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传道

马衡在北大讲“金石学”,带学生去故宫看商周青铜器。学生问他:“何以知道是真的?”马衡说:“若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先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学生又问:“那么,又何以知道什么是假的呢?”马衡说:“若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

梁启超说:“吾爱孔子,吾更爱真理。”

1929年,梁启超身体渐趋恶化,学生谢国桢和萧龙友劝他停止工作,加强休息。梁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不久不治而逝。1982年,谢国桢因病住院,犹坚持看书不已,萧龙友的儿子萧璋去看他,劝他养病期间不要看书,注意休息。谢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学问,有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生平没有资质优秀的弟子堪当传人,黄侃即朗声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开玩笑,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第二天,黄侃果然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有人认为黄的学问更胜于刘,不必自轻身份,黄说:“《三礼》为刘氏家学,非如此不能继承绝学,此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黄侃只比刘师培小两岁。

王闿运就任尊经书院的第一天,就对学生传授学经的方法,说:“治经于《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卦名;于《书》,必先断句读;于《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又说:“说经以说字为贵,而非识《说文解字》之字为贵”,“文不取裁放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

辜鸿铭曾经教授记忆之法,谓第一步是感动(impression),第二步是保留(retention),最后一步是回忆(recollection)。当外国人向他请教因何有如此记忆力时,他说:“你们外国人用脑记忆(remember by brain),我们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 by heart)。”

陈寅恪执教于中山大学时,讲课时校内教授旁听者常多于学生,陈因有“教授之教授”的称谓。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陈寅恪的家里,汪钱和自己的老师陈寅恪作了一次长谈。汪钱按照老师的要求,记录下陈寅恪的一篇口述长文。在这一“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陈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

陈寅恪说:“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

夏承焘评论陈寅恪时说:“著书有三种:最上,令读者得益;其次,令此学本身有发现;其三,但令读者佩服作者之博学精心。陈君之书,在二三之间。”

陈寅恪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他认为: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石泉的《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政局》,是在导师陈寅恪的指导下开题的,这是陈寅恪惟一一次指导学生作中国近代史学位论文,在很多细节上对石泉有发蒙解惑之力。但陈同时对石泉说:“我可以指导你,其实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悉的,不过我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必然会动感情,这样一来,看问题就不客观了。”

陈垣常对人说:“一篇论文或专著,作完了不要忙着发表,要给三类人看:一是水平高于自己的人,二是和自己平行的人,三是不如自己的人。”他以为这样可以从不同角度得到反映,以便修改。

据丰子恺在回忆他的老师李叔同时写到:

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丰子恺崇拜李叔同,两人的师徒之情天高地厚。李叔同温柔高雅,举手投足间有夺人心魄的宝相,这正是丰子恺崇拜他的意义所在。所以夏丏尊说:“子恺被李叔同迷住了!”

赵元任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

周作人说:“科学其实也很道德!”

一次习作,学生引用《资治通鉴》。顾颉刚说:“引用古书资料,要用原始书,《资治通鉴》是二手货,不足取信于人。”

又一次,粗心大意,写错字,老师骂他:“要细心,一个字不可轻轻放过。”

再一次,他出大题目要写作,这次老师骂他更狠:“你的毛病好出大题。要知道大题目费大功夫,不易做得充实;小题目可以做得充实有力,无懈可击。某些事,可以大题小作,在学问上则要小题大做。”

古直在庐山东林寺设帐收徒,杜宣等人前去听课,古直问他带了什么书,杜说只带了一部《辞源》,古直勃然大怒:“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杜说:“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古更加怒了,大声地说:“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后来古直缓和下来,才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要查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不可靠的。我们做学问要有穷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蔡东藩有语:“我为我文,不必不学古人,亦不必强学古人;不必不学今人,亦不必盲从今人。”

蒙文通语与学生:“学问可以不做,却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聪明人要用笨功夫”。这是胡小石先生告诫其高足王季思的一句话。王季思早年在东南大学受教于胡先生。一次他将自己的一篇论文送请胡先生审阅。论文评析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王季思用张华“平关之役,利在获二俊”之言诠释“论功若准平关例,合著黄金铸子昂”二句。胡小石认为这一典故仅说明了前一句,而后句却未有着落,因而建议他去查《国语》一书。季思先生遵嘱查阅,方知后一句乃用《越语》中勾践用黄金为范蠡铸像的典故。

陈中凡研读古书“审谛九事”:别真伪,识途径,明诂训,辨章句,考故实,通条理,知家法,察史实,知流别。

陈望道说:“一个人,如果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需要七分学者气,三分才子气。学者气长到十分就会呆,才子气长到十分就会浮。”

顾随每次步上讲台,常是先拈举一个他当时有所感发的话头,然后就此而引申发挥,有时层层深入,可以接连讲授好几小时甚至好几周而不止。举例来说,有一次先生来上课,步上讲台后便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三行字:“自觉,觉人;自利,利他;自渡,渡人。”

初看起来,这三句话好像与学诗并无重要之关系,而只是讲为人与学道之方,但先生却由此而引发出了不少论诗的妙义。先生所首先阐明的,就是诗歌之主要作用,是在于使人感动,所以写诗之人便首先须要有推己及人与推己及物之心。先生以为必先具有民胞物与之同心,然后方能具有多情锐感之诗心。于是先生便又提出说,伟大的诗人必须有将小我化而为大我之精神,而自我扩大之途径或方法则有二端:一则是对广大的人世的关怀,另一则是对大自然的融入。

叶嘉莹学成出师,南下的时候,顾随对她说:“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这重托让叶嘉莹一生都忘不了,她说:

我之所以在半生流离辗转的生活中,一直把我当年听先生讲课时的笔记始终随身携带,惟恐或失的缘故,就因为我深知先生所传述的精华妙义,是我在其他书本中所绝然无法获得的一种无价之宝。古人有言“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先生所予人的乃是心灵的启迪与人格的提升。

——《顾随全集·序言》

夏承焘先生还曾在日记中记下这样一个梦,谓其前身为宋徽宗云云。但是先生更加重视的还是后天的努力。他说:“我曾经谐笑地告诉一位朋友,‘笨’字从‘本’,‘笨’是我治学的本钱。”他的成就、他的词学建树,就是在“笨”字上下功夫而取得的。

周祖谟读书做学问遵循着“次第读书法”。他说:“专攻某一门学科,也要先读有关的基础书,然后兼及其它。如从事语言研究,语言学就要先学好,要会发音,会用音标记音,这是必要的一个次第;从事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概要就是必要的一个次第;关于语言文字,就得先看《说文解字》,然后才能研究古文字;研究历史,应先从通史入手,再进行断代史研究。”

冯至在自然、人生、生命几个方面的思考都是很有意义的。他主要提出了几个问题:

一、忍受寂寞,忍耐,默默担当一个大宇宙。像自然一样默默;

二、平凡中的伟大,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像自然界的贵白草一样“不辜负一个名称”,像往山上凿路的老人、化缘在孤岛上建造灯塔的人一样做有益的事业,体现平凡中的伟大;

三、以自然为楷模,维持向上的心情。

钱穆做小学教师10年,中学教师8年,任大学教师时间更长。但他对小学教师生活却情有独钟。他说,在小学任教时,每校学生都在百人左右,师生相聚,同事如兄弟,师生如家人。每天住在学校,吃在学校,工作在学校,团体如家庭,职业即人生。学校就像堂屋,故在小学任教,总觉心安。而中学、大学规模比小学大,人员比小学杂,师生之间、同事之间来往也比较烦琐。由此才知中学教师、大学教师更是个职业。

晚年钱穆曾多次对人说,教大学不如教中学,教中学不如教小学。

——马建强:《钱穆是怎样做小学教师的》

吴世昌先生说:“不教之教比任何教导都有效,要养成自问自答自己钻研的习惯。”

吴世昌先生说:词本身是清楚的,是可以读懂的。有一条经验:要读原料书,少读或不读选集和注本,要独立思考,才不至于上当受骗。

梁漱溟少时读书无多,但精神雄健,他的成名之作《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将人类文化分为中、西、印三大类型加以讨论,为绝对独创。蒋百里称之为“震古烁今之著作”,胡秋原认为该著“有独创的意义和可惊的深刻思想力”。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之伟大非他,只是人类理性之伟大。中国文化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

1966年,红卫兵抄梁漱溟家,将尚未完成的《人心与人生》手稿没收,梁写信给毛泽东说:“若此稿毁却,我生于斯世何益。”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该手稿得以退还。1975年,梁漱溟终于完成了这本《人心与人生》,其中有云:“宗教之真惟一存在见于古印度早熟之佛教之内,将大行其道于共产主义末期。”

三十年代初,吴健雄在中央大学物理系学习时,他的老师施士元教授是居里夫人的博士生。施士元经常向学生讲述居里夫人的种种轶事,从此吴健雄以居里夫人为偶像,数十年后,吴健雄被称作“中国的居里夫人”。

熊十力诫张中行语:“每日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

张季鸾生前曾传授给王芸生二十字秘诀:“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

吴清源说:围棋本身不是一个武的东西,而是文的,是文化。围棋跟政治没有关系。

张中晓说:“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于黑暗,惟一的办法是使自己发光。”

高僧大德净空老和尚回忆他当年跟方东美念书时候情景:

我二十六岁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方先生给我讲课的时候,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他告诉我,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里面的最高峰,古今中外的哲学都没有办法跟它相比。方先生说:“学佛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20世纪20年代,鲁迅在厦门平民学校成立会上说:“没有什么人有这样大的权力:能够教你们永远被奴役。没有什么命运会这样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你们自己不要小看自己……”

启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中说,抗战胜利后因有人推荐他去北平当局任职,他拿不定主意,就去征询老师陈垣意见,援庵先生说:“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

1980年11月,林同济在伯克利大学演讲“对中国人心灵的寻求”。他对观众如此致意——容我这样说吧,中国人认为,一旦你自己和宇宙挂联起来,你就变成某种神圣的事物。你对宇宙作出了终极忠诚的承诺,你和上帝而不是和牧师聚合了,这就是中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