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国粹

黄侃一身傲骨,满腹牢骚,他睥睨学术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甚至对太炎先生的经学,有时也会批评一声,“粗!”一次马寅初去看他,谈到《说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问,他便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1903年,孙诒让见到《铁云藏龟》后,闭门谢客,足不出户,把自己关在楼上的一间书房中,两个月不曾下楼,专心研读这些奇怪的文字。有一天,下人突然听到他大叫一声,上楼一看,孙也打开房门走了出来,满面喜色地喊道:“我解通了!我解通了!”孙成为文明史上第一个读通并考释甲骨文字的人。

1906年,清廷正式废除科举制。梁启超说:“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目不足致用也。”黄仁宇则说:“科举废除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头等大事,从此上下两层社会被打成两截,无法得到有效的沟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康有为在日本,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说,“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甚非策也。”他认为可以用“旧朝旧君”,或者孔子嫡裔来做“虚君”,实行“虚君共和”。

章太炎谓曾国藩之起兵“平洪杨”并非“赞清”,而是为了扶持“名教”。在曾看来,一切治国活动,上至天文、地理、军政、官制,下至河工、盐漕、赋税、国用以及“平洪杨”这类军事活动和“曲全邻好”的华洋交涉活动,均属“礼”,即道德实践活动的范围。

王静安遗体入敛之时,清华师生去给王遗体三鞠躬以敬礼。陈寅恪与众不同,他身着袍子马褂,跪在地下叩头,并三叩头。陈行孔孟之道,非此一端,他在国学研究院时,其学生到上海陈家去谒见其父散原老人,散原老人与一帮学生谈话,均坐,独陈先生站在一旁,并坚持到谈话完毕。

陈寅恪为王国维所写之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曾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他在晚年自挽说:“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时,以为自己再无恢复自由的希望,就写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给夫人汤国黎女士,信中提到两件事:一是“我死了以后,国粹便中断了”;二是“先人窀穸未安,为莫大憾事。”

1922年,清室曾以经济困难为由,欲将由沈阳运抵北京故宫的文溯阁《四库全书》盗售日本人,且价已议定,为120万元。此事被当时的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获悉,沈致函民国教育部,“竭力反对,其事遂寝”。

刘师培曾是同盟会员,思想激进,为较早接触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之一,认为阶级斗争学说为“千古不磨之论”,曾为《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作序。他更一针见血地指出,若农民问题不能解决,则民生革命于事无补,可说是超迈时代的高见。不过事实上他更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不以为然,认为如此一来,此国家又以新面目令人民成为其奴隶。他的妻子何震也是社会主义最早的鼓吹者之一,且是妇女解放先锋。刘师培曾向湖广总督端方上言辞激烈的劝降书,但他后来竟投靠端方,转而恶毒地攻击革命党,并曾出卖陶成章、陈其美等旧日同志,转变之速令人侧目。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等人皆惜其才,不忍加罪,蔡元培更将他聘为北大教授。在新文化运动中,他虽然托名旧派,事实上多少有点支持新派。他逝世时才36岁,蔡元培评论道:“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援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作,其所成就岂可限量?惜哉!”

黄侃处处维护国故。他认为木版书便于批点、执持和躺着阅读,讥讽精装的西式图书为“皮靴硬领”;又说中装的文明和舒适远胜西装,一边说一边将脚上的布鞋脱下又穿上,并指着一位同学说:“看,你穿皮鞋,就没有这么方便!”

胡适评论道:“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黄侃挺身而起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张慧剑说:“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国文艺史——第一千年为屈原,第二千年为李白,第三千年为王国维。”

辜鸿铭少时在英国读书,曾依中国礼节在房间里备下酒馔,遥祭祖先。房东太太问他:“你的祖先何时能来享用你的祭品呢?”他答道:“就在您的祖先嗅到您所献鲜花的时候!”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认为中日之争为兄弟阋墙,而日本之所以能御侮于外,非明治西化之故,实中国传统之功。西方人言性恶,互为猜忌攻伐,衍为欧战,若听任之,必成人类之浩劫。日本若持续西化,亦必将扰乱东方,因此应喝止西化,荷担起复兴东方文明的使命,进而拯救世界。日本之喝止西化,亦足以喝止中国之西化,日本须将纯正的中华文明反馈中国,这是上天给予日本的使命。这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化建设之论,日本人因之而成大东亚的政治理论。

辜鸿铭学中文较晚,以《康熙字典》为入,六经子史为出,自以为不须旁求。沈曾植很轻视他,说:“尔所言吾尽知,然尔欲知吾所言,非二十年不可致也。”

辜鸿铭在北大的讲坛上说:“我们之所以学习英文,是为了用我国温柔敦厚的诗教,去化谕那些蛮夷。”他居北京时,洋人络绎来访,都说:“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一次有英国作家毛姆来访,抱怨他的油灯太过昏暗,他说:“我们中国人讲求明心见性,其灯自亮,不像你们西洋人专务外表。”

民国始肇,鸿铭时为南洋公学校长,不肯易其辫服,自诩老大中国之最后代表。尝笑解云:“常人笑我愚忠于清室,吾岂止如是。吾非仅效忠于世受皇恩之清室,亦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也。”

蒋廷黼在德国出版协会演讲:“中国可以,而且一定会再成为一个伟大国家,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并不想建立一个大帝国。在中国悠久的历史过程中,曾经作出许多种尝试,包括建立大帝国。但中国诗人对唐代的开疆拓土、丰功伟业并不歌颂,反而有许多惨痛的描述。我们中国人对建立大帝国的确有丰富的经验,但却坚定认为建立帝国或是占领其他人的土地是人类的谬想。”

某新学者对柳诒徵说:“线装书在新社会已毫无用处,不如付诸一炬!”柳答道:“我非常赞同,且应做得彻底!否则此处焚毁,别处未焚毁,终究无益。应该号召全国一致行动,将线装书焚尽。然而即便如此仍不够妥当,因为世界各国的图书馆里尚有不计其数的中国线装古籍,故应动员他们一起焚毁。否则国外有些汉学家,正在孜孜不倦地研究汉学,倘使有朝一日他们来华,就经史子集向我们提出问题,我们却瞠目结舌难以应对,岂不会贻笑于世界么?”

梁漱溟说:“中国传统中该变化的早就变了,不该变的永远都不会改变,而这些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中国传统将统领世界。”他认为中国有以贡献与世界者,不外八个字:“人生向上,伦理情谊。”而这正是世界和平的基础。

梁漱溟应邀来清华短期讲学,贺麟抓住这一良机,拜访梁漱溟几次。梁漱溟推崇王阳明,他对贺麟说:“只有王阳明的《传习录》与王心斋的书可读,别的都可不念。”

——彭华贺《麟年谱新编》

吴稚晖批评“整理国故”:“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

胡适认为陈寅恪是当世“治史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然陈的文章实在写得不高明,“标点尤赖,不足为法”。实际上,陈寅恪毕生以文言写作,自未必遵守新式标点。

林语堂在哥伦比亚大学讲“中国文化”课,对中国文化的称颂可谓不遗余力,一个女学生有点生气地发问:“什么东西都是中国的好,难道我们美国就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上你们中国吗?”林语堂答道:“有的,你们的抽水马桶比中国的好!”

殷海光以“五四”英雄的传人自命,崇尚进取,轻视和疏远传统。60年代台湾发生中西文化大论战后,他才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认识上的转变。1969年他临殁前,在病中遗言中说: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蒋百里说:“国粹者,特色而带有世界性者也,非然者,癖而已矣!”

梁思成说:“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表现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筑。”

梁思成去扬州主持筹建鉴真纪念馆时,作了有关古建筑维修问题的报告。他说:“我是个无齿之徒——我的牙齿没有了,在美国装了这副假牙。因为上了年纪,所以没装纯白色的,而是略带点儿黄,因此看不出是假牙,这叫整旧如旧。我们修复古建筑也要如此,不能焕然一新。”

于右任有“草圣”之称,他说:“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即每日一个字写无数次),两三年间,可以执笔。此非妄言,实含至理;有志竟成,功在不舍,后之学人,当更易易……”

王韬说:“见世之所称为儒者,非虚骄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而反嚣然自以为足。及出而涉世,则忮惟险狠,阴贼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谓旷朗坦白者,千百中不得一二。”

鲁迅批评借保存国粹而维护专制政治的“国粹派”们,他说:“我们要保存国粹,须得国粹也能保存我们。”

沈曾植说:“学士者,国之耳目也,今若此,则其谁不盲从而踬蹶也。且学者,礼之所出,礼也者,国人之准则也。若今学士,可谓无学,国无学矣,而欲质之以礼,其可得欤?”

抗战期间,上海一度成为“孤岛”,中国图书文献流失严重。郑振铎缩衣节食,千方百计筹款,抢救珍贵图书,他在《劫中得书记》中说:“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诚哉其为愚公移山之业也!杞人忧天,精卫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从!”

陈济棠跟胡适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他认为生产建设可以要科学,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胡适说: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陈说:“你们都是忘本!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弘一法师圆寂,丰子恺悲痛之余,怅然若失,继而曰:“人生境界可分三等。一曰物质生活,此大多数也。二曰精神生活,即学者之流也,此亦不在少数。三曰灵魂生活,即宗教也,得其真谛者极少数耳。弘一法师则安步阅此三层楼台也。事母孝,待妻爱,精深艺术,精研佛法,实最完美一人也。艺术家之最高境界,实与宗教相近。艺术之情景交融,与宗教之诸相非相,实止差一步耳。故所谓格律诗、山水画之属,绝非雕虫之技,为其有宗教精神在焉。吾脚力甚小,故不能随法师更上层楼,惟斤斤于小技,但可攀其栏杆作一窥视,深自惭愧云耳。”

苏曼殊云:凡诸学术,义精则用愈微。

毛泽东和张元济等人游天坛。毛问张说:“你以前做京官的时候,可曾来此?”张元济说:“天坛是敬天之所,我六品小官安能到此?”毛大笑,接着又批评了戊戌变法的不足。张元济曾先后与光绪、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五位巅峰人物促膝而谈,这样的人是绝无仅有的。

杜维明对唐德刚说:“近百余年来,我们都在向西方学习。现在他们的好东西我们都学会了,他们也该学学我们的好东西了。”

唐德刚总结道:我国军界素有“无湘不成军”之说,现在美国的高等教育界,也有“无华不成校”的现象。北美稍为像样点的专科以上的学校,差不多都有中国教授,其总人数盖在千人以上。中国人之所以能在美国高等学校内一支独秀的道理,实在是因为美国教授生活最适合“百无一用”的中国书生的脾胃。做教授要有专业知识,要有最高学位。这些都是急功近利的美国知识分子多不愿为、不屑为、也不易为之事,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之所长、之所好。教书生活安定,人事单纯。经济收入虽胀不昏,也饿不死。一个“清高”的头衔,也足使礼仪之邦出来的穷秀才,发生足够阿Q式的自满;也可使远在港台的父母亲大人,乃至丈母娘、未婚妻,提起来笑逐颜开。教授!教授!你真是个中西通用、长幼咸宜,港台大陆都可唬人一下的好招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熊十力向陈毅哭诉道:“我的学问无人可传呵!”文革中,红卫兵抄熊十力家,焚毁无数手稿和书籍。他大受刺激,常精神恍惚地四处吟游,喃喃自语:“中国文化已亡!”

熊十力在无限孤独的暮年哀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令如此,这位中国现代新儒家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于未来: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游乎广天博地之间,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

殷海光对弟子陈鼓应说:“要好好的读庄子,庄子对人性的了悟这么深切,比现在的存在主义要高明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