馋是一种瘾 食无鱼

鱼在古代肯定是美味中的美味。春秋战国时好像是信陵君的一个门客,因得不到重用,便整天愁眉苦脸地跟自己的宝剑窃窃私语(史称弹铗而歌):“长铗归去兮,食无鱼,出无车。”无鱼可食,仿佛也成了怀才不遇的一个标志。饮食问题与交通问题,从那时起就与干部制度以及干部的待遇挂钩。鱼开始成为一种象征。所谓姜太公钓鱼,实际上垂钓的是名利也。他在渭水之滨做做渔夫的姿态,最终上钩的却是周武王这一条大鱼。垂钓者由此便被奉为贤德。在我们这个内陆的民族,鱼的身价是因其与平民生活的距离而决定的——鲤鱼跳龙门,便一举获得富贵的席位,这简直是传说中最原始的科举制度。中国的第一代哲学家们,也大多对鱼怀有非同寻常的感情。孟子口口声声地宣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美味佳肴,能够与鱼相提并论的只有熊掌了,只可惜二者皆是不可兼得之物——所以孟子无法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孔子不爱夸夸其谈,却悄悄地将自己的儿子命名为“鲤”——对后代寄予厚望。至于庄子,其著作的首篇即《逍遥游》,《逍遥游》的首句即“北冥有鱼,其名为鲲”——这同样也是他人生理想的雏形。还有谁(似乎就是庄子本人),喜看众鱼戏水,并称之为欢乐的最高境界。当旁观者问:“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他便傲然回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在古人眼中,鱼是蛟龙、鲲鹏的近亲,也是离荣华富贵最近的种族——它跃出水门就是龙,化而为鸟就是鹏,总之它是有可能创造人间的神话的。它离神话的境界,常常只差一步。所以,鱼便因为古代帝王将相、文人侠客的事迹而被描绘得出神入化。鱼之乐,已不在鱼本身——正如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食无鱼者,成为最早的慷慨悲歌之士(早于荆轲),唱出最早的《归去来辞》(早于陶渊明)。弹铗而歌与弹冠相庆,绝对是两重意境,划分出对功名利禄的失落与拥有、守望与享受、悲观与乐观……更多的人则采取积极的态度。“临渊羡鱼,莫如退而结网”——这种儒家色彩的进取态度(“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甚至一直贯穿到今天的知识分子身上。对鱼的态度,戏剧性地透露出人生的态度。难怪中国的科举制度,曾经像一张恢恢天网,存在了那么多年。漏网者都是失败者。或者说,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漏网之鱼,因为即使漏网者,也毕竟曾经心向往之(包括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功名之网,已牢固地笼罩在古今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但他们都成不了隐士——包括食无鱼而呼唤长铗归去的歌者。他们都摆脱不了网的诱惑,正如无法抵抗鱼的诱惑。自姜太公钓鱼开始,中国的隐士时代就结束了,真正的隐士寥寥无几。人们纷纷垂钓功名利禄,垂钓若即若离的身外之物——以至为其蛊惑,实际上也被所追求的对象一网打尽。鱼与人其实是在相互设伏、相互诱惑、相互制约。围绕着鱼与人的关系,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鱼人或者人鱼,也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与审美性相背叛的——功利性的故事:关于诱饵,关于渔夫,关于钓钩与网……幸好鱼与玫瑰一样,是带刺的。鱼刺意味着内在的伤害。自孟子号称“鱼我所欲也”开始,鱼便与欲望结缘了。结网者同样也是结缘者。欲望是幕后的一张网——人类进入了欲望的时代。欲望同样是造成伤害的一根刺——功利性,伤害了人类原始的朴素的感情,更伤害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关于鱼的典故,还有很多。譬如“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譬如“缘木求鱼”,以及“相濡以沫,莫如相忘于江湖。”就不再例举了。因为以上这些,就足够联缀成一篇文章了。

本来是想从饮食的角度谈论鱼的,结果话题游移得太远。让我们再回到鱼本身。或者,再回到本文开头的第一句话,“鱼在古代肯定是美味中的美味。”这在当代仍然如此。虽然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一席盛宴,如果没上一条鱼,那是不可想象的,至少烘托不出应有的气氛。我童年时尚处于一个清贫时代,老百姓家家过年时仍要供上一条鱼,轻易不敢动筷子——象征着“年年有余”。鱼在这里是对富裕的期待。而今价格最昂贵的宴席仍是海鲜——粤菜风行全国,许多内陆城市的酒楼也以水柜饲养着南方空运来的海鲜,供食客挑选。一桌海鲜宴席,虾兵蟹将纷纷登台,但鱼依然是主帅——值得一提的是还引进了日本生鱼片的吃法,雅称“三纹鱼”。我在顺峰酒楼吃过一回,结帐时暗自咂舌(不仅仅为鱼肉之鲜美)。可见现代社会,口腹之乐也绝不是无偿的;人间盛宴,钱财是真正的背景。只要有钱,就不用担心“食无鱼”,数千里之外陌生水域里的海鱼都会召之即来。工薪阶层,在海鲜酒楼门前会望而却步。鱼之乐,同样已不在鱼本身——它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食鱼之乐是要有购买能力的。穷人安知鱼之乐?安知富人之乐?从这个角度来看,古往今来,鱼作为富贵生活的象征,一直游泳在金钱的背景里——食无鱼者,绝非贵族。我推翻不了古人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