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江湖的控制术 如果晁盖未中箭身亡

假如托塔天王晁盖不死于史文恭箭下,将来梁山诸人将何去何从?水泊事业往何处发展?晁、宋关系如何?会不会出现天平天国杨秀清向洪秀全逼宫一幕?这实在是一个大难题,好在施耐庵先生运笔如剑,让一百单八名天罡地煞排座次前,使晁天王死去,让宋公明独自领衔唱这曲大戏。

其实对晁天王而言,他对梁山大业所起的作用实在是有限,历代流民造反,带头起事者先是因缘巧合,历史潮流让一些草根人士成为一代枭雄,但历史自有其淘汰无能者的规律,最后干成一番轰轰烈烈大事的领导人必有过人之处。

天下苦秦日久,陈涉吴广等人为了活命首先起事,但最后成功的只能是汉高祖这样目光长远、广纳英才、知人善任的人,而其他时代使朝廷元气大伤,遭受覆灭或几近覆灭命运的造反带头人,要么是如汉高祖、明洪武这样的雄主,能驾驭众人;要么是张角、洪秀全这样的教主,对众人有一种类似神的感召力。

而晁盖二者都不具备,他无非是乡间一仗义疏财、任侠好勇的匹夫而已,即无宗教上的感召力,又无远谋深虑及驭使群雄的权谋,他对梁山最大的功劳是“打响对大宋王朝的第一枪”,搞了个“智取生辰纲”,这一票买卖显然没有什么政治方面的诉求,无非是觉得梁中书给老丈人蔡京的生日礼物取之不义,那么劫之无妨。而劫生辰纲最大的功臣是吴用,之所以要依附晁盖干这个勾当,主要看中晁盖在江湖上稍有威望,家中殷实,自己做着里正,在当地人脉关系不错,因此以晁天王为首抢劫当朝太师生日礼物,安全系数高一点。在吴用、公孙胜、刘唐、三阮和白胜这个八人小集团中,晁盖还具备些做团伙老大的各方面素质。

后来事败,幸亏宋公明哥哥通风报信,才仓皇逃到梁山。顶着被朝廷捉住杀头的危险,晁盖等人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上了梁山避祸,最后不得已激林冲火并了王伦,在和王伦属下旧人相比,新来的晁盖诸人无论在财力、武力上占优势,自然“新桃换旧符”,晁盖做了老大。晁盖做了老大,是阴差阳错,并非他有什么过人之处。晁天王从上梁山到亡于箭伤,他的铁哥们其实只有阮氏三雄、白胜、刘唐而已。公孙胜是道士,曾经还一度脱离组织,以奉养老母为理由远离江湖,最后被宋江再度请出了山;而吴用这样的儒生是倚人成事的,自己不能领袖群伦,必须找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主公,晁盖与宋江相比,宋江显然更合适,读书人和引车卖浆之流相较,考虑问题更加理智,因此吴用倒向宋江,不是背叛而是与时俱进的选择。

和晁盖相比,宋江少点英雄气质,但正如项王比刘邦更像个英雄,而刘邦能成事一样,比起晁盖的匹夫之勇,宋江的统战术、驭人术炉火纯青,做过吏的宋江也更具有出众的组织才能。宋江上山之前,梁山诸人还停留在绿林“粗放型”的经营模式,简单地排定座次,干得还是一般蟊贼的剪径勾当,碰到什么就抢什么,抢完之后大家瓜分,没有长远的打算和较精细的策划。——以晁盖之能,是难以提升梁山这支造反队伍的层次的。

真正能将梁山组织成一个象样的公司,非宋江莫属。

从宋江杀了阎婆惜,避祸他乡后,一路结交了柴进、武松、孔明、孔亮、花荣、郑天寿、王矮虎、燕顺等人,等到了梁山人劫法场,救出宋江、戴宗二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时,又增加了戴宗、李逵、张顺、李俊、张横、穆弘、穆春、薛永、童威、童猛等人,这些人都是宋江带到梁山的,此时宋派实力已经远胜过晁派。新旧两支部队会师后,分成两列站立,左边是晁盖的旧部,是林冲、刘唐、阮氏三兄弟、杜迁、宋万、朱贵、白胜。这里面杜、宋、朱本是王伦的部下,未必真心信服晁盖,林冲的地位比较中立,以他的见识与武艺,谁的心腹都不会做,白胜基本上不入流。右边站着二十七人,金圣叹在评点道:“中间只萧让、金大坚非宋江旧识。”此时,宋江俨然真正的山寨之主。

晁盖让第一把交椅也许是诚心出于感谢宋江的救命之恩,而宋江的婉拒的理由是:“仁兄,论年龄,兄长也大十岁,宋江若坐了,岂不自羞。”金圣叹斥之为“权诈之极”,成大事者不能没有“权诈”,此时宋江心中自度论能力、功绩和人缘关系,他已超过晁盖,只是刚上梁山就谋了第一把交椅,众人难以心服,必须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领导地位。

自宋江上梁山起,不管晁、宋二人之间如何温情脉脉,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种下了,斗争不可避免,这是由中国社会的政治传统和权力斗争的规律决定的。在最高权力面前,所有的恩怨都不值一谈。吴用和晁盖上了梁山后,已明白所托非人,暗中留意能成大事的“大老板”,从吴用用计劫江州法场,大约他心中所许的“大老板”就是宋江。——吴用的立场改变,是宋江最大的胜利。“智多星”认可自己的领导地位,比起李逵动不动就叫着“打下东京,公明哥哥当皇帝”的忠心对宋江而言,有用得多。大家注意,宋江刚上梁山,公孙胜就提出回家养母,最后隐姓埋名,不与梁山人接触。这显然不因为他是出家人,生性淡泊可以解释的,如果这样他就不会参与劫生辰纲了。可以解释的理由是,在梁山上下庆贺队伍壮大之时,他和吴用两个聪明人已经清楚地看到“一山二虎”的局面,权力斗争的激化迟早要来,要么像吴用那样及时转投宋江,而作为和晁盖一起起事的入云龙公孙胜,于心不忍,那么只有远离这个漩涡。

“文革”时全国掀起了揭批投降派宋江的热潮,千夫所指宋江在逐步架空晁盖,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把晁盖和宋江之间的矛盾上升为路线斗争,也无不可。

宋江比晁盖,最可称道的就是他的“统战”路线。梁山本来就是个大杂烩,干什么的都有,如果仅仅保证出身贫苦者的话语权,那么自然要依靠阮氏兄弟、李逵这样根正苗红的人。——首先造反,也乐意造反的往往是这样的穷苦人。但要使打家劫舍的流氓队伍变成有组织、有规模的军事单位,靠这帮人是不行的,必须扩大领导层,搞统一战线。在这点上,做过押司、官场和江湖规则都明白的宋江显然看得比晁盖更准。

随着秦明、呼延灼、柴进、花荣、黄信、徐宁、孙立等与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上了梁山后,梁山的基本力量发生了成份变化,所谓的“队伍纯洁性”更是天方夜谭,这时调整梁山的基本路线是必须的。“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梁山人能凝聚最大多数头领、能师出有名的最佳选择。如果说阮小五刚劫生辰纲时所唱的“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只是底层人囿于传统文化的不自觉表现,后来宋江的选择就是梁山人为了求生存的自觉意识。

纵观整部《水浒》,梁山人从来没有并吞宇内、代替赵宋的雄心与能力。其原因是大宋朝比起其他朝代而言,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层的人数增多,官府的赋税相当一部分出自商业、手工业、矿业,这和重农轻商的其他朝代不一样,因而官民矛盾、特别是普通农民和官府的矛盾较其他朝代并不特别突出,大宋主要的威胁是外地入侵。比起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唐代的黄巢起义,包括南宋在内的整个宋代,除了宋江、方腊、王小波、杨么几次地方性造反外,没有席卷全国的大暴动。真正能给旧王朝雷霆一击的暴动必须得天时、地利、人和,统治者已搞得民怨沸腾,用儒家的话来说,天命已经归于别人;一地起事,如秦末一样,天下便像点烟花爆竹一样,到处响应,让官军难以应付;起义的部队逐步掌握更多的资源,包括土地、可供后勤的百姓、杰出的人才等等。这几点,梁山人都不具备。康王南渡后,再能在东南建立新王朝并享国150年,说明大宋境内无隋末那种遍地狼烟的群众基础,而多是梁山这样的占据一地而不能席卷全国的反叛者。

晁、宋领导梁山诸人,大部分打的仗是防御战,是不得已的“反围剿”,很少有主动的进攻,打青州、打大名府也是为了救人而采取的偷袭。葬送一个王朝的起义必须有大规模反攻,难道梁山人就不想打下东京坐龙廷吗?只是历史没有给他们这个条件。宋江等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以招安为目标,以“忠义”为旗号,这是种现实的选择。所谓树忠义大旗,从来就是一种为了生存的手段,哪个时代的造反者有真的忠?真的义?

而晁盖一直就是个没有个明确目标的造反者,乐于过着当一天强盗抢一天粮、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这日子李逵这样的人愿意过,而越来越多如卢俊义这样不得已造反的人,不愿意一生都为草寇。随着梁山战略方针的调整,晁盖便成为一个摆设,一个因为首义而成就的象征符号,这个符号随着宋江势力的崛起,也越来越没有用。

当朱元璋经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羽翼丰满后,就感觉到小明王这个傀儡已经不需要了,便派部将凿穿小明王的龙船,让其淹死并彻底消灭龙凤王朝的档案;杨秀清等人靠洪秀全装神弄鬼,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蛊惑众多老百姓跟他们紫荆山起事,到了南京天朝兵强马壮后,杨秀清就开始逼宫了。——这是造反集团难以改变的规律,晁盖若不意外阵亡,命运大抵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