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等人所办《大公报》社训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王以为新闻记者要敢于说真话，不怕杀头。他曾对后生小子们说：“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儿，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李鸿章访问美国，有记者问他是否可以将美国的报纸介绍到中国，他答道：“我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我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敢讲真话，只讲真话。我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在“思以清议救天下”的陈范手里，《苏报》成为上海重要的中文日报。康梁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由维新转向保皇，陈对汪文溥说：“中国势当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盖偕我以文学饷国人，俾无再如迷途。”《苏报》言论从此转向革命。

1902年5月，陈范的《苏报》发表《敬告守旧诸君》，公开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

1905年发生《苏报》案，邹容死在狱中。章太炎做诗说：“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慷慨激昂，激奋同盟会士气，满清气为之夺。

《革命逸史》的著者冯自由原名懋龙，其父冯镜如与康有为有旧，但冯自由在日本留学时，对康有为等保皇派十分厌恶。当时，保皇派办有《清议报》，康有为对该报干涉极多，尤其不准出现“自由”二字，麦孟华、蔡锷、秦力山等编辑均感不满，冯懋龙尤为愤懑，遂为自己改名“自由”，以示与其决裂。

北平晨报社社长陈博士在某次宴会上，有人问报上近日有何新闻，陈回答：“新闻不在报上！”

1907年，杨笃生与于右任等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他所写的社论和“时事小言”大胆泼辣，言人所不敢言，很受读者欢迎，时人誉之为“公之文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四年后，他为革命精神受到刺激，传闻黄兴战死，他非常悲伤，发现章士钊跟保皇党人来往，两人关系因此决裂，精神上再度受刺激，痛苦难忍。遗书给吴稚晖：“有生无乐，得死为佳。”1911年8月6日，杨在英国利物浦海口投大西洋死。

傅斯年曾对胡适说：“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胡适不耐寂寞，他声称最重视学术，要“二十年不谈政治”，数年之间，即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或不赞成其办报，担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续”，胡适自己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1918年，邵飘萍创办《京报》，他的理想就是办一份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他相信新闻记者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对于他的捍卫言论自由，冯玉祥给的评价是：“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民初，陈独秀豪言：“我办报十年，中国局面全改观。”

陈独秀为《新青年》答读者问：“谁说本杂志代表舆论？本杂志的宗旨，就是要反抗舆论！”

于右任办《民呼报》，提倡排满革命，清廷乃扬言要挖其双目，他便改《民呼报》为《民吁报》，以示“呼”被挖去双眼。

1925年12月7日，邵飘萍出了一大张二整版的《京报特刊》，以厚纸铜版精印，全是最近时局重要人物的照片，非常醒目。每个人物后面都有他亲自写的评语，如：冯玉祥将军、孙岳将军、岳维峻将军、“保护京畿治安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畿警察总监”鹿钟鳞将军、“时势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孙传芳、“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将军、“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直民公敌”李景林、“甘心助逆”之张作相等。他不断地发表报道、时评赞颂郭松龄，力数张作霖的罪状，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连只相信暴力的“马贼”张作霖也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赠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他收到后立即退回，并继续在报上揭露张作霖。他曾和家人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他真的不幸而言中！

1933年，章太炎的高足吴承仕办《文史》杂志，又研究唯物辨证法，引起一些老教授的嘲弄，包括他的同门钱玄同。钱写三字联“普罗学、唯物观”给吴承仕，吴不明其意。钱说加上你的《文史》，不就是“普罗文学，唯物史观”吗？长着肥硕大头的钱玄同曾说：“头可断，辨证法不可开课！”鲁迅笑曰：“何妨赌肥头，抵当辨证法。”

史量才办《申报》，为政府不喜。据说蒋介石曾找史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100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100万读者！”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果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终年54岁。

史量才力排众议，延请黎烈文为副刊《自由谈》革新时期的主编。黎邀进步作家为《自由谈》执笔，鲁迅、茅盾、巴金等都经常有作品发表，形成文化界一座新堡垒。国民党在上海的头目吴醒亚等曾联名致函史氏，要求撤换黎烈文，并推荐张某代之。史置之不理。吴醒亚等只得亲自造访，当面提出撤换黎要求。史直截了当答复说：“感谢诸公为《自由谈》惠临赐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吴等闻之色变而去。

林白水和邵飘萍被杀后，成舍我也被张宗昌逮捕，眼看就要处决，其家人找到前国务总理孙宝琦为他说情，才拣了一条命回来。他一回报社就说：“报继续出，顶多稍微避避风，军阀还是要骂，张宗昌长不了！”他常对报社的同仁说：“只要保证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用负责任，打官司坐牢房，归我去！”

1937年3月止，中国各种民办报纸已有1518种，公、私营电台78家，公私营通讯社520家，其中绝大多数为私营。著名的通讯社如国闻通讯社、申时通讯社，著名的报纸如《申报》、《大公报》、《国闻日报》，著名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均为私营。

南京沦陷当天，日本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要求所有中文报纸发行前必须送审。《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宣布：“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无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张学良同意当年《大公报》王芸生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评价。王芸生在《大公报》上这样写：“明白的人不用辩，胡涂的人辩什么？”“换了任何人都会这样做！”

抗战行将结束时，黄炎培访问延安归来，写了《延安归来》一书，极力讴歌延安和毛泽东，引起强烈反响。他还趁热打铁，发动了拒绝国民党自1931年就开始实行的报刊图书审查制度的“拒检运动”。他公开表示：“这叫做‘吃了砒霜药老虎’，一定会拼个鱼死网破的！”经他登高一呼，国统区各大城市的新闻文化团体纷纷响应。经过与政府近两个月的冷战后，这些书生们取得了胜利，政府被迫撤销了对新闻和图书的检查。

抗战刚一结束，王芸生就表示：我们建议政府先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言论自由。……新闻检查不仅有掩饰罪恶，包庇顽邪的作用，还会使政府与人民都受了蒙蔽。……有新闻检查，就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新闻检查的后果是领袖神圣化，只闻谀词，身入云端，政府一切好，绝对无错，在政府的文告里，永远责备人民，而不自检，于是久而久之陷于腐化无能而不自知，至于否定民主，远离人民。

1944年，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请王芸生前去讲演。此时已担任《大公报》主编的王芸生告诫大家：如果你因为讲真话而获罪，被“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子，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是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1942年冬到次年春天，河南、广东大灾荒，导致3000万河南人死了300万，广东也饿死300万。1943年2月1日，《大公报》以《豫灾实录》为题报道了大灾荒。王芸生奋笔写就《看重庆，念中原》，第二天作为社论刊出。蒋介石看了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将《大公报》停刊整顿三天。

王芸生说：新闻记者这种职业，就现在的情形看来，似乎人人都可以干，但要干得尽职却不是一件容易事。一个能克尽厥职的新闻记者，他须具备几种异乎常人的条件：他须有坚贞的人格，强劲的毅力，丰富的学识；对于人类，对于国家，对于自己的职业，要有热情，要有烈爱，然后以明敏的头脑，热烈的心肠，冰霜的操守，发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勇干精神，兢兢业业的为人类为国家，尽职服务。

张季鸾有“新闻奇才”之称，他曾有《杨将军不写九宫格》文，记杨虎城将军因西安事变而遭囚禁中的一段历史：“将军获遣三四年，以生龙活虎之人，在花朝日夕之时，处穷乡僻壤之地，苦闷无聊，可以想见。左右因便进言：何不以习字为功课！习字能养性，得静中之乐也。将军深嘉纳之。于是集白羊之毫，折九宫格子，日书百十字。初患格小字大，字正格斜；积旬日，及稍稍有规矩，颇以自喜。左右有谀之者曰：佳哉，将军几入格矣！将军闻言，忽有所感，则大怒，裂其纸，并墨砚而碎之。左右方惊无所措。将军乃慨然云：我人已在格子里，愁苦不可解，今并我字亦入格耶？我固有罪，我之字无罪也，我何必使字失自由？从此将军不复习字，苦闷无聊，遂一如往昔。”人称“这样的文字，可与《史记》媲美”。

1941年5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奖章，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荣誉。张季鸾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

张季鸾看重记者的作用，他对徐铸成说：“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他又说：“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

1938年4月，范长江回到《大公报》汉口馆，张季鸾认为一个合格的报人要写社评、编稿件、做标题、拼版、看样，样样都拿得起来，不仅要能跑，还要能坐、能熬。张赏识范长江的才华，也有意培养他、让他磨练一下，所以当他提出做“要闻版编辑”时，就答应了。没想到他只值了两天夜班就大发牢骚，对王芸生说：“我不能这样出卖我的健康！”向来温厚待人的张季鸾先生十分生气：“出卖健康？我们出卖了一辈子健康，从来没有怨言，他只做了两天就受不了，叫他走！”

徐铸成说，张季鸾的文章之所以常常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在于“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就在于他不仅有见识，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同时也在于他的“笔锋常带感情”。俞颂华在评价王芸生文章为世人所传诵时也说：“他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入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派的民意脱节。”王芸生自己在《新闻记者怎样立言》中说：“要热情，才能使‘笔端带有感情’，才能在笔下表现文字的生命和活力。”

《大公报》总编张季鸾学识渊博，交游广泛，三教九流，无所不包。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在重庆病逝，海上闻人杜月笙赶赴重庆，扶棺痛哭，连声呼叫：“四哥！四哥！”悲痛万分，如丧考妣。病重期间，蒋介石曾亲往医院探望，蒋氏唁电有“握手犹温”之句，挽联曰：“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

作为大出版家，王云五跟张元济不同。张是纯粹的夫子，搞出版仍关注一个“学”字；王云五不然，他着眼于一个“商”字，有人说他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他自承：“出版事业犹如开饭馆，要饭馆出名，必须要有名厨，厨子比老板还重要。他要拥有支配全饭馆饮食的全权，才能端出来精彩的菜肴，以飨食客。出版家最好是读书人，书读得博，不一定要专，这样才能推出各类可读的书。”

王芸生从1941年到1949年主持《大公报》笔政。这八年，他为了坚持言论独立，多次碰蒋，蒋介石请他兼军委会参议，送来聘书和薪水，被他退回，颇不给面子。1947年，中统特务抓了《大公报》记者唐振常，他便给上海市长吴国祯去电话：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报！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除“党报党刊”外，读得最多、最用心的报纸就是《大公报》。直到1958年，毛还对吴冷西说：“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

1948年，王芸生应毛泽东之邀赴解放区，行前，他专门找来《解放日报》，翻看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文。看后感慨说：“这就要挨枪子儿啊，那我过去岂不是要挨800个枪子儿？”

1945年，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举世瞩目的和平谈判。期间，他曾两次约见王芸生，单独交谈甚久。后来大公报馆回请毛泽东，宴会后，毛当场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

1933年，离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杀害已整整两年，当时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事。《现代》杂志编辑施蛰存后来回忆鲁迅的名文《为了忘却的记念》，“这篇文章曾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编辑先生不敢用，才转给我”。施也“有点踌躇”、“不敢决断”，“请老板张静庐先生拿主意。张读后沉吟不决，考虑了两三天，毅然决定：上！那理由是：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触犯统治者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

成舍我办报多经磨难，军阀、党国领袖、上海滩流氓等等多刁难过他，甚至置他于死地，他经历了一个时代报人的“不幸”和“幸”。张宗昌杀人不眨眼，没过几年，成在中山公园常见张闷坐来今雨轩，搔首无聊，屡想跟他攀谈，他只是报以微笑。成舍我得罪汪精卫时，朋友劝他妥协，他拒绝了。“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个月以前，当我在南京挂出了《民生报》招牌的那一天，我从中山陵回来，经过所谓梅花山‘汪墓’，只见许多人在他墓前排队撒尿。”

成舍我在重庆办《世界日报》，对社内一切措施严管，甚至规定职工伙食只许吃糙米，做菜不放油。职工因工作劳累，营养不好，迭次要求改善伙食，成始终不许。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消息在当日中午传到重庆，报社职工正在吃午饭，成舍我到食堂宣布这个消息，并说：“你们看，罗斯福是金元王国的总统，营养应当是很好的，可是他也死了，可见营养的关系不大。”话未说完，全室哗笑。

成舍我办报对记者管理很严，他每天亲自比较报纸版面的优劣，树立几个“假想敌”，如以北京晨报和天津大公报作目标，摘记自己有什么特点，人家有什么占先，凡认为落后于人的，属于外地的即用函电责询驻外记者。1947年某日，南京特派记者所发专电报道某地发现大乌龟的一条新闻，即据以刊布，次日另外几家报纸所报道的不是乌龟而是玳瑁。成当时很恼火，立即发致南京一电，内有“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之语，员工见此电稿者莫不失笑。

成舍我16岁时立下志愿：“办一份真正独立的报纸。”他从事新闻业80年，坚信“新闻是第四种权力，是监督政府的力量”。他去世前一年，因病住进了医院，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说话，他每天仍挣扎着手书“我要说话”四个字。

国共内战时，储安平在《观察》停刊前说：“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

1947年初，徐铸成拒绝政府投资10个亿控制《文汇报》的意图，当着陈立夫、吴国桢、宣铁吾、潘公展等人的面，他说：“《文汇报》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政治性投资。”话谈到最后，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对徐铸成说：“佩服佩服。今天这个场面，你能顶下来，真不容易。我宣铁吾对不起你，曾封了你们七天门；今后，你再怎么骂，我要是再动手，不是人养的。”徐回答说：“言重了，我只是凭良心办报而已。”

徐铸成评价民国报人：“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文、武、昆、乱不挡。后期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

1948年7月，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创办的《新民报》被勒今永久停刊：“查南京《新民报》屡次刊载为匪宣传、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动摇士气暨挑拨离间军民地方团队情感之新闻、通讯及言论……”身为立法委员的邓季惺当场抗议说：“这个命令所援引的所谓《出版法》，是立法院所没有承认的北洋政府时代遗留下来的单行法，是无效的。”她的抗议自然无效。

20世纪40年代，复旦新闻系讨论“系训”，有教授提出“打成一片”，立刻受到同学的欢迎，觉得一是通俗易懂，二是强调新闻记者和人民站在一起，三是这口号从延安传来的。眼看就要举手通过了，陈望道却提出“好学力行”四字，认为这才是对新闻人更根本的要求。最后，陈望道的提议获得通过。

王芸生以《大公报》闻达社会，中共建国，他仍难以放下架子。有一次，在各报负责人的会议上，谈起一件小事，时为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张春桥夸夸其谈一通，说得完全不对，王芸生漫不经心地打断他的话，说：“唉！不是那么回事。”同时，习惯性地用手往上轻轻一挥。谁知张春桥勃然变色，冷嘲热讽说：“我是打仗进上海的，原是土包子，不像王先生那样和大人物往来，见过大世面。说错了，请你王先生指教。”此语一出，举座无言。

“雷震案”爆发后，殷海光不顾个人之安危，与友人共同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要求文责自负，并声言：“我们认为这种举措，关系乎我们个人者尚小，关系乎言论自由者大，关乎中国政治民主化前途者更大……”读后让人慨然系之。雷震出狱后，自购墓地，除预留雷震夫妇二人的墓穴外，另有三座，为安葬亡儿、移葬早逝的老友罗鸿诏和殷海光而建。

《一份血写的报告》带回北京后，陈禹山先交给部主任卢云审，而后由副总编殷参和总编杨西光审，但考虑到所披露的是发生在新中国的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好像是揭露无产阶级专政、揭露党的领导、太血淋淋、影响不好”等反对意见，稿子最终送交胡耀邦审阅。据杨西光传达，胡耀邦一字未改，准予发表，但是说了一句话：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话去掉。正是这一指示，《一份血写的报告》见报时，抹去了直接表述割喉管的文字。但是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打电话追问“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到底是什么意思。陈禹山和编辑部干事吴力田无法搪塞，只好如实告诉读者，是指割断了喉管。一位读者听后，在电话里哽咽说：“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在谈到被害的刘和珍君的一位战友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的伤痕而被枪杀的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老记者戴煌在几十年前有一份《万言书》：翻开我们的各种报纸刊物，再对照一下我们的内部材料和各种参考资料，我们就会有非常触目惊心的感觉，我们的光明与伟大被过分地宣扬了，而我们的黑暗与腐朽被偷偷地掩盖了起来。这是一种不相信人民的行为。

萧乾总结：理论，理论，充其量不过是一张地图，它代替不了旅行。我要的是去体验。我要采访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