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先觉

黄炎培访问日本,看到日本朝野反华备战,气焰薰天。黄回国后,将所见报告给蒋介石,蒋默然;又报告给外长王正廷,王哂笑道:“若让你知道日本人要侵略我们,那日本人还会侵略么?如果日本人要侵略我们,你又如何能知道?”黄答道:“好吧,但愿我言不中!”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王正廷被请愿的学生殴伤,黄炎培恰好看到了这一幕,连说:“应该,应该!”

持马尔萨斯人口论者,多知马寅初。实则《清稗类钞》的作者徐珂早在1925年就宣扬马氏的理论和山格夫人的节育理论了,他认为节育对女子有三大利:“一因生育而致痼疾或戕身之事可免,一保抱哺之劳可减,一自营之职业可不废。”他甚至认为,节妇不改嫁有利于节育。

魏源早就指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而中国迄今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20多年后,迫于当时形势,清廷才设立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外文学校——“同文馆”。然而在日本,魏源的《海国图志》早就成为知识界人手一册的经典。

伊藤博文从英国留学归来,大倡优化种族之论,认为黄种人荏弱不堪,不及白种人远甚。他当政后,即实施“谋种”政策,凡欧美白人入其境内,辄鼓励日本女子与其野合,以改良种族。谭嗣同对此十分羡慕,然亦知此法断难行于中国,于是喟然作诗曰:“娟娟香影梦灵修,此亦胜兵敌忾俦。蓦地思量十年事,何曾谋种到欧洲?”

王茂荫是晚清朝中为数不多的精通经济问题的官员,他敏锐地认识到货币的价格和价值相分离的特征,并上升到“以实论虚”的理论高度,即坚持货币的金本位。他是《资本论》中惟一提到的中国人。他有一句名言:“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

戊戌变法期间,陈鼎的改革建议较之谭嗣同等更为激进。他认为赶超英美,有四个当务之急:一是变服装,即穿西服,如此一来就不会再把奇装异服的西方人当成“鬼”了,有利于学习西方;二是合宗教,即合并基督教和孔教,彼此都要顶礼膜拜;三是通语言,要求士人尽学西语;四是通婚姻,鼓励中国人与西方人通婚,如此才更可广泛地认知西方。陈的建议引起了光绪的兴趣,曾令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认真阅读。

严复每有高论,他评价戊戌变法道:“西后残年待尽,倘康梁不采取急进态度,则德宗终可畅行其志。乃康热衷过甚,卒演成卖君卖友惨剧,而彼只身远窜,施施然以忠臣志士自命,堪云无耻之尤。梁则出风头之念有余,救国之心不足。”

最早有意识于商战的也是买办,其中最著名的是郑观应。大约一百年前,他的名著《盛世危言》中有一章专论商战。他说:“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弊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一日不辍。”

梁启超自戊戌亡命日本后,接受新思想洗礼,与乃师龃龉日多。康有为以保皇保教祀天配孔诸义硁硁自守,梁氏则颇不以为然:“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南行北辕也。”

林则徐被流放,临行前将在广东时所译的《四洲志》、《澳门日报》、《粤东奏稿》以及西方的炮船模型图样,统统交给魏源。魏以关山路远之辞劝林保重,林说:“善始者不必善终,如不出逆料,则徐此生无能为也,寄意丹青,徒发清议而已。唯愚兄所托著书之事,望贤弟刻意为之,务使大清臣民早开智慧,舍此则无可御侮矣!”

1905年,徐锡麟游历浙江各地,交结了他称为“奇才力士”的会党成员,他对人说:“涉历四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

康有为从气质人性论出发提出了人性平等,梁启超则说: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德国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就是人民的个性被国家所吞没的缘故。

康有为赴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途径香港、上海、天津等地,游历租界,见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威严,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于是大购汉译西学之书,潜心攻读。

熊十力是哲学家,但最初是革命家。他于1901年开始投身革命,与宋教仁、黄兴、胡瑛等人多有来往。曾有党人认为武汉不适合发动革命,他驳斥道:“武昌者长江之上游,南北之枢纽,天下安危之所系也,兼有张彪等庸才为官帅,若能暗中策反军队,不数年大事可成。”此说后来果被验证了。

辜鸿铭论庚子之变云:“庚子之变,多因中外隔阂过深,以致彼此猜忌,积嫌久而不通,遂如两电相激,一发而不可收拾。今士大夫皆多忿激,每言为国雪耻,遂致朝廷近日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此犹非计之得者。盖彼卧薪尝胆之论,乃战国列邦之陋习也。”罗振玉闻而叹曰:“贾长沙复生亦不过如是矣。”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他在横滨渡船的时候看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大为感慨说,看来中国根本的问题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人的素质,文化观念问题。他决心回国以后二十年不谈政治,只谈用文艺重新塑造国民的灵魂。

1923年,蒋百里与龚浩回北京,途经徐州,蒋忽然若有所感:“将来有这么一天,我们对日作战,津浦、京汉两路必被日军占领。我们国防应以三阳为据点,即洛阳、襄阳、衡阳。”龚听了这个神话般的怪论,觉得蒋太敏感,自忖“将来中日两国开战,无论怎样,我们的半壁江山不会沦于敌手”。

“五四”运动后,学校精英常被各类政治势力拉拢。李大钊说:“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那国民系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起点醋意,真正讨嫌。”

胡适诸多理论今日仍为有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胆假设,小心地求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等等。

在30年代,陶孟和就写过一篇文章《我们小民的希望》,向当权者提出三个要求:尊重生命,尊重财产,尊重人格。

鲁迅说:“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

鲁迅又说:“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方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

汀泗桥之战后,蒋百里向吴佩孚请命去游说孙传芳出兵相助。孙传芳想坐观成败,含糊其辞。蒋百里知道吴佩孚必败,遂一去不返。吴佩孚果然一蹶不振,而唇亡齿寒,孙传芳也马上为自己的短视付出了代价。

蒋百里曾说,中国民族夙非以武力见长,民族历史不以武功著称;但每从自卫上发出力量来,亦能战胜强敌,也就是说中国不能打侵略战争,而长于自卫。“七七事变”后,蒋百里常说,“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他妥协,最后胜利定规是我们的。你不相信,你可以睁眼看着;我们都会看得见的,除非你是一个短命鬼。”蒋的话几乎是传诵一时,只可惜他成了“短命鬼”。

日本投降时,曾有议将天皇列为战犯,陈寅恪闻讯甚为忧虑,他认为:“日本军人视天皇为神,如此则必拼死抵抗,以保护天皇。若保留天皇,争取其议和,日军则不敢违抗。如此则我方牺牲益小,而对方投降亦易。”

1940年,陈寅恪赴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第一次见到蒋介石。陈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断定蒋不足有为,遂作诗云:“自笑平生作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

陈寅恪尝论中西之学:“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于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其长处是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短处是于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新文化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传统,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求得相反而适相同。”

蒋廷黻认为,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被罢黜,是林的终身大幸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

抗战初,朱家骅主政浙江。日军占领杭州前,国民党为实行“焦土抗战”,曾准备焚毁杭州。朱家骅极力反对,他多次对下属说:“外面焦土抗战的风气很盛,一旦杭州撤退时,你们一定要防止”,并布置人手严防,使该计划未得实施。朱家骅认为这地方上的财产总还是中国的,不能将自己的城市付之一炬。

孙家鼐说:“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

晏阳初说:富有的人民和富有的国家必须认识到,只有当贫穷的人民和贫穷的国家满足了,你们才是安全的。你把这叫做明智的自身利益也可以。

50年代初,林徽因为了保护北京城墙,曾在人代会上据理力争,还闯进过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争辩。据说,彭真说不过她,最后拿出毛泽东的批示来才将她压下去:“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

三门峡工程拟建时,黄炎培的儿子——留美水工专家黄万里批评某些“专家”竟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常识,妄言黄河下游会变清,以此讨好人民和政府。他并且提出了降低水库蓄水位,坝底留大泄水洞排沙的方案,但未被采纳。1960年,三门峡大坝开始蓄水,库尾泥沙迅速淤积,并且快速向上游延伸,威胁到古都西安的安全,情况之严重超出了黄万里的预期。1964年,周恩来主持治黄会议,确定的三门峡改建方案,正是当初被否定的黄万里的意见。此时黄已被划为右派分子好几年了。

1962年,杨伟名写就《当前形势感怀》,他把稿子念给村支委的几个人听。一向支持杨伟名的支部书记贾生财,还没等杨念完,就激动地站了起来:“老杨,这篇东西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简直好极了,要不要我签名?”大队长赵振高,是个不到30岁的小伙子,立即表了态:“好,我也签上名。”副书记樊益山说:“说得不错,可你看中央这架势,恐怕永远也办不到,行不通,我不签这个名!”这个陕西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的农民,在超经济强制及极权思维深入人心的时代,要求尊重价值规律。杨最终死于“文革”,为后人称为“平民思想家”。

1978年12月,在小岗村严立华家,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等20个农民以按手印等方式写下包产到户的保证书,保证书说:“我分田到户、每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