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坐在我们学校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这家咖啡馆叫匈牙利咖啡馆。匈牙利，这是一个多么神秘的国家啊，它地处东欧，1956年曾经有过一场不成功的革命，它还……好吧，其实关于匈牙利我一无所知。

匈牙利咖啡馆可不仅仅是一个咖啡馆，而且是一个政治阵营。宣称自己常去匈牙利咖啡馆，就等于宣称了自己的阶级成分，一个左派的进步知识分子，或至少也是一个文化嬉皮士。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人，或进而整个世界的人，完全可以被区分成“去匈牙利咖啡馆的人”和“不去匈牙利咖啡馆的人”。一个小小咖啡馆，大大提高了划分敌友的效率。

咖啡馆看似一家乡间小学教室。昏暗的灯光，拥挤的桌椅，斑驳的墙壁，恶作剧地横亘在阳光明媚的阿姆斯特丹大街上，好像唇红齿白的笑容之间，一颗虫牙突兀在那里。令人费解的是，这里永远是人满为患。

人们摒弃了门外的灿烂阳光和星巴克里的资产阶级光明，趴在匈牙利咖啡馆昏暗的灯光下，如同捉虱子一样费劲地辨认自己书上的文字。

我曾经猜想，这里有一个秘密的马克思主义社团。那些从1960年代的左派政治运动中败下阵来的人们在这里招兵买马，商讨颠覆资本主义大计，咖啡和草莓小甜饼只是幌子而已。我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

证据之一就是那些奇形怪状的人们，比如那个头上扎着一个蝴蝶结的老太太，那个夏天还穿着皮衣服的长发青年……这些人成天驻扎在这里，哪里是喝咖啡，简直是每天在这个生产愤世嫉俗的作坊里值班。证据之二就是这家咖啡馆的厕所。我一生中从来没有上过这么“左”的厕所。小小两平方米的厕所墙上，写满了各种政治宣言——支持巴勒斯坦运动的，唿吁布什下台的，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其慷慨激烈程度，足以把一个右派吓成便秘。

我这个猜想虽然非常振奋人心，但并不能得到证明。能得到证明的，只是身边这些琐碎的聊天而已。比如那两个女孩，在讨论爱的暖昧与道德修养的关系：“三天都没有回信呢，这都不是爱不爱的问题，而事关基本的人品！”

一次次的窃取情报都是空手而归。我只好承认，人们喜欢光顾这个“左派”咖啡馆，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左”的意识，而是因为他们喜欢“左”的下意识。意识太多，无意识太少，下意识则刚刚好。正如那些左派的标语，占领大街太多，销声匿迹太少，而匿名地幽闭在一间咖啡馆的厕所里则刚刚好。在意识的层面上，左派已经溃散，等它在下意识里卷土重来时，一个体系完整的意识形态已经分解为支离破碎的意象，比如这些昏暗的灯，这些破旧的桌子，这些失魂落魄的人。人们在这破碎的意象中寻找一种美学上的刺激，却早已无法将它拼凑一个政治野心。当历史变得像一个宿命，政治也从现实主义走向了印象主义。

“左”的幽灵就在这家匈牙利咖啡馆里来回穿梭，招揽生意。这幽灵已失去语言，只剩下身体。它勾引我们，但并不企图征服。人们坐在这里，消费着这妖娆的眼神，而它也萦绕着人们。医治他们下意识里的那一点炎症。

想清楚了这一点，我在匈牙利咖啡馆坐得心安理得起来。这哪是什么左翼咖啡馆，它就是看上去有点“波西米亚”而已。我对波西米亚风格的理解是：当小资厌倦了自己，他就需要时不时地冒充无产阶级。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原罪感而发动了一场浩大的革命，西方的知识分子由于原罪感而发明了一个时尚流派。他们的救赎真是比我们的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