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革命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胡适对学生的行动持反对态度,他坚持认为学生应该先“把自己铸造成器”,为此他不惜去揭掉那些热情洋溢的“通告”。于是有学生写信给他:“胡先生,我们深切地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连一个无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对付你才合适!你妈的,难道华北卖给日本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你把我这热心的青年学生残杀几个,陷害几个,你心还很痛快吗?即使你阻止住了我们爱国心的沸腾,于你有什么好处?于你的良心也过意得去吗?现在警告你:向后你若再撕毁关于爱国的通告,准打断你的腿,叫你成个拐狗!勿谓言之不豫也!”之后有一天,胡适去上课,发现只有周祖谟一个学生。多年之后,恰恰是这个周祖谟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而那些义愤填膺的学生们却被自己点燃的火焰吞没了。

黎元洪被革命党人拥戴为都督后,起初不肯合作。但他一旦开始合作,就迅速进入状态。他在接见英文《大陆报》记者时说:民军的目标是推翻满族人的统治,并以美国为蓝本建立共和制度。他还说:满族统治者从来没有公正地对待过汉人,只是一昧地屠杀和镇压,因此才爆发了革命。革命成功后,中国将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使外国资本能自由地与中国资本、劳动力结合,以开放中国的资源。该记者惊呼:黎元洪是中国最伟大的改革者。

1903年,邹容写成《革命书》,他宣称革命是“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他认为献身革命是每一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论男女,都要“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

邹容撰成《革命军》一书,与众同志饮酒诵读,并说:“我将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回上海付印。我为马前卒,诸君若有文章在此书之中,皆为马后卒而已。”邹容还写道:“海内之士,莘莘济济,鱼鱼雅雅,衣冠俎豆,充轫儒林,抗议发愤之徒绝迹,慷慨悲吒之声不闻,名为士人,实则死人不若。”

1898年4月,康有为在广东会馆发表演讲:“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他说:“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

康有为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说革命无非是“血流成河,死人如麻”,四亿人将去掉一半。章太炎逐条驳斥康的论点,认为革命是最大的权威,“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补泻兼备的救世良药。”章直斥被保皇派奉为圣明的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同时指责康有为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利禄熏心、甘当奴隶、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市侩”。

梁启超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智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但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

梁启超与《民报》论战时期,宣扬说中国人“非有可以为共和国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到清政府预备立宪时,他跟康有为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1902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撰《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刊于《新民丛报》第18号,文中提到的“麦喀士”即马克思,梁为第一个在著作中提到马克思的中国人。

清政府立宪运动期间,大量捕杀革命党人。湖南商会会长禹之谟,在狱中就曾以血作书:“要知清政府下诏立宪,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

“中华民国”刚成立时,各国称中国为“Chinese Republic”,伍廷芳认为不妥,认为此意为“中国的共和”,太过狭窄,不如“Republic of China”,以示“共和属于全中国”。此议遂定。

孙中山早年在广州学医,仰慕康有为,曾托人转致敬意,意欲结交。康有为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孙不忿而罢,又赴北京上书李鸿章,李不置可否,孙大怒而去,乃赴檀香山组织兴中会,这才开始反清革命。

张静江曾任驻法公使孙宝琦的随员,有一次在轮船上邂逅孙中山。当时孙刚从伦敦脱险,处事警觉,张静江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你是孙中山,我支持你的革命事业!以后你若需要钱,可以找我!”随后他留下了自己的银行帐号和三个字,约定若孙中山日后需要钱,可发电报,第一个字一万元,第二个字二万元,第三个字五万元。不久后,孙中山在日本筹划起义事宜,经费奇缺,想起张静江的话,便发电报一试运气,张静江果然履行约定,将钱汇来,解了革命的燃眉之急。

前清江北提督徐绍祯跟随孙中山革命,孙为酬功,送给徐100万公债。徐用2万元办了一份《民立报》,又用1万元遣散了沈佩贞的“女子北伐队”,然后把剩下的97万交还给孙中山。孙说:“你可以留着这些钱搞政治!”徐答道:“有钱的人不能革命,我还要跟着你革命,所以不能有钱!”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中山。廖仲恺与孙长期交往,友谊甚深,履行了这一手续,其《誓约书》为:立誓约人廖仲恺,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死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从此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中华民国广东惠阳县廖仲恺,民国三年五月二日立。

1904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说:“中国正处在一场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清王朝的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当中华革命军在山东发动反袁之前,吴大洲、薄子明到东京向孙中山报告,说:“山东组织起义,现在已有二三千人有把握,只要给我们一笔经费,马上就可发动。”孙问:“要多少钱呢?”吴说:“至少要1000元。”孙说:“好吧,昨天南洋华侨才汇来1200元,你们就拿1000元去吧。”过了两天有人向孙说:“吴大洲等说的话靠不住,他们将钱拿到手在外面乱花。而我们在此生活都很困难,先生为什么轻易信他们的话受他们的骗呢?”孙说:“革命不怕受骗,也不怕失败。那怕一百件革命事业有九十九件失败,而只有一件成功,革命就可胜利。”言者为之语塞。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驳斥了保皇派那种“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以及在目前“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庸俗进化观点。他说:“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张继说,成立之初,参加者不过千人。入会要自己填写“盟约”,滴以左中指的血,亲笔签名,宣誓后,焚掉盟约。为了防止满清政府的暗害,有秘密暗号。同志相见,两人的右手在一起,好像握手而方式不同。同时,一人要问:“什么事体?”答:“国家事。”又问“什么人?”答:“中国人。”相符后,才敢谈革命事。

孙文一生与钱财无缘,民国建立后,难以逾越的财政危机使革命党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是部署繁重而艰巨的北伐任务,还是维持百废待兴的南京临时政府日常工作,样样都需要经费,虎踞龙盘的南京城却是“库藏如洗”。孙回国之前,南方革命阵营就传闻他带了巨额华侨捐款,指望能充作军饷大干一场,许多革命同志与各路将领都是把他当作财神爷而伫候于上海码头的。无论是在孙中山登岸之时,还是在他当选临时大总统之日,都有人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带了多少钱?当他如实回答:“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闻而失望者不乏其人。

1921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问孙中山:“您革命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孙中山自豪地回答:“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自尧、舜、禹、汤、文、武以至于周公、孔子相传不息的道统,我继承的就是这种道统。”孙中山的追随者如胡汉民、戴季陶、朱执信、沈定一、廖仲恺等人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其均分财富的理想,但认为中国的古圣先贤已提出过类似主张,如《孟子》所极力主张的上古井田制度。

辛亥之后,专制复辟势力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扑数度得逞,使得许多身临其境者颇有辛亥革命已经失败的遗憾和痛苦。孙中山说:“夫去一满州之痛苦,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胡适等十六名学者,在5月14日的《努力周报》上刊发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篇名文,提出了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标。文章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渐进与革命”的论争,王振钧、郑振夏等人问:“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适回答说:“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它。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在《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他说:“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康梁革命失败后,康有为日益保守,从政治革命到君主立宪,又退到保皇,到要求定孔教为国教,他自承:“吾自游墨西哥而不敢言民主共和,自游印度而不敢言革命自立焉。”

1923年7月,孙中山因寻求美国支持不得,而向《纽约时报》记者表达了他强烈的不满。同年12月,孙中山更因要截留广东海关关余,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国派军舰赴广州向他示威。他终于忿然宣布:“我们已不依赖西方,我们将联合俄国。”

1903年,“军国民教育会”推举黄兴等回国运动起义。黄兴与刘揆一商量办法,刘说:“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足为吾辈革命所取法。”

1904年,陶成章自日本归国后,积极奔走于浙江各地,联络会党,策划革命。他经常日行八九十里,用麻绳束腰,穿着芒鞋,蓬首垢面,惨淡经营,四过杭州,而没有回家。一次将近除夕,人们劝他回家过年,他说:“幸老父犹健,家计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既以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

朱执信参加革命后,仍留着辫发,身上穿着他父亲留下的长袍大袖的旧式衣服,即如他所说:“衣服褴褛,辫子盘有头头。”一般人见了,指为怪僻,看不出他是坚定的革命党人。革命党人见之,笑他“顽固”,他则付之一笑,依然故我。好心同伴劝他剪掉,甚至武力强迫,他竟拔出小刀,严肃地说:“谁要再要我剪辫子,我就和谁拼命。”朱执信此举后来反而保护了自己。

许春草有个理想,就是要求正义如大水滔滔,公平如江河滚滚,畅流无阻在祖国大地之上。他原是个泥水工,参加过辛亥革命,讨伐袁世凯,讨伐陈炯明,抗日等等各个近代史上重要的斗争。他有几句名言,一曰:人民反对暴政不必向政府备案;二曰:有公愤无私仇;三曰:不与魔鬼结盟,不与罪恶击掌;四曰:对付外国侵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无钱无力则出命,“我出命”。

熊成基在失败被捕“招供”时说:“各国革命之历史,皆流血多次,而后成功。我此次失败也,普通社会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能附和之原因,盖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比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

秋瑾在被捕前得知徐锡麟失败的消息时,没有趁机逃走,她对来劝她离开者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由于跟北伐军许崇智产生矛盾,使许春草对武装革命大大失去信心。从1923年起,他就不再参与国民党活动,基本上同国民党脱离关系。回头来致力于民众运动,日本特务及台湾流氓多次阴谋暗杀,许春草毫无畏惧。他从来没有携带自卫手枪,更没有保卫人员。有一次,朋友来告:台湾公会会长陈长福接受任务,非杀许春草不可,劝许谨慎。许春草说:“人的性命在上帝掌中,陈长福无法害我。”

程潜参加同盟会后,从事革命,举凡辛亥、讨袁、护法诸役,莫不为民前驱,其乡人庆之,其母则说:“男儿以身许国,除暴安良,分内事耳,何以庆之?”为绩而不辍,人复劝休止,则又说:“人贵自食其力耳,吾不欲以身暴人。”

陈立夫对沈钧儒说:“我们是拼了命得来的,你们要凭着圆桌上的空话说了去,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中共建政之初,党内也有很多人对安排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当高官,以及中共领袖和民主人士密切来往感到不满,甚至有“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的说法。

陈独秀在1919年冬的《新青年杂志宣告》说: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互爱护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

鲁迅说:“‘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自辛亥革命以来,鲁迅经历的革命太多了,只是被称作“革命”的都是假革命,他说,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反而成了奴隶的奴隶了。因此,他主张一切都得从头来过,得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他反对把革命描述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他说:“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20世纪30年代,江亢虎提倡“中道主义”,认为“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军队”,“与闻政治的方法很多,但应走温良恭俭让等正当的途径。”

罗家伦看重全人类和平民的利益,反对暴力革命,他说:“我们与其崇拜大彼得,不如崇拜华盛顿;与其崇拜俾斯麦,不如崇拜富兰克林;与其崇拜克虏伯的制造,不如崇拜爱迪生的发明……”

李宗仁说,他在清末上陆军小学时,但见朝野一片朝气,辛亥革命成功后,则朝气全失,全国上下但觉一片混乱败坏。

1929年,杨度加入共产党,有人讥讽他投机。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

章立凡问章乃器:“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中国今天会是什么样子?”章乃器回答:“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君主立宪是虚君共和,不是专制独裁,自然有它的道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国内动乱了40年,最后不得不把王室请回来!清末是改良和革命赛跑,改良太慢,才发生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后,袁世凯、蒋介石还不是搞独裁!革命革到现在,还在不断革命,结果又能怎样呢?我看改良的代价或许比革命小得多!”章立凡又问:“那我们今天会不会还留着辫子?”章乃器回答道:“那也未必,日本明治维新后就改穿洋装了。为政之道,就应该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不为百姓所好的体制和习惯,总有一天会被淘汰!”

张元济一直是个“低调子”的渐进改良主义者,“和平改革勿伤元气”,可以代表他的基本想法。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院士开会,他在会上说:“倘若没有戊戍变法、庚子义和团,人民对朝廷的观念不同,也许不会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会造成一个袁世凯,演出那一套洪宪的笑话,更不会有后来各省军阀的火并和割据。经过这一二十年和平的改革,我们当然可以像一个国家。(若当初即和平,)我想并且不会引起日本的觊觎,一步步的侵略逼成了八年的抗战,使我们贫弱到这个田地。”

钱满素在《爱默生与中国》中写道:真正的革命发生在人们头脑之中,没有观念上的革命,社会革命将不过和波浪一样——只是水面震荡,水下依然如故。

梁启超说: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故无从判断其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