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时代》上那篇关于“自我一代”的报道，又看了各个方面的反应，写一下读后感。

那个报道对中国“80后”的描述很可能较偏颇甚至失实，对此应该“立场鲜明”的批判。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个报道对当今中国年轻人精神状态的描述，是大体靠谱的：追求个人发展，不关心公共事务。不过我奇怪的是，难道这仅仅是所谓“自我一代”的精神状态？这跟出生年代有重大关系吗？就算是60年代出生的“文化热一代”，现在有几个在关心政治？就算50年代出生的“知青一代”，又有几个人在关心公共问题？当年都是热血沸腾过的呀。

事情其实也没那么复杂，这跟“代际”没有太大关系。制度让关心政治的成本太高了，相比之下，个人发展的诱惑又太大了。作为“趋利避害”的动物，大部分人都选择不关心政治，追求个人发展，不过是理性选择而已，犯不着单拎出80年代出生的小孩苛责。

理解理性选择是一回事，但是将这种理性选择道义化，好像冷漠是一种美德，则是另一回事。在当今中国，关心政治的成本不单单是可能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而且往往是整个社会的冷嘲热讽。就好像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女孩出现在一个丑女成堆的房间里，她的出现立刻会引起丑女的警觉和反感一样，一个关心权力和权利的人往往会引起那些冷漠的人的警觉与反感，“这人是不是有病啊？吃饱了撑的！搞政治投机吧？野心家！出风头！”或者不这么极端，其警觉与反感表现为对维权人士的道德水准和智力水平惊人的苛刻，拿放大镜照他们“弱智”、“投机”的蛛丝马迹，但是对另一些人却表现出惊人的宽容和理解，“他们也不容易啊……”

所以在当今的中国，真正关心政治，是王小波所说的“反熵”行为。对了，我说的“关心政治”，并不是指关心某领导人最近又亲切接见谁了，或者某美女到底与某领导什么关系。我记得我上中学时，同学们写的思想汇报中常常有这么一句；我很关心国家大事，经常看某台某报……拜托，那不是关心政治，那是关心宣传。还有人曾经跟我说：你连那谁谁谁是谁谁谁的人都不知道，你不是研究中国政治的吗？嗯，我是不知道谁谁谁是谁谁谁的人，我还不知道莫文蔚现在在跟谁谈恋爱呢。把政治关心成八卦，关心成宫廷秘录，而且明明天高皇帝远还说得绘声绘色，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事实上中国正史的写法，就有点八卦集锦的意思。但真正关心政治，不是关心领导人的起居和病历，而是关心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是关心“事件”，是关心正义。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就是说，人类对公共生活的关心和参与是人类的本能和人性。政治并不比我们去春游野炊时大家自发讨论分配谁带水、谁做饭、谁洗碗、怎么分摊费用更高深或者更丑恶，但是，在今天，这种天然的、自发的人类本能成了“反熵行为”。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只有非理性的“神经病”才会关心政治。

这是一个无奈的现实，但是不断有人跳出来说，“我们凭什么要关心政治？就爱吃喝玩乐自己挣钱自己花怎么了？！”当然，享乐主义是人权，谁也无权干预。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政治冷漠”就是没有政治态度，冷漠就是你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享乐主义得以存在，是有一系列公共制度的前提的，而这些前提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以为私人生活与政治没有关系的人，忘记了私人领域从边界的界定到秩序的维护都是政治问题。难道60年代全中国人穿灰黑蓝和今天大家穿得花枝招展仅仅是“个人品位”的不同？今天的中国从房价、到学术腐败、到电话费、到你在医院要排多久的队、到奴工、到孩子上学、到交通……哪一个归根结底不是“政治问题”？那些“我就是我，去他妈的政治”的说法，就像是“我就是我，去他妈的空气”一样，貌似充满个性，其实无比滑稽。我理解在一个关心政治成本太高、追求个人发展动力很大的时代里大多数人的政治冷漠，但是我不能理解为这种冷漠而感到的洋洋得意。

在一个网友的博客上看到发问“美国年轻人关不关心政治”？说实话，我个人的观察是，歪少在我所待过的两所大学里，美国年轻人非常关心政治。我给国内刊物写的时政专栏里，至少有五篇提到大学生对政治的参与，一篇提到美国大学生以志愿者的身份积极参加助选；一篇写大学生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对右翼演讲者抗议示威，一篇写哈佛大学生为本校被解雇的清洁工发出唿吁；一篇提到大学生组织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积极行动；一篇提到大学生对教授的“反犹言论”向校方控诉。最近一篇提到在苏丹达尔富尔屠杀问题上，几百个学生发起“向本州议员施压”的活动。我在哥大校园的主干道上，时不时看到各种学生组织或者发起的活动，比如抗议以色列政府的活动、纪念二战中犹太死者的活动、争取助教加入工会权的示威……走在哥大附近的大街上，经常时不时就有学生模样的人，拿着小本走过来问我：“你想拯救北极熊吗？或者”你想赶布 什下台吗？"……

当然我不想用“个人觉悟”来解释这些。政治环境不但解除了他们被打压的咒符，而且带来学生政治团体的繁荣。这些团体的存在及其在学生中“代代相传”，无形中为年轻人参与政治提供了“基础设施”。就是说，你不需要自己点火柴摸黑找路去参与政治，而且一不小心撞到了枪口上，在那个社会，参政的“高速公路”都修到了你家门口，而且到处路牌清清楚楚，你一踩油门就成了公共生活的一分子。

至于有人在读了“Me Ceneration”一文后得出那个结论说“西方媒体就爱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我觉得这是典型的“谎言重复了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首先，西方媒体上肯定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文章比比皆是。

其次，西方媒体对自己国家、政府的“负面报道”也比比皆是。在哈佛有一次参与一个中国学者的报告，她为了证明美国媒体如何“妖魔化中国”，说：“从××年到××年，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攻府的负面报道占据了一半以上……”我当即提问：“那你统计了同一时期纽约时报对布什政府的负面报道占了多少吗？更重要的是，你统计了同一时期，美国社会的问题和中国社会的问题是几比几吗？”

“妖魔化中国”这个命题的出现，隐含的前提还是那种把报纸当成政府宣传工具的思维。负面的事故容易成为新闻，而新闻只管真实不真实，你管它好话坏话的比例干吗呢？统计这种比例，多怨妇啊。这种被迫害妄想症一旦流行起来，还越来越理直气状了。既然新闻媒体的职能之一是监督政府，负面报道对于政府也许不是好事，但是对于社会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就是在中国内部，关于孙志刚、Sars，黑窑工这种“负面新闻”不恰恰是“帮助”政府纠正了很多社会问题吗？你去读读文革或者大跃进期间的中国报纸，一点也不“妖魔化中国”，So what？

扯了这么多，我想说的是，也许《时代》上那篇文章关于某些个人的报道有失水准，但是如果大家读到那篇报道之后想到的仅仅是如何“反思西方媒体”，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在我看来，实在是避重就轻。当然，避重就轻是皆大欢喜的必由之路，作为一个热爱皆大欢喜的社会，我们又取得了一次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