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 僻怪

胡适从1942年开始收集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他认为从中可以找到了解国际问题的钥匙。他发现,来自中国的怕老婆故事有几百个,来自美国、英国、北欧的这种故事也有几百个之多,来自日本和德国的却一个都没有。他因此得出结论:“人类中间这一种怕老婆的低级种子,只能在民主国家繁殖,不会产生在极权国家的土壤上。”次年,他收集到不少意大利的怕老婆故事,由此推断意大利在轴心国不会感到愉快,果然,意大利于是年九月向盟军投降了。

丁日昌做江苏巡抚时,曾认真查禁“淫书”,他开出了一长串书目,从《肉蒲团》、《灯草和尚》、《浓情快史》、《绣榻野史》、《五更尼姑》,到《三言》、《二拍》、《西厢记》、《水浒传》、《红楼梦》。他认为《红楼梦》写尽痴男怨女之情,字面上又决不露一个淫字,而令人心往神驰,这就是所谓“大盗不持干戈”。当苏南战争结束后,刘铭传带亲信将领游览无锡的惠山,当时因躲避战争,山上出家当尼姑的特别多,刘因此饱览秀色。丁日昌知道后,一本正经地劝他:“省三,你现在已经贵为提督了,还这么不检点,难道不怕世人耻笑么?”刘铭传反唇相讥:“丁雨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正经了,想当年你刚到我们军营的时候,到处收罗西洋春宫画册,送给我部下的将校,让大家帮你说好话,保你往上爬,你现在倒忘了。”

林琴南古文情调的译述倾倒过一代人,本人却有怪脾气,他曾九谒崇陵(德宗陵),自称“清室遗民”,而又是赞成共和制度的一人。民国初立,他毅然剪去辫发以为诸老倡。民国六年张勋复辟,他劝告同乡人陈宝琛、郑孝胥,说是此举不仅足以危害国家,且足以危害清室。对自己矛盾的行为,他解释说:“我中过举人,已受前清功名,所以自觉是一个遗民了,我承认我的思想太落伍,但做人的方法不可不如此。”

杨士骧升任直隶总督时,进京陛见。次日便微服到前门外煤市街一家羊肉馆大快朵颐。时当暑日,他光着上身,盘辫于顶,像个寻常百姓那样,食羊肉二簋、锅帖三十枚而出。刚出门口,正看到李经楚驱车经过,李十分惊讶地问杨何以如此?杨士骧说:“当年曾与于晦若来此处消夜,记忆深刻,昨天得知此馆尚存,所以乘兴而来,饱啖而出,不亦快乎!京师羊肉馆虽多,但那些岑楼巍巍、金额煌煌者,不过徒有其表。此处虽止小屋一间,狭隘不洁,而其制作之佳,殆无其匹。君若不信,何不试之?”经楚面有难色。杨士骧说:“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兴之所至,何事不可为,进羊肉馆岂足为辱耶?”两人于是携手入内,复大嚼一番后,共载一车而归。

王闿运性情疏阔,似六朝人物。晚年他宠爱家中一周姓婢妇,带着她周历天下。曾过湖北,突然拜访湖北将军段芝贵,一见段他便对周妪说:“你不是想看段大少爷么,这个便是了!”湖南巡抚陆元鼎曾来拜访他,他辞而不见,陆离去半日后他却租船连追百余里回拜。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他说:“开始不见,因为不敢当;后来远追,以表敬意!”

王闿运自称有帝王之姿,其日记叙述,多用朝廷语气。民国初年的交际场合,人多改穿西装,王却坚持穿前清官服。谭延闿诘之,王答:“国体改,服色未定。吾虽故衣,与子实相等。子西装欧美之服也;吾服满洲服,非吾国章服之旧,非皆外国之服耶?”

李宗吾于蜀地大讲其厚黑学,言其共分三步功夫,一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超初的脸皮,好像一张纸,由分而寸,由尺而丈,和厚如城墙了。最初心的颜色,作乳白状,由乳色而炭色,而青蓝色,再进而就黑如煤炭了。……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深于厚黑的人,任你如何攻打,他一点不动。……第三步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至厚至黑,天上后世,皆以为不厚不黑,这个境界,很不容易达到,只好在古之大圣大贤中去寻求。

章太炎曾撰文痛贬西方人所用之铅笔、钢笔,并考证出中国古代已知使用铅笔,只是后来才衍化为毛笔。他说:“展转蜕变,毫之制造愈良而铅铁遂废不用,欧洲则讫今未改,以笔言之,亦见汉土所用为已进化,而欧洲所用为未进化者也。”

章太炎曾怀疑孙中山被日本人收买,便将《民报》社悬挂的孙中山照片撕了下来,写道:“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并将撕坏的照片和评语寄给已到香港的孙中山。但是,当有人附和他说“骂得好”的时候,他却马上给那人一记耳光,说:“总理是中国第一等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他?”

《苏报》案发生后,法官曾问章太炎有功名否,章答说:“我双脚落地,便不承认满猪,还说甚么功名呢!”

梁启超提倡新其民以新其政,还倡议成立“知耻学会”,提倡“自诵其耻”。

梁启超酷爱麻将,每于演说之前大战不止,曾说:“予利用博戏时间起腹稿耳。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来,较寻常枯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

1918年,梁启超和蒋百里并辔游欧。回国后,蒋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作序。不料梁的序写得奇长,因为他认为欧洲文艺复兴与清代学术思潮有很多相似之处,遂大加发挥,如江河决止,不可收拾,一写就是8万字,较蒋著篇幅更大。蒋啼笑皆非,只好请梁单独出版,此即《清代学术概论》,其序反倒是蒋所写。后来梁启超又将此书补充至25万字,是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辜鸿铭怪名满天下,他在北大讲英国诗时,对学生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又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洋《离骚》”是指密尔顿的一首长诗。罗家伦等学生在教室里对辜很尊重。“五四”运动时,辜在一日本人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大骂学生是暴徒,是野蛮。罗家伦受不了,质问辜:“先生,你从前写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知‘内中国而外夷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辜气得脸色发青,大眼睛鼓起来,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手敲着讲台说道:“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

辜鸿铭论民主:“古今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有变,水涨船高,后来居上,焉能将汤武革命模拟于列宁革命哉。然民主精神固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不论帝王总统主席,凡具民主精神者皆佳,尧、舜、华盛顿、林肯是也,凡无民主精神者俱僭,桀、纣、袁世凯、曹锟是也。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领导者尤重于制度也。领导者妄,则如恶魔乎。英文‘民主’一字,拆而作‘恶魔’加‘疯狂’而已。今列宁已耳,孰知其后来者如何。”

黄侃常将其老师章太炎比作苏格拉底,将自己比作柏拉图,因为他认为老师的学问博大而散漫,惟自己能整理之;且认为章太炎正像苏格拉底一样根本蔑视美,而自己却风流能事,正如柏拉图般关心物美。后来有一次,章太炎问黄侃:“妇人身上何处最美?”黄侃说:“老师您以为呢?”章太炎说:“以我观之,妇人之美,实在双目。”黄侃笑道:“都说先生痴,据此来看,先生哪里痴呢!”从此,黄侃对章太炎的看法才有所改变。

黄侃有名士怪癖。他住在朋友的屋子里,住得不舒服的时候,想搬家了,就在糊着墙纸的白壁上挥笔写道:“此屋有鬼不可住。”

黄侃在暨南大学任教时,暨大师生人人都须佩戴一枚徽章,独黄侃不肯佩戴。他第一次去上课,被门卫拦住,因为他没有徽章。他说:“我是黄侃!”门卫只管说:“你应该有徽章!”黄侃说:“我就是不爱佩戴那个东西,你不给我进去,我就不进去!”说完掉头就走。最终他成了惟一一个不佩戴徽章而进出校门的人。

陈独秀与彭述之一起被解送南京,途中,陈独秀懵腾大睡,彭述之十分羡慕。晨起,陈独秀说:“吾已半老,别无所求。汝正青春,大有可为。万望勿作他想。”章士钊主动为陈独秀辩护,十分卖力,陈独秀却不领情,说:“律师所云惟其本人观点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张,以吾本人之辩护状为准。”法庭上一片惊叹:“革命家!”一些国民党人呼吁将陈独秀明正典刑,陈泰然自若地说:“不如大辟爽快!”

陈独秀将“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的古箴改作“万恶孝为首,百善淫当先”。

杨度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其成名始于业师王闿运,称其“美于文章,妙于言语”。其后尝共康有为、梁启超游,盖一立宪党人。在东京时又与孙中山、黄兴订交,与革命党人来往密切。洪宪帝制时,他是臭名昭著的帝制党人。帝制失败后披发入山修道,数年后复出,秘密为孙中山效力。国共交恶后,他在上海依附杜月笙,暗地里则拼力救助中共党员及家属,并在周恩来的介绍下,秘密加入共产党。真乃一代奇才!

孙中山到北京后病势加重,无法讨论统一计划,北京协和医院的医师均告束手。张静江、胡适之推荐中医。但是孙中山不愿服中药,他说,他本身是医生,他知道现代医药束手时,中医的确有时也能治好疑难病症。他说:“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朋友仍旧一再劝他吃中药,他不忍过于拂逆朋友的好意,最后终于同意了。但是这只没装罗盘的船却始终没有到达彼岸。

金岳霖曾说:“我培养了只做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的人。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我宣传逻辑上的纯技术观点,天才教育观点,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1932年夏,刘湘在渝召集二十一军管区教育会议,由刘主持,致词大要为:“我统一四海后,先要发展土产,如荣昌烧酒房的泥金茶壶,隆昌的白猪儿;须不依靠科学亦能致富,闭关亦能自守。”何鲁时为重庆大学理学院长,起立发言说:“国家富强必须依靠科学。如不依靠科学,请问督办今天为何要穿西装呢?”刘登时面红耳赤,随即退席。

茅以升在20世纪30年代以主持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闻名于世,在50年代被迫检讨说:“我于1920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对于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他甚至给自己戴上“剥削者”的帽子,说“这种剥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

熊十力和陈铭枢是在南京学佛时结识的好友。熊在大学时,陈一定要每月寄钱30元表示支助。有一次陈的会计忘了寄钱,熊立刻写了封信,上面写了100来个“王八蛋”。陈看了信,马上补寄钱过去。

康有为擅书法,人称“康体”,却惟独不题扇面。有人怪而问之,他说:怕人拿着扇子上厕所,将字薰臭。

陈翔鹤说:郁达夫跟他们多次逛胡同,达夫的方法,是一条胡同、一个班子的慢慢看,先点若干班子的名,然后挑一个姑娘到她屋子里坐坐,或者一个也不挑。有一次,他对一个姑娘说:“让我抱抱吧,我已经有五六个月不亲近女人了!”这个姑娘就向他的怀里坐下去。

鲁迅的脾气是很倔的,曾有鲁迅不愿见者上门求见,鲁迅让保姆告诉来人说他不在,来人却声称他亲见鲁迅回了家才来敲门的,鲁迅大怒,大声向保姆说:“你去告诉他:说我不在是对他客气!”夏衍曾回忆说,鲁迅不喜欢田汉,一次,内山完造在一家闽菜馆欢迎日本左翼作家中的领袖人物藤森成吉,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人都在座,田汉对藤森成吉大谈自己与日本唯美主义“恶魔”派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交情,鲁迅很反感,鲁迅对夏衍低声说:“看来,又要唱戏了。”鲁迅随即起身退席,给田汉一个很大的难堪。

鲁迅说:中国人很喜欢奇形怪状、鬼鬼祟祟的脾气,爱看古树发光比大麦开花的多,其实大麦开花他向来也没有见过,于是怪胎畸形就成为报章的好材料,替代了生物学常识。

狂飚社的向培良轰击鲁迅:“十六年初,狂飚社与鲁迅先生决裂,那时候,我们的思想已与鲁迅先生渐渐分离。他的性格狷急,睚眦不忘,又不肯下人,所以不知不觉中被人包围,当了偶像,渐渐失去他那温厚的热情,而成了辛辣的讽刺者和四面挥戈的不能自已的斗士。最后,鲁迅先生全部的精力消耗于攻击和防御中,琐屑争斗,猜疑自若,胸襟日益褊狭,与青年日益远离,卒至于凄伤销铄以死。”

汪晖说:“《鲁迅全集》的每个字上都趴着一位学者。”钱钟书亦引起此种效应,钱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在给黄裳的信中写道:“国内外不乏无聊好事或啖名牟利之辈,欲借弟为敲门之砖,易米之帖。”

熊十力著《十力语要》说:“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

新文化运动时,柳亚子响应反孔言论,主张“非孝”,说父子应以兄弟相称。他写诗给儿子柳无忌:“狂言非孝万人骂,我独闻之双耳聪。略分自应呼小友,学书休更效尔公。”他还进一步主张废除伦常,在一首诗中说:“共和已废君臣义,牙彗羞他说五伦。种种要翻千载案,堂堂还我一完人。”

王敬义与李敖性格相近,因多人持此说,故两人虽未谋面,彼此也相知。后来,王到台湾去,得以谋面。李敖问:“喂,他妈的王敬义!”王敬义答:“喂,王八蛋李敖!”

蒋经国曾送给老师吴稚晖一辆人力车,吴当即令他拿来锯子,将车子的两根拉杠锯掉,然后哈哈大笑,把这辆没有拉杠的车身抬到书房里。他懒洋洋地坐了上去,说:“我现在有了一张沙发椅了!”接着他又说:“一个人有四条腿,自己可以走路,何必要别人拉?”吴善隶书,然不喜在墙上张贴字画。他说:“装饰墙壁与其挂字画,不如挂锯子,挂斧子。因为这些东西,是机器的简单代表,可以用来制造物质文明的。”

苏曼殊在长沙任实业学堂舍监,常被学生侮弄。他常背人兀坐,歌哭无常,见人时,目光炯炯直视,数分钟不转瞬,人称他为“苏神经”。他饮食无常度,有时兼人之量,有时数日不食,尤其喜欢巧克力和雪茄烟,曾经把自己的金牙敲下来换糖吃,因此得了个“糖僧”的绰号。他最终死于胃病。

苏曼殊性脱略,不分人己之界。囊空如洗,也从不向友人借贷;若有周济他的,则毫不客气,受而不谢,亦不偿还。曾断炊数日,在床上辗转呻吟,自忘其苦。有友人到,叹曰:“我迟来一步,不意君为饿殍!”为之具炊饭,并赠以百金。他腹饥既解,欣然行于市,见有自行车构制精美,十分喜欢,便买了一辆。又遇到一个乞丐,不食已三日,便倾余囊相赠。数日后,那位友人又去看他,只见他偃卧呻吟如故,不禁大为诧异,以为他在绝食自弃。了解情况后,友人埋怨道:“你不会骑自行车,为何要买?”他答道:“无他,从心所欲而已。”友人无奈,只好派一个仆人来照顾他。

冯友兰的习惯是,每次上课前都面无表情地坐在讲台后,呆望同学们一二分钟,然后才开始上课,脸上也开始有了笑容。

林纾说:“凡人必有野蛮之体魄,而后有文明之精神。”

某次,潘光旦批评罗隆基文章不通,罗急道:“我的文章怎么会不通,我父亲是举人!”潘说:“你父亲是举人有什么了不起,我父亲是翰林!”

美国女作家项美丽撰写《宋氏三姊妹》,特地采访宋庆龄。宋拒绝见她,说她是《纽约客》的撰稿人,而《纽约客》是消闲文学刊物,不够前进。

孙中山被称作“孙大炮”,意为理想家。胡适则认为:“孙中山是一门不能轻视的大炮!”被称作“大炮”的还有傅斯年。傅常在国民参政会上抨击弊政,甚至多次要求罢免孔祥熙。蒋介石问他:“你信任我吗?”他答:“我绝对信任!但是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说!”蒋介石为之动容,竟罢免了孔祥熙包括行政院长在内的一切实际职务。

齐白石在北平街头看到有人卖署名自己的假画,遂当面加以指责,不料此小贩振振有辞:“凡大画家没有不被造假的,造假越多,说明名气越大。而且这些假画物美价廉,是卖给穷人的;而有钱人自然去买你的真品,对你有什么损失呢?”齐白石为之语塞,再看那些赝品,居然很有章法,于是乎竟然收这个小贩做了徒弟。

蒋廷黼说他第一眼看到北平时,不禁对自己惊呼:“北平真能代表中国伟大的过去,北平证明中国过去是伟大的,看到北平使我感到生为中国人实在值得骄傲。”又说:“北平的土著,具有任何地方人所没有的谦恭态度。他们处事谦恭、客气。无论是拉黄包车的、卖面的、卖馒头的、卖烧饼的……无不如此。”

1946年7月,上海各家舞厅举行全市舞女救济苏北难胞义卖活动,口号是:“义舞!义卖!今晚多跳一支舞,可以多救一条命”;上海浴室业很快也如法炮制,打出了“多洗一次澡,多救一条命”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