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新闻

王芸生等人所办《大公报》社训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王以为新闻记者要敢于说真话,不怕杀头。他曾对后生小子们说:“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儿,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李鸿章访问美国,有记者问他是否可以将美国的报纸介绍到中国,他答道:“我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我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敢讲真话,只讲真话。我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在“思以清议救天下”的陈范手里,《苏报》成为上海重要的中文日报。康梁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由维新转向保皇,陈对汪文溥说:“中国势当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盖偕我以文学饷国人,俾无再如迷途。”《苏报》言论从此转向革命。

1902年5月,陈范的《苏报》发表《敬告守旧诸君》,公开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

1905年发生《苏报》案,邹容死在狱中。章太炎做诗说:“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慷慨激昂,激奋同盟会士气,满清气为之夺。

《革命逸史》的著者冯自由原名懋龙,其父冯镜如与康有为有旧,但冯自由在日本留学时,对康有为等保皇派十分厌恶。当时,保皇派办有《清议报》,康有为对该报干涉极多,尤其不准出现“自由”二字,麦孟华、蔡锷、秦力山等编辑均感不满,冯懋龙尤为愤懑,遂为自己改名“自由”,以示与其决裂。

北平晨报社社长陈博士在某次宴会上,有人问报上近日有何新闻,陈回答:“新闻不在报上!”

1907年,杨笃生与于右任等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他所写的社论和“时事小言”大胆泼辣,言人所不敢言,很受读者欢迎,时人誉之为“公之文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四年后,他为革命精神受到刺激,传闻黄兴战死,他非常悲伤,发现章士钊跟保皇党人来往,两人关系因此决裂,精神上再度受刺激,痛苦难忍。遗书给吴稚晖:“有生无乐,得死为佳。”1911年8月6日,杨在英国利物浦海口投大西洋死。

傅斯年曾对胡适说:“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胡适不耐寂寞,他声称最重视学术,要“二十年不谈政治”,数年之间,即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或不赞成其办报,担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续”,胡适自己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1918年,邵飘萍创办《京报》,他的理想就是办一份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他相信新闻记者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对于他的捍卫言论自由,冯玉祥给的评价是:“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民初,陈独秀豪言:“我办报十年,中国局面全改观。”

陈独秀为《新青年》答读者问:“谁说本杂志代表舆论?本杂志的宗旨,就是要反抗舆论!”

于右任办《民呼报》,提倡排满革命,清廷乃扬言要挖其双目,他便改《民呼报》为《民吁报》,以示“呼”被挖去双眼。

1925年12月7日,邵飘萍出了一大张二整版的《京报特刊》,以厚纸铜版精印,全是最近时局重要人物的照片,非常醒目。每个人物后面都有他亲自写的评语,如:冯玉祥将军、孙岳将军、岳维峻将军、“保护京畿治安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畿警察总监”鹿钟鳞将军、“时势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孙传芳、“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将军、“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直民公敌”李景林、“甘心助逆”之张作相等。他不断地发表报道、时评赞颂郭松龄,力数张作霖的罪状,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连只相信暴力的“马贼”张作霖也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赠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他收到后立即退回,并继续在报上揭露张作霖。他曾和家人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他真的不幸而言中!

1933年,章太炎的高足吴承仕办《文史》杂志,又研究唯物辨证法,引起一些老教授的嘲弄,包括他的同门钱玄同。钱写三字联“普罗学、唯物观”给吴承仕,吴不明其意。钱说加上你的《文史》,不就是“普罗文学,唯物史观”吗?长着肥硕大头的钱玄同曾说:“头可断,辨证法不可开课!”鲁迅笑曰:“何妨赌肥头,抵当辨证法。”

史量才办《申报》,为政府不喜。据说蒋介石曾找史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100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100万读者!”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果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终年54岁。

史量才力排众议,延请黎烈文为副刊《自由谈》革新时期的主编。黎邀进步作家为《自由谈》执笔,鲁迅、茅盾、巴金等都经常有作品发表,形成文化界一座新堡垒。国民党在上海的头目吴醒亚等曾联名致函史氏,要求撤换黎烈文,并推荐张某代之。史置之不理。吴醒亚等只得亲自造访,当面提出撤换黎要求。史直截了当答复说:“感谢诸公为《自由谈》惠临赐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吴等闻之色变而去。

林白水和邵飘萍被杀后,成舍我也被张宗昌逮捕,眼看就要处决,其家人找到前国务总理孙宝琦为他说情,才拣了一条命回来。他一回报社就说:“报继续出,顶多稍微避避风,军阀还是要骂,张宗昌长不了!”他常对报社的同仁说:“只要保证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用负责任,打官司坐牢房,归我去!”

1937年3月止,中国各种民办报纸已有1518种,公、私营电台78家,公私营通讯社520家,其中绝大多数为私营。著名的通讯社如国闻通讯社、申时通讯社,著名的报纸如《申报》、《大公报》、《国闻日报》,著名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均为私营。

南京沦陷当天,日本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要求所有中文报纸发行前必须送审。《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宣布:“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无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张学良同意当年《大公报》王芸生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评价。王芸生在《大公报》上这样写:“明白的人不用辩,胡涂的人辩什么?”“换了任何人都会这样做!”

抗战行将结束时,黄炎培访问延安归来,写了《延安归来》一书,极力讴歌延安和毛泽东,引起强烈反响。他还趁热打铁,发动了拒绝国民党自1931年就开始实行的报刊图书审查制度的“拒检运动”。他公开表示:“这叫做‘吃了砒霜药老虎’,一定会拼个鱼死网破的!”经他登高一呼,国统区各大城市的新闻文化团体纷纷响应。经过与政府近两个月的冷战后,这些书生们取得了胜利,政府被迫撤销了对新闻和图书的检查。

抗战刚一结束,王芸生就表示:我们建议政府先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言论自由。……新闻检查不仅有掩饰罪恶,包庇顽邪的作用,还会使政府与人民都受了蒙蔽。……有新闻检查,就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新闻检查的后果是领袖神圣化,只闻谀词,身入云端,政府一切好,绝对无错,在政府的文告里,永远责备人民,而不自检,于是久而久之陷于腐化无能而不自知,至于否定民主,远离人民。

1944年,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请王芸生前去讲演。此时已担任《大公报》主编的王芸生告诫大家:如果你因为讲真话而获罪,被“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子,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是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1942年冬到次年春天,河南、广东大灾荒,导致3000万河南人死了300万,广东也饿死300万。1943年2月1日,《大公报》以《豫灾实录》为题报道了大灾荒。王芸生奋笔写就《看重庆,念中原》,第二天作为社论刊出。蒋介石看了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将《大公报》停刊整顿三天。

王芸生说:新闻记者这种职业,就现在的情形看来,似乎人人都可以干,但要干得尽职却不是一件容易事。一个能克尽厥职的新闻记者,他须具备几种异乎常人的条件:他须有坚贞的人格,强劲的毅力,丰富的学识;对于人类,对于国家,对于自己的职业,要有热情,要有烈爱,然后以明敏的头脑,热烈的心肠,冰霜的操守,发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勇干精神,兢兢业业的为人类为国家,尽职服务。

张季鸾有“新闻奇才”之称,他曾有《杨将军不写九宫格》文,记杨虎城将军因西安事变而遭囚禁中的一段历史:“将军获遣三四年,以生龙活虎之人,在花朝日夕之时,处穷乡僻壤之地,苦闷无聊,可以想见。左右因便进言:何不以习字为功课!习字能养性,得静中之乐也。将军深嘉纳之。于是集白羊之毫,折九宫格子,日书百十字。初患格小字大,字正格斜;积旬日,及稍稍有规矩,颇以自喜。左右有谀之者曰:佳哉,将军几入格矣!将军闻言,忽有所感,则大怒,裂其纸,并墨砚而碎之。左右方惊无所措。将军乃慨然云:我人已在格子里,愁苦不可解,今并我字亦入格耶?我固有罪,我之字无罪也,我何必使字失自由?从此将军不复习字,苦闷无聊,遂一如往昔。”人称“这样的文字,可与《史记》媲美”。

1941年5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奖章,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荣誉。张季鸾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

张季鸾看重记者的作用,他对徐铸成说:“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他又说:“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

1938年4月,范长江回到《大公报》汉口馆,张季鸾认为一个合格的报人要写社评、编稿件、做标题、拼版、看样,样样都拿得起来,不仅要能跑,还要能坐、能熬。张赏识范长江的才华,也有意培养他、让他磨练一下,所以当他提出做“要闻版编辑”时,就答应了。没想到他只值了两天夜班就大发牢骚,对王芸生说:“我不能这样出卖我的健康!”向来温厚待人的张季鸾先生十分生气:“出卖健康?我们出卖了一辈子健康,从来没有怨言,他只做了两天就受不了,叫他走!”

徐铸成说,张季鸾的文章之所以常常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在于“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就在于他不仅有见识,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同时也在于他的“笔锋常带感情”。俞颂华在评价王芸生文章为世人所传诵时也说:“他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入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派的民意脱节。”王芸生自己在《新闻记者怎样立言》中说:“要热情,才能使‘笔端带有感情’,才能在笔下表现文字的生命和活力。”

《大公报》总编张季鸾学识渊博,交游广泛,三教九流,无所不包。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在重庆病逝,海上闻人杜月笙赶赴重庆,扶棺痛哭,连声呼叫:“四哥!四哥!”悲痛万分,如丧考妣。病重期间,蒋介石曾亲往医院探望,蒋氏唁电有“握手犹温”之句,挽联曰:“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

作为大出版家,王云五跟张元济不同。张是纯粹的夫子,搞出版仍关注一个“学”字;王云五不然,他着眼于一个“商”字,有人说他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他自承:“出版事业犹如开饭馆,要饭馆出名,必须要有名厨,厨子比老板还重要。他要拥有支配全饭馆饮食的全权,才能端出来精彩的菜肴,以飨食客。出版家最好是读书人,书读得博,不一定要专,这样才能推出各类可读的书。”

王芸生从1941年到1949年主持《大公报》笔政。这八年,他为了坚持言论独立,多次碰蒋,蒋介石请他兼军委会参议,送来聘书和薪水,被他退回,颇不给面子。1947年,中统特务抓了《大公报》记者唐振常,他便给上海市长吴国祯去电话: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报!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除“党报党刊”外,读得最多、最用心的报纸就是《大公报》。直到1958年,毛还对吴冷西说:“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

1948年,王芸生应毛泽东之邀赴解放区,行前,他专门找来《解放日报》,翻看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文。看后感慨说:“这就要挨枪子儿啊,那我过去岂不是要挨800个枪子儿?”

1945年,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举世瞩目的和平谈判。期间,他曾两次约见王芸生,单独交谈甚久。后来大公报馆回请毛泽东,宴会后,毛当场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

1933年,离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杀害已整整两年,当时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事。《现代》杂志编辑施蛰存后来回忆鲁迅的名文《为了忘却的记念》,“这篇文章曾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编辑先生不敢用,才转给我”。施也“有点踌躇”、“不敢决断”,“请老板张静庐先生拿主意。张读后沉吟不决,考虑了两三天,毅然决定:上!那理由是: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触犯统治者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

成舍我办报多经磨难,军阀、党国领袖、上海滩流氓等等多刁难过他,甚至置他于死地,他经历了一个时代报人的“不幸”和“幸”。张宗昌杀人不眨眼,没过几年,成在中山公园常见张闷坐来今雨轩,搔首无聊,屡想跟他攀谈,他只是报以微笑。成舍我得罪汪精卫时,朋友劝他妥协,他拒绝了。“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个月以前,当我在南京挂出了《民生报》招牌的那一天,我从中山陵回来,经过所谓梅花山‘汪墓’,只见许多人在他墓前排队撒尿。”

成舍我在重庆办《世界日报》,对社内一切措施严管,甚至规定职工伙食只许吃糙米,做菜不放油。职工因工作劳累,营养不好,迭次要求改善伙食,成始终不许。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消息在当日中午传到重庆,报社职工正在吃午饭,成舍我到食堂宣布这个消息,并说:“你们看,罗斯福是金元王国的总统,营养应当是很好的,可是他也死了,可见营养的关系不大。”话未说完,全室哗笑。

成舍我办报对记者管理很严,他每天亲自比较报纸版面的优劣,树立几个“假想敌”,如以北京晨报和天津大公报作目标,摘记自己有什么特点,人家有什么占先,凡认为落后于人的,属于外地的即用函电责询驻外记者。1947年某日,南京特派记者所发专电报道某地发现大乌龟的一条新闻,即据以刊布,次日另外几家报纸所报道的不是乌龟而是玳瑁。成当时很恼火,立即发致南京一电,内有“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之语,员工见此电稿者莫不失笑。

成舍我16岁时立下志愿:“办一份真正独立的报纸。”他从事新闻业80年,坚信“新闻是第四种权力,是监督政府的力量”。他去世前一年,因病住进了医院,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说话,他每天仍挣扎着手书“我要说话”四个字。

国共内战时,储安平在《观察》停刊前说:“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

1947年初,徐铸成拒绝政府投资10个亿控制《文汇报》的意图,当着陈立夫、吴国桢、宣铁吾、潘公展等人的面,他说:“《文汇报》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政治性投资。”话谈到最后,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对徐铸成说:“佩服佩服。今天这个场面,你能顶下来,真不容易。我宣铁吾对不起你,曾封了你们七天门;今后,你再怎么骂,我要是再动手,不是人养的。”徐回答说:“言重了,我只是凭良心办报而已。”

徐铸成评价民国报人:“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文、武、昆、乱不挡。后期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

1948年7月,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创办的《新民报》被勒今永久停刊:“查南京《新民报》屡次刊载为匪宣传、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动摇士气暨挑拨离间军民地方团队情感之新闻、通讯及言论……”身为立法委员的邓季惺当场抗议说:“这个命令所援引的所谓《出版法》,是立法院所没有承认的北洋政府时代遗留下来的单行法,是无效的。”她的抗议自然无效。

20世纪40年代,复旦新闻系讨论“系训”,有教授提出“打成一片”,立刻受到同学的欢迎,觉得一是通俗易懂,二是强调新闻记者和人民站在一起,三是这口号从延安传来的。眼看就要举手通过了,陈望道却提出“好学力行”四字,认为这才是对新闻人更根本的要求。最后,陈望道的提议获得通过。

王芸生以《大公报》闻达社会,中共建国,他仍难以放下架子。有一次,在各报负责人的会议上,谈起一件小事,时为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张春桥夸夸其谈一通,说得完全不对,王芸生漫不经心地打断他的话,说:“唉!不是那么回事。”同时,习惯性地用手往上轻轻一挥。谁知张春桥勃然变色,冷嘲热讽说:“我是打仗进上海的,原是土包子,不像王先生那样和大人物往来,见过大世面。说错了,请你王先生指教。”此语一出,举座无言。

“雷震案”爆发后,殷海光不顾个人之安危,与友人共同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要求文责自负,并声言:“我们认为这种举措,关系乎我们个人者尚小,关系乎言论自由者大,关乎中国政治民主化前途者更大……”读后让人慨然系之。雷震出狱后,自购墓地,除预留雷震夫妇二人的墓穴外,另有三座,为安葬亡儿、移葬早逝的老友罗鸿诏和殷海光而建。

《一份血写的报告》带回北京后,陈禹山先交给部主任卢云审,而后由副总编殷参和总编杨西光审,但考虑到所披露的是发生在新中国的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好像是揭露无产阶级专政、揭露党的领导、太血淋淋、影响不好”等反对意见,稿子最终送交胡耀邦审阅。据杨西光传达,胡耀邦一字未改,准予发表,但是说了一句话: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话去掉。正是这一指示,《一份血写的报告》见报时,抹去了直接表述割喉管的文字。但是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打电话追问“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到底是什么意思。陈禹山和编辑部干事吴力田无法搪塞,只好如实告诉读者,是指割断了喉管。一位读者听后,在电话里哽咽说:“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在谈到被害的刘和珍君的一位战友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的伤痕而被枪杀的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老记者戴煌在几十年前有一份《万言书》:翻开我们的各种报纸刊物,再对照一下我们的内部材料和各种参考资料,我们就会有非常触目惊心的感觉,我们的光明与伟大被过分地宣扬了,而我们的黑暗与腐朽被偷偷地掩盖了起来。这是一种不相信人民的行为。

萧乾总结:理论,理论,充其量不过是一张地图,它代替不了旅行。我要的是去体验。我要采访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