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绝命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临终写道:“若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遗嘱止此二语,语不及私。

李鸿章逝世前说:“俄国在满洲扩展其势力,不妨袖手观之,因为日本必然不会漠视这个封豕长蛇般的敌人。时机一到,必起而相战。两虎相争,两败俱伤,我们就有可乘之机了,同时再借助欧美的力量谋求恢复,这便是我们的以毒攻毒之计。”

戊戌政变后,谭嗣同送梁启超到日本使馆,由于不懂日文,只好与日人笔谈。谭嗣同写道:“梁君甚有用,请保护之。”日人写道:“君亦应留此。”谭嗣同一笑置之。其时,梁启超面如土色,谭嗣同则意气洋洋,一如平日。事后有人问谭嗣同为何不一起留在日使馆,谭答道:“中国眼看就要被瓜分,我没有心再活下去了。”

谭嗣同在牢房墙壁上的题诗写道:“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刑前,他仰天浩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林觉民在黄花岗起义前给妻子遗书:“……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之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彭家珍绝命书:“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

1912年2月,丘逢甲在南京出席临时政府会议期间患病,告假南归。2月25日去逝,临终之际大喊:“死后必须南向而葬,我不能忘记台湾啊!”

罗振玉挽自己说:毕世寝馈书丛,得观洹水遗文,西陲坠简,鸿都石刻,柱下秘藏,抱残守缺差不幸;半生沉沦桑海,溯自辛亥乘桴,乙丑扈跸,壬申于役,丁丑乞身,补天浴日竟何成。

1916年11月8日,蔡锷溘然长逝,年仅35岁,去世前口授蒋百里代写遗电:“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三、在川阵亡将士及出力人员,恳饬罗、戴两君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1919年春,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从德国手中收回青岛的要求遭到拒绝,“二十一条”不但没有取消,竟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北京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全国示威游行,表示誓死抗争的民意。匡互生彻夜难眠,热血沸腾,与相知好友月下密谈,决计为国牺牲,写好遗书,将后事托嘱友人,说:“我死后,要家人知道。我为救国而生,为抗敌而死,虽死无怨。”

王国维早年负文名,有海宁四才子之目,然贫困不能自给,投身罗振玉所办之农报馆,屈尊做校对工作。一日,罗到馆办公甚早,听到王在朗读《庄子》,音节苍凉,不禁奇之。与之一谈之下,更是叹赏不已,遂收为弟子。两人后来一度交恶,但王投水自沉后,罗却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王国维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

孙中山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1935年10月22日,戈公振去世,弥留之际说:“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其死让邹韬奋等人悲痛至极,沈钧儒读了邹的悼念文章,抵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慨然命笔,赋诗四首,最后两首曰:“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他自述第四首先写一句,竟不能续,再写仍是这五个字,写完后,泪滴满纸。

鲁迅去世前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逝世前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并在该文稿上立下了著名“遗言”: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施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1937年初,于立忱回国后自缢身亡,绝命书曰:“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

1940年,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决定与戴望舒离婚,戴望舒为此发出《绝命书》:“从我们有理由必须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完的烦恼。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

1940年3月3日,蔡元培在香港寓所失足跌倒,次日入养和医院治疗,惟因胃部出血过多,于三月五日病逝,享年七十三岁。十日举殡,香港各学校及商号下半旗志哀,学校及社团万余人参加公祭,极尽荣哀。蔡元培灵柩初厝东华义庄待运回浙江绍兴故里安葬,但因战事熛起,未能成行,遂移葬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五四”元老、新文化的保姆长眠于香江,墓碑“蔡孑民先生之墓”七字由叶恭绰书写。值得指出的是,他的遗言仅为两句话:“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弘一法师于1942年10月13日晚圆寂,临终写下“悲欣交集”四字,写在一用过的字纸上,字迹仍旧有力。他另有致夏丏尊的遗书:“丏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月□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谨达不宣。音启。”遗书的月日,都空着,他圆寂后,由侍疾僧补填。

吴稚晖于1953年病势于台湾,他晚年的钱财清清楚楚,没有不义之财。他在遗嘱中写道:“生未带来,死乃支配,可耻!”

1961年,陈寅恪辞别专门来探望自己的吴宓,为赋诗曰:“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丸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其后果不复见。

马一浮1967年临终时作诗云:“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卢作孚自杀前,留下一纸遗书,只有两行字:“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

“文革”中,范烟桥恐祸及己,尽焚五十年来的手稿。但饶是如此也未能免厄,有一次他念了一句“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红卫兵听到后说他侮蔑“文革”,将其活活打死。周瘦鹃来吊唁,泣不能语,回家后便投井而死了。

周作人在最后改定的遗嘱中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50年来的心愿,识者自当知之。”并在遗嘱前说:“以前曾作遗嘱数次,今日重作一通,殆是定本矣。”

殷海光在病中遗言里说:“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15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1969年,殷海光去世。在他辞世之前26天完成的《海光文选·自叙》一文中,他说:“……我近年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成为暴乱。自古以来,柏拉图等大思想家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

殷海光口述遗嘱,在遗憾对不起太太和孩子两事后说:“在我的思想快要成熟时,我怕没法写下来,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有所贡献。对青年一辈,可能没法有一个最后的交待,《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只是一个开始,何况我又一直在改变和修正我自己的思想。我若死在台湾,希望在东部立个大石碑,刻着‘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身体化灰,撒在太平洋里,墓碑要面对太平洋。”

冯友兰临终前,说了最后一句关于哲学的话:“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

黄万里遗言:万里老朽手启予敏儿及沈英夫妇弟妹: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2001年8月8日手笔候存。

由于身患重病,苇岸在医生和亲友的反复劝说下,被迫像吃药一样地开了荤,一度中断了坚持一辈子的素食,为此,他在临终前深表愧悔,让妹妹记下他最后的遗言:“我平生最大的愧悔是在我患病、重病期间没有把素食主义这个信念坚持到底(就这一点,过去也曾有人对我保持怀疑),在医生、亲友的劝说及我个人的妥协下,我没能将素食主义贯彻到底,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在信念上的一种堕落,保命大于了信念本身。”

1965年5月31日,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次日,林昭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作《判决后的申明》,“……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应该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蔑视它!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1985年9月21日,古龙去世,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怎么我的女朋友都没有来看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