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 狷狂

殷海光说:“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可以说极有价值,也可以说极无价值。就纯粹的学术来说,我自问相当低能,丝毫没有贡献可言。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论,我则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超过唐(君毅)牟(宗三)至少三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个中的进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这些知识分子在种种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还在前进不已。”

王闿运80岁,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国史馆馆长,进京途经武汉,段祺瑞来访,请求指点。王说:“世上最容易的就是做官,一个人若官都做不好,那就一无是处。过去我年富力强,有许多大事要我去做,现在我老了,无用了,便只好去做官。”

王闿运说:功名之学,是为功名而求学,功名是登堂入室的最终目的,学问不过是敲门砖,从这门学问,不必深究圣贤的精义,不必身体力行做人的真理,功名到手,砖石尽弃,只需遵循权力场的潜规则即可。

严复见地独特,往往反常人之道而行。袁世凯任直隶大臣时,写信请他入幕,他骂道:“你是什么东西,够得上延揽我!”但袁被贬回河南洹上老家时,他又为袁鸣不平,说朝廷“自坏栋梁”。到了洪宪帝制时,杨度拉拢他入筹安会,他很不以为然地说:“国事非同儿戏,岂能一变再变?”洪宪帝制失败后,举国声讨袁世凯,他又说:“非袁世凯无以维持残局。”

康有为自称“教主”,说“不出十年,必有符命”。章太炎嗤之以鼻道:“康有为什么东西!配做少正卯、吕惠卿吗?狂言呓语,不过李卓吾那一类货色!”

为引起新的文战,刘半农化名王敬轩,直斥《新青年》之非,不想却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对这些新的质疑,钱玄同和陈独秀惟痛骂而已。胡适认为不符合民主辩论的精神,陈独秀说:“吾不屑与辩,惟痛骂而已。”

“五四”期间,社会上谣传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胡适轻蔑地了写了篇《他也配》,说:“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

杨度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后,即对人感慨道:“与先生畅谈终日,渊渊作高山之响,汪汪若千顷之波,言语诚明,气度宽大,他日成功,当在此人,我也许是他的臂膀!”

章太炎第一次见到陈宦,便大惊失色地说:“中国第一人物,中国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民国初年,袁世凯在北京,黄兴在南京,黎元洪在武汉,隐然成三足鼎立之势。陈宦利用自己与南京、武汉方面的良好人际关系,献计于袁世凯,使袁得以翦除这两个劲敌,为洪宪帝制扫平了障碍,陈宦也因此成为袁世凯的心腹爱将,被重用为四川督军。章太炎死后,陈宦对人说:“从此世间无知我之人,太炎知我,我也知太炎。陆建章说太炎作一篇文章,胜过十万兵马,这是对太炎的轻视;我认为太炎一语,足以定天下安危!”

章太炎在东京办《民报》时,陈独秀曾去拜访。章的弟子钱玄同、黄侃在座,听到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安徽、江苏,不知怎么一转,陈独秀忽而提出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侃在隔壁大声说:“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未必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

泰戈尔和辜鸿铭一起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泰戈尔胜出,但辜鸿铭始终瞧不上他。泰戈尔访华,学人踊跃迎迓,唯辜鸿铭闭门谢客。他认为泰戈尔不懂《易经》,因此也不懂东方文化的精微之论,不如回印度整理诗集好些。

英国作家毛姆拜访辜鸿铭,深为中国一些经典著作未能译成西文而遗憾。辜鸿铭答道:“代表中华文化精髓的《四书》,早在一两百年前,已经有外文译本了。”毛姆不信,辜鸿铭便约好三日后拿给他看。接下来辜鸿铭便用了三天时间,译出了英、法、德语的《四书》译本。

胡适回国时,青春气盛,意气风发,不可一世。辜鸿铭则认为,胡适所持为美国中下层英语,而且不懂希腊文和德文,故必不能窥见西方古今哲学的堂奥。

胡适寄自己的新作《哲学史大纲》上卷给章太炎,依新式标点符号,在“太炎”二字旁打了一根黑线。章太炎大怒道:“胡适是什么东西,敢在我名字旁边打黑线。”看到下面落款的“胡适”二字旁也有一根黑线,才略感释怀地说:“罢了罢了,这就算抵消!”

刘文典善治《庄子》,有《庄子补正》十卷,陈寅恪为之作序。他对此十分自负,有人问他古今治《庄子》的得失,他说:“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他在西南联大讲《庄子》,每次开讲,必先说一句:“《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吴宓也常去听,总坐在最后一排。当刘讲到自以为独到处时,总会抬头向后排张望,问:“雨僧兄以为如何?”吴宓必然会站起来恭恭敬敬地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日军空袭昆明时,警报响起,大家纷纷躲避,刘文典看到沈从文也在匆匆逃避,便忿忿不平地对人说:“我是为庄子跑警报,因为只有我能讲《庄子》,他沈从文是为谁跑呵?”

章士钊认为康有为的文章,多有夸大之词,是其性习使然,又系政治作用为之也。他以为“南海诗文,向欠洗伐之功,笔端起处,即倾河倒峡而出;其勉强趁韵处,往往活剥生吞,无暇咀嚼,以诗律言,诚达不到一个细字。”

胡适跟陈独秀关系非常,或畅谈,或争论。有一次争论得厉害,陈独秀问:“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拐杖,在地板上连连笃了几下,就走了。而他在检讨自己时,对陈独秀的苦干精神是佩服的,他说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面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所以我是很惭愧的”,他崇敬两人的精神,相形之下他自己显得软弱多了。

黄侃到中大教书,最初尚受尊敬,后来朱骝先作校长,朱是党国机要,无暇顾及对他的礼貌,黄勃然大怒,说是师道沦亡,一定要卷行李滚蛋。国文系再三挽留,朱亲自出马挽留,他还不肯,写信给他的学生们:“……但既已恳辞于前,又复勉留于后,直视去就如儿戏,诸生何取焉?‘慎尔忧游,勉尔遁思’,诸生爱我,当为我咏也。”

1930年,陈独秀贫匮无以自济,精神却异常饱满。他对郑超麟说:“吾恍似回复‘五四’建党之初,精力正无穷也。”

1944年,西南联大国文学会举办“五四”文艺晚会。晚会最后,主席罗常培宣布:“今天唱压轴戏的是杨金甫先生,杨先生将赴美国讲学。”杨金甫讲完后,闻一多径自上台说:“今天唱压轴戏的,不是杨先生,而是我!我研究中国文学二十年,目的就是摧毁这座封建的精神堡垒!”

五省联帅孙传芳拜谒马一浮,马不见。马的家人提议:“可以推说不在家。”马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

曹聚仁在南社演讲,说到南社和辛亥革命的关系,认为辛亥革命是浪漫气氛很浓的政治运动,南社的诗人是龚自珍气氛的诗人,而林庚白就是活着的龚自珍。柳亚子深以为然。但林庚白极不满意,他说:“我心目中尚且无李杜,更何有龚自珍!”他曾说:“十年前论今人诗,郑孝胥第一,我第二。倘现在来看,那么我第一,杜甫第二,郑孝胥还谈不上。”

抗战中,马寅初常发表激烈演讲,抨击政府的腐败。蒋介石召他去问话,他说:“文职不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该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蒋介石知道后对人说:“我请他来是为了谈经济问题,以后有时间,他随时可以来!”

钱钟书曾在余英时等人面前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余恍然钱钟书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余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辩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钱钟书正在余家作客,这句话余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

1941年圣诞节,日本军队袭入香港。经过九死一生的挣扎,梁漱溟终于逃脱虎口。他乘船逆西江而上进入广西。在安全抵达国统区以后,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这一番话,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的人讥评,而梁漱溟却回答他的朋友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

中共建国后召开第一次文代会时,聂绀弩和楼适夷作为香港地区的代表参加。会议结束前,他们接到通知,某首长在北京饭店接见。到了出发时间,聂绀弩仍高卧在床,楼三番五次叫他也无结果,只得动手揭他的被子。他坐起来,睁开睡眼说:“要去,你就去。”“约定的时间到了。”“我不管那一套,我还得睡呢。”说完,他又钻进被窝大睡去了。楼只得一人去见首长,还得为聂绀弩找一番托词。

“雷震案”之后,在公开场合下,殷海光常常独自不语,见到一些老友时,脸上也显得一片“冷漠”。傅乐成有一次与之谈及“雷震案”,殷海光只说了一句:“怎么得了啊!”这时他的心情,正像当年在西南联大那个寒夜中长吟李白的那首诗一样:“拔剑四顾心茫然”,颇为绝望。后来殷海光生病,傅乐成与杜维运去医院看他,“他只是微笑,不发一言;继而杜维运也上前搭讪,态度仍是一样,弄得我们十分尴尬。”离开医院,傅乐成无奈地对杜维运说:“你看他像不像苏格拉底?”

钱钟书拒绝新闻界采访,他的名言是:“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好吃,这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鸡是什么模样?”他也从不做寿。在他八十岁要过生日时,家中的电话一度闹翻了天。学士通人,亲朋好友,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准备为他开一个纪念会或学术讨论会,但钱一律坚辞。对这类活动,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钱钟书出名后从不参加任何会议是出了名的,对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学会他也一律谢绝挂名。杨绛因翻译《唐·吉诃德》而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驻华使馆请她,第一任大使邀请,她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她正式地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原社科院院长马洪去请,她才赖不掉了。钱钟书不无得意地对人说:“三个大使才请动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