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军阀

孙传芳号称残暴,但他以五省联帅驻节江浙时,裁减赋税,尤其善待农人,颇得乡人之望。他还重用丁文江等学者,委之以建设大上海的重任。后来有乡绅主动进言,希望能每亩征银二角以助军费,孙坚决不许。因此他失败后,江浙颇有悯伤之感。

袁世凯以签订“二十一条”被唾骂为卖国贼,但事实上“签订二十一条”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说法。日本抛出“二十一条”后,袁世凯即令外长陆征祥等竭力拖延,以待国际社会调停;尤其是在日本威胁不得泄漏条约之事的情况下,他却旋即将此事知会英、美等国,并斥诸媒体,从而使日本陷入舆论被动。在具体谈判中,对原则性的“第五号”坚持不让步,对其他条款也竭力抵制,不惜数次中断会议。由于西方各国的爱莫能助,最终在日本的“最后通牒”下,签订了这个已远不足21条的条约。当时中日实力对比悬殊,若不签城下之盟,势必兵戎相见。事实上,袁世凯不仅不是亲日派,且是日本不共戴天的仇人。早在甲午战争前,袁世凯就在朝鲜两次击退日本人,被日本人衔恨不已。如今条约既成,袁世凯为之痛苦失声,要求全体官员和国民卧薪尝胆,誓与日本“十年后见”。成王败寇,历史上越王勾践,先辱后荣,也不失为一英雄。倘若袁世凯真能发愤图强,一雪前耻,未始不可为一勾践,可惜他自食其言,帝制自为,终于身败名裂,为天下笑。值得指出的是,梁启超、蔡锷的反袁“护国运动”,多少都得到了来自日本的支持。因此,袁世凯临终遗言“为日本去一大敌”确非虚言。

曹锟检阅他驻在保定的军队,在他走过士兵行列时,发现有一名士兵在咽泣。曹停下来问他:“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士兵说他刚接到家信,说他爸爸死了,他远在军队,无法回家奔丧。曹说:“不要哭,不要哭。给你五十块大洋,回家葬你父亲去好啦,尽完孝道再回来当兵。”

曹锟曾对议员们说:“谁既有名又有钱,就可以做总统。”某议员立即提议道:“大帅,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他就可以做总统。”曹在贿选当日,见国民党议员吕复没有选自己,竟附耳低语:“如何不选曹某人?”吕复勃然大怒道:“你要是能做总统,天下人就都能做总统了。”

曹锟以贿选得总统,共有480名议员收取了他的贿赂,原则上每人5000元,实际上根据人物地位或作用的不同,从1万元到2000元不等,这些议员后来被称作“猪猡议员”。消息一出,全国大哗,此事遂成为曹锟及其直系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但是,正如曹锟的部下王坦所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拿枪逼人选举的人强多了。”确实,曹锟至少在选举程序上严格遵守了《临时约法》,也没有采取任何暴力手段,对某些拿了钱不投票的议员也未采取报复手段,因此,他实在算不上是最坏的。

曹锟任总统时,他的亲信吴毓麟等人想为了驻英公使的人选问题,频频向外长顾维钧施加压力。双方争执不下,吴毓麟就请曹锟出面,曹锟正色道:“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们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作外交总长。顾先生对外交有经验,你们凭什么干预?”顾维钧在回忆录里写道:曹锟虽然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

华北沦陷后,日本土肥原贤二极力拉拢前大总统曹锟,想以他为首成立傀儡政府。曹锟身负贿选总统之耻,国难当前却大节不亏,他忿忿地说:“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当他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时,兴奋溢于言表,连说:“我就不信,我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但随着战事不利,他不久便郁郁而逝。

直皖战争前,吴佩孚通电痛骂段祺瑞:“自古中国严外国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誓不与石敬瑭、张邦昌、刘豫、吴三桂共戴一天。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佩孚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直皖战争后,曹锟和张作霖结为亲家,沆瀣一气,吴佩孚的政治理想无法贯彻。他黯然神伤地回到洛阳,一下车便对记者说:“此次战胜,是一件痛心可耻之事!”

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到北京,在车站一见来接他的张学良,便怒责道:“为何不打?”张学良说:“实力不足,打不过。”吴佩孚说:“现在我来了,实力就足了!军人最大的实力,便是一个死字!”

吴佩孚势败后,避居四川依附杨森。某日,有日舰司令荒城二郎来访,愿贷款百万,赠械十万,助吴再起。吴马上逐客,说:“我曾有枪何止十万,有钱何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之机不在此处。若我果举外债,果引外援,何必今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国事国人自了,盛意所不敢承。”

吴佩孚晚年寓居北京什锦花园,每日画菊消遣,态度消极。或有访客迟迟不愿去者,则大谈其《周易》,深奥玄妙,使客乏味而去。事实上他平生颇有著论,如《春秋正识证释》、《易箴》、《日食参考说》、《循分新书》等,故有儒帅之称。

常有历史学家将吴佩孚定格为“英美派”。实则吴佩孚平生抱“三不主义”,即“不住租界”、“不借外债”、“不托庇外人”,始终奉行不辍,至死未变。当然,他对苏俄和日本的拉拢都坚决拒绝,而英美似乎不曾那么主动地拉拢过他,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他对英美要“友善”一些。

董必武评价吴佩孚:“吴佩孚虽然也是个军阀,但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关、岳,他失败时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他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却没有私人积蓄,也没有田产,有清廉名。”

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赶到现场长跪不起,并以“终身食素”作为对自己的惩罚。他果然信守这一诺言!1936年夏,他因贪吃了几块西瓜导致腹泻,从此病痛不断。医生建议他开荤以增强体质,他表示:“人可死,荤绝不可开!”于是不治而死。

吴佩孚论康有为、章太炎优劣:“皆我好友也。性格相似,而成就不同。南海年高,保皇之魁率;太炎年幼,才气纵横,非南海以下之空闲所能容,遂激越而入革命。使其易地而处,南海可为太炎,太炎亦可为南海。而良人逝后,中国不复有文学之士。两人弟子虽众,乃无足承其业者。”或又问其太炎弟子鲁迅如何,佩孚默然良久道:“吾不读民国以后书。”

王闿运进京,见到总统袁世凯,呼之为“老弟”,袁世凯称王为“壬老”。王闿运很不高兴,对人说:“他竟然称叫我‘壬老’。他不知道他祖父端敏公甲三跟我是什么交情么?不叫‘太世叔’却叫‘老’,真是不知礼数!”

张敬尧兵败北上后,他的靠山段祺瑞很鄙视他,对他颇为冷淡。张郁郁寡欢,乃赴南口投奔冯玉祥。冯玉祥疾令缚之,历数其祸湘之罪,最后付以《新旧约》和《三民主义》两部巨著,语之曰:“你熟读两部书,便放你走!”两个月后,张居然能够背诵一些章节,冯玉祥不得不佩服,只好放他走了。

陈炯明一度持无政府主义,希望以联邦制来建国,先建立亚洲联邦,再与欧洲联邦,美洲联邦组织无军备的“万国联邦”。他认为“万国联邦”是进入“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大同世界”所必须经过的第一步。

1925年,陈炯明败于国民军后,蛰居香港,被推举为中国致公党总理。他廉洁自持,不蓄私财,生活窘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企图拉他下水,他则反过来要求日人归还东三省。日人拉拢不成,仍赠他8万元支票,他在支票上打叉退还。1933年,他在贫病中死于香港。其后,致公党继承了他的遗志,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后来又联共反蒋,直至今天都是参政党之一。

北伐胜利后,中国各地又有拥兵自重的地方大员成为新军阀。李宗仁为始作乱者,其后大小军阀俱闻硝烟而动心,蒋介石痛感“军阀习惯成性,除不胜除,余乃为内外夹攻之人”,但他仍说:“如此投机反动军队不灭,国家何能统一?”

1928年,在北伐军的进攻下,张作霖的军队节节败退。5月,日本大使威胁张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合同》,要张答应,日军帮其阻止北伐军过黄河,张作霖把手中翡翠嘴旱烟袋摔断,大叫:“我这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并赶走了大使芳泽。

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前,对卢夫人说:“我受伤太重了,两条腿都没了(其实他的腿并没有断),恐怕不行啦!告诉小六子(张学良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韩复榘有古循吏之风,颇为勤政。1934年,山东大水,省府在济南设难民所收容难民。一日,韩复榘莅所训话:“第一,大家要遵守纪律,不要以为自己是灾民,受了政府的优待,变成一种特殊阶级,可以随随便便。第二,要听收容所工作人员的训话。第三,要早起,不要以为现在受灾,一切有官府照应,就可以敷衍,以至于养成懒惰习惯。”韩复榘是一个坚决的睡眠反对论者,经常以早起作为擢拔官吏的依据之一。

“新生活运动”的推行颇不顺利。韩复榘在山东规定恢复古俗,下令把大街上所有烫发、穿高跟鞋的女士都当作妓女抓起来。龙云在云南规定了十大工作,其中一项是禁止学生在街上骑自行车。河南西华县则是放灯、游艺、唱戏,热热闹闹地提前过了个大年。

阎锡山临终时给其亲属留下了六点遗嘱:“一、一切宜简,不宜奢;二、收挽联不收挽幛;三、灵前供无花之花木;四、出殡以早为好;五、不要放声而哭;六、墓碑刻他的日记第一百段及第一百二十八段;七、七日之内,每日早晚各读他选作之《补心录》一遍。”

民初各省的都督,大多昙花一现,只有阎锡山独霸山西三十余年,山西因此寡有战事,治绩冠于全国。到三十年代,还一度被评选为全国的模范省,全国的注册商标中,半数以上都是山西商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