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曾带两个孩子到德国，一个乡下老太太对他说：“儿女求学固属重要，但比这个更重要的是教给他们重视合群生活。青年人最忌产生忧郁或孤独的情绪，学习求好了，身子却弄虚了，精神也被消磨殆尽。这种有学问的人，对国家和社会有何用处？因此之故，除求学外，父母还须注意儿女们的周围环境，让她们跟多数人在一起，多过点滑冰、游泳、打球的野外生活。”蒋回头提醒孩子：“这位老太太的话，就是课堂外极可宝贵的学问。”

1905年，严复赴伦敦。时逢孙中山在英，两人会晤探讨中国前途，严复以中国民智未开，“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章太炎晚年，外患日亟。他在讲学时着重宣讲“行己有耻”，议论时政。蒋介石让章的金兰兄弟张继出面，劝“大哥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章太炎十分生气，他说：“吾老矣，岂复好摘发阴私以示天下不安？……吾辈往日之业，至今且全堕矣，谁实为之？吾辈安得默尔而息也？”“五年以来，当局恶贯已盈，道路侧目。”

在法国战场，晏阳初从汉字中选出一千个常用字教华工识字，后来创办了《华工周报》。数月后，晏阳初收到了一位华工写的信，这位华工为了表示对晏阳初的感激，决定捐出他三年来在法国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积蓄下来的血汗钱365法郎。

这封信改变了晏阳初的一生，晏阳初说：“我去法国，原是想教育华工，没想到他们竟教育了我。”他决定：“立志回国以后，不做官，不发财，把我的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

二战末期，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晏阳初补充了一条，就是人民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晏阳初常说：“三C”影响了我一生，就是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比较具体的说，是：来自远古的儒家民本思想，来自近世的传教士的榜样和来自四海的民间疾苦和智能。

晏阳初说：如果你想在教育上或其他领域内提倡新思想和新制度，那就最好不要介入政治，这样，你才有作实验的绝对自由，这是能充分发挥自己智慧的惟一方法，否则，你就会由于放弃原则而失败。

1945年，晏阳初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说：“我们人民遭受了二十一年的内战，他们流尽了鲜血。现在该是为农村的大众干一些事情的时候了。”蒋介石说：“你是个学者，我是个战士。”并且说，等他消灭了共产党之后，要聘晏阳初为全中国乡村改造运动的领导。晏阳初说：“委员长，如果您只看到军队的力量，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那么你会失去中国。”

1988年晏阳初98岁寿辰之际，里根总统在给他的贺辞中说：“在我任职期间，最大的报偿之一莫过于得知有像您这样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的贤达之士。”1989年布什总统又在给晏阳初的生日贺辞中说：“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您使无数的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儿童决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

在《北大教授剪影》中，讲到了这么一件关于沈兼士的事情：有一次，中文系一年级学生上课时，他正在兴致勃勃地讲课，忽然有人进来，用点名册来点名。那人把礼帽放在附近桌子上，沈先生以为是特务，非常讨厌，马上把那人的帽子摔到地上，又大声说：“这是放帽子的地方？这是放东西的地方？”那人不好意思地拾起帽子戴上，然后面对大家说：“沈先生太过分了！我以前还听过他的课呢！”然后慢慢推门走了。原来那是注册科的职员来抽查上课学生人数。一般北大教师是不点学生名的，尤其是二年级以上就更不大点名了。北大当局号召“自由研究”，不愿听本课的，也可以随便自己回去研究。对刚从中学来的一年级学生要严些，但也是抽查点名，不一定抽查哪一班，以致有此误会。

沈葆桢少时胆子极小，夜里听见猫叫都害怕。沈母教以儒家道德观念，问曰：“你敬仰历朝历代的忠臣孝子吗？”葆桢回答：“当然敬仰。”沈母随即举例说古代忠臣孝子九死一生，万折不挠的故事，问儿子：“你知道他们的胆子从哪来的吗？”葆桢说：“他们天生大胆。”沈母说：“不对，因为他们做人做事都堂堂正正，心里想的都是如何孝敬父母，报效国家，所以胆子就大了。”随后又经常有意让沈葆桢独自往返阴森可怕的地方，一来二去，沈葆桢的胆子也就练大了。

费巩年轻时学成回国曾取道苏联，朋友问他对苏联的印象，他说：“总的印象还不错，有不少新鲜的东西，但我不喜欢强制人们必须去接受某一种思想，把思想也标准化。我希望把道理给人民讲清楚，由人民自由来比较和选择。”朋友说：“你是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费巩回答说：“不管你说我是什么主义，我酷爱这种自由的气氛，我相信每个人自己都长着一个脑子，他们有判断好坏是非的能力。”

陶行知原名陶文浚，他年轻时信奉王明阳“知是行之始”的主张，因改名“知行”。后来他兴办教育，日益发现“行”的重要，所谓“行而后知”，故又改名为“行知”。他还写了一首《三代》的打油诗作为说明：“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

陶行知注重“启发式”教育，一次他到武汉大学演讲，拎着一个大口袋上台，一上台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大公鸡和一把米。他按着鸡头让鸡吃米，鸡死活不吃；后来他松开手，让鸡自己呆在那里，鸡却开始低头吃米。陶行知就此解释道：“教育就如喂鸡，强迫学生学习，学生是不愿学的，即使学了，也是食古不化。但是，如果让学生多发挥主观能动性，那么效果一定会好得多。”

陶行知首倡“到农村去”的平民教育，最重手脑并用，适所以矫正用脑不用手之双料少爷的畸形发展。他曾在南京创办晓庄学校，成绩斐然。学校有图书馆一座，陶亲自题写馆名曰：“书呆子莫来馆”。此诚别开生面，足令教员肚子里的应声虫退避三舍。

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胡适第一次坐飞机，写了一首题为《飞行小赞》的小诗，那位连人力车都不坐的陶行知大怒，也作了一首诗登在报上，历数造一架飞机需要多少工人的血汗，多少农民的血汗，飞机造好了是为国家服务的，不是为了让你胡博士当成玩意儿嬉乐的！

孙中山自幼性格果敢，有担代。母亲让他挑瓦罐出外担水，他不愿去，便私自将瓦罐撞破，但直承其事，不打诳语，一如华盛顿承认砍倒樱桃树一般。他又敢于反对偶像崇拜，他曾把家乡神庙里供奉之金花娘娘塑像的手指、足趾一一断去，以验证神仙是否流血，令村民大为恐慌。他又常偷食祭品，其母责怪时，他便抗议道：“死菩萨未食，且让活菩萨先食吧！”

蒋介石留学日本时，常在电车、火车或渡轮上看到日本人阅读王阳明的《传习录》，许多人读一章节，即闭目静坐，若有所思。蒋大受刺激，遂买了大量王阳明的著作开始研读。他说：“对于这个哲学，真是一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种心领神驰的仰慕……”

梁漱溟认为，“乡治”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个新方向”。他因此辞去北大的教职，到山东、广东、河南等地进行实验，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被迫停止。

钱钟书说：“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他的名言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闻一多说：同情心发达到极点，判激来得强，发动也来得强，也许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得现身说法不可了。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

蒋梦麟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鬼子者，洋鬼子也，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