反正,一部《儒林外史》,就是loser之歌,它里面的好人,都是混得不好的,混得好的,在作者笔下,无非鄙吝之徒。作为读者,我们很难同意吴敬梓的这种牢骚,第一,那样会显得我们也是loser;第二,我们都是工作者,而工作的定义就是可以出售,出售了就可以过活,可以买棉帽子、买炸糕等各种好东西。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可不想为一本小说叛教。

《儒林外史》写的是士子、文人,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不过这本书对“知识圈儿”以外的人,也不客气,书里写过三十来个乡民,二十几个买卖人,十个差役,十六个奴仆,还有三个看阴阳的,五个大夫,八个和尚,四个尼姑,——除一二人外,也都不是什么好嘴脸。吴敬梓搭建的书中社会,简单地说,就是所治愈下,得车愈多,他把自己和友人的不幸,归咎于世风日下。那也是中国最古典的牢骚了。

《儒林外史》里的文人有几类,一类是作者的理想人物,如杜少卿、虞博士、迟衡山、余二先生,这些人有操守,还多少有些才学,前者使他们混得不好,后者使他们不至于饿肚子。第二类是混功名而人品见识又很差的,像高翰林、匡超人这样的。第三类是什么也没有,向雅人处说雅,向俗人处吃俗,艰难地混在外围的小文人,如季苇萧、季恬逸之辈。

还有一种人,醉心功名然而为人极好,如著名的马二先生。这个角色的原型是冯祚泰,和作者是朋友。《儒林外史》写马二,下笔是很温柔的,同对杜慎卿的贬抑相对读,可以发现,在吴敬梓的价值表里,道德比才学重要很多。所以他对第四类文人,也就是欺世盗名者,态度最严厉,如小说里的权勿用(据说原型是康雍乾时代的假道学、假名士是镜)。

接下来的问题是,吴敬梓以及他书中的理想文人,所坚守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文化中的传统?还是道德中的传统?书里面,迟衡山说:“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说得不错,但如果学问、功名都不讲呢?实际上,书中那些粪土功名的正面角色,除一二子外,并不讲究学问,诗文也不一定好,那么,这批士子的本色在什么地方呢?如果说只是某种道德价值的看守,那么,非得吟诗弄文做文人才合格吗?

这个问题等于是,古典文人,在清代中期,剥掉一两层皮毛后,核心在什么地方。鲁迅曾说:“《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鲁迅的意思,似乎是以为《儒林外史》是为旧文人做的,那时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大家兴头正浓,难怪他有此议论。如果他老人家活到今天,也许他会进一步说,这本书,盛世的人还是不要读了吧,读也读不懂。

每个社会、每个阶层都有失意者,伟大的《儒林外史》,讲了一群失意者的故事。在证明这些人如何了不起上,《儒林外史》的说服力是不够的,但小说告诉我们,他们怎样活下去,怎样把幻想维持下去,其中那惨淡的信心,是除了《红楼梦》的读者之外,任何人都需要看到的,即使是在别人身上。小说最后一个人物是荆元,是个裁缝,喜欢弹琴,在小说的结尾,他弹给一个老友听(那人也是个市井中人),弹完后,“当下也就别过了。”——我相信任何当代人都不愿意沦落到这种田地,但能够想像在什么地方有这种人,且能想像他们没有饿死,多少令人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