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 修为

徐悲鸿书室中悬有自书一联,上联曰“独持偏见”,下联曰“一意孤行”。他还曾请齐白石以“荒谬绝伦”四字刻章一方,或问何意,他说:“别人看我是‘荒谬’,我看自己是‘绝伦’。”

溥仪曾仿刘禹锡《陋室铭》作《三希堂偶铭》,文曰:“屋不在大,有书则名。国不在霸,有人则能。此是小室,惟吾祖馨。琉球影闪耀,日光入纱明。写读有欣意,往来俱忠贞。可以看镜子,阅《三希》,无心荒之乱耳,无倦怠之坏形。直隶长辛店,西蜀成都亭。余笑曰:何太平之有!”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埋首于文字学,而站在党内斗争圈外。这种态度使其敌人说他为了骄傲,轻视他们,不屑与他们斗争。彭述之说他保持“东方人的政治道德”,不合于近代斗争之用。

赵元任年轻时,求知欲极强,爱做物理实验,酷爱体育运动,从初中开始坚持记日记。在南京求学期间,一度染上恶习:抽烟、嗜酒、手淫。一旦他意识到这些危害时,以坚强毅力强制自己根除了,常以父命名寓意告诫自己:“元任,任重道远。”后果然博学多才,被尊为“汉语言学之父”。

胡适在奔母丧时写过这样一段话:“‘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纪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

蒋介石挽胡适联:“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1942年10月19日,延安召开有二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萧军在会上宣读了他对王实味问题意见的《备忘录》,引起与会作家的不满。周扬、丁玲、刘白羽等当场与萧军在主席台上展开论辩,萧军舌战群儒,越辩越激烈,会场上鸦雀无声,大家都要看个结果,无人退席。辩论从傍晚至深夜,大会主席吴玉章见双方僵持不下,站起来说:“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使得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的火!大家都应以团结为重,我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应当检讨检讨!”萧军说:“吴老的话使我心平气和,这样吧,我先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想一想是不是都对呢?”丁玲紧接表态说:“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百分之百全是你的错,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都没有关系!”萧军火了:“既然如此,你尽管朋友遍天下,我这‘一毛’也不愿附在‘牛’身上,从今后咱们就拉、蛋、倒!”萧军说完,拂袖而去。

顾颉刚说:“让我盲目崇拜一个人就像让我训斥一个仆人一样困难。”

1941年秋,马一浮的挚友谢无量到四川乐山复性书院看望马一浮,相见甚欢。一日,马一浮通知书院学人齐集尔雅台谒见谢先生,请谢先生向诸生开示。

马一浮的学生张德钧骄矜自负,想考考谢先生的学问,首先发问:“什么是无明?”无量微笑未答。马一浮觉得张生此问出于胜心,必须析之,乃代谢先生答曰:“你这一念,便是无明。何不返躬自看。”张生惭而失色。在座诸生,莫不敛容。

20世纪50年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检讨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以有说无,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让过关。金岳霖由于素与政治无涉,在运动中过关较快,不久还被树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以促进冯氏转变。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说:“芝生呀,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说着,扑上去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冯友兰高寿,使一些健康杂志颇感兴趣,当人正儿八经问起他长寿的秘诀时,他却只有“不……着……急”三字奉告。

陈果夫临死前,总结一生,认为自己主要做到了以下几点:住繁华都市多年,未曾入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管钱终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读书未曾为书本所囿,或自以为知足;管人事不捉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做官未曾作威作福,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幸进之图;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办党务不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抱乐观与进取之心。

1950年初,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徐复观在香港办《民主评论》,胡兰成来看他,自称是梁漱溟的学生。胡能言善道,徐就真以为他是梁的学生,便照顾他的生活,还应其所求帮他偷渡去日本的旅费。这年五月间,徐也去日本,和他住在一起,才知道他与梁也仅仅是认识而已。徐复观在一次谈话中说:“依我的经验,凡是大节有亏的人,便会无所不为的。”

林语堂说:“我从未有写过一行讨当局喜欢或是求当局爱慕的文章。我也从来没说过讨哪个人喜欢的话;连那个想法也压根儿没有”,“我从来没有成功过,也没有舒服过,也没有自满过;我从来没有照照镜子而不感觉到惭愧得浑身发麻。……我以为我像别人同样有道德,我还以为上帝若爱我能如我母亲爱我的一半,他也不会把我送进地狱去。我这样的人若是不上天堂,这个地球不遭殃才怪。”

冯友兰被拉入了“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据说“文革”结束后,冯的妻子责怪他说:“天都要亮了,还在炕上尿了一泡!”1968年,毛泽东指示要给知识分子以出路,特别指示要把翦伯赞和冯友兰作为反面教材养起来。于是,这两个人从牛棚中被释放出来,每月给120元生活费,并重新分配较宽敞的住房。但不久翦伯赞就和妻子一起自杀了。

张君劢的政治立场飘忽不定,对国共两党都忽而反对忽而支持。1949年后,台湾当局竭力拉拢他,他不为所动,虽生活窘迫,却一芥不取。中共也曾委托陈叔通邀他回国,也被他婉拒。他在印度讲学时,周恩来派张经武拜谒他,他不见,托人带话道:“我住在英帝国主义的宅中,不必麻烦了!”

“文革”中,只有马列书可读,钱钟书只好看德文版的马列书信。他对夏志清说,自己对恩格斯的性生活有所发现。

巴金后来反思说:“在‘文革’到来之前,我的确就是这样地混日子,我用一个混字,因为我只说空话没有干实事。一次接一次开不完的会,一本接一本记录不完的笔记,一张接一张废话写不完的手稿。”

1978年,程千帆平反,学术圈内外皆将其奉为上宾。程千帆却十分清醒。在给友人信中,他言道:“现今国事系事多不堪言,亦不仅某一学校如此……我数十年来,总是希望免疫,但个人免疫又如何。独善其身,似清高,实可耻也。”

其时,学者争评职称之风盛行,程千帆讽之为“真吴道子画鬼趣图”——“其中百态,若旁观不介入,则有读《死魂灵》之乐。”

——莫砺锋《程千帆评传》

于省吾说:“在读书人中,我是有钱的;在有钱人中,我是有学问的。”

“文革”初期,孙冶方坐牢之前,曾与顾准一起住牛棚,一起劳改。顾准对孙冶方说:“反正我是受了那么多罪,再也不要连累你了。我的手上没有血。”

世纪之交,寿者荣辱。上海文坛的百岁老人,有章克标、巴金、施蛰存等人。一次李欧梵拜访施蛰存,谈到要为他贺百岁寿辰,施说:“一百岁对我还有什么意义?”“我是20世纪的人,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陈白尘曾说:“惜我未死,不及见写我之文也。”

北岛说:“在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弟子们编的《季羡林文集·前言》初稿有“国学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惟一终身教授”等一堆字眼,季老看后要求删去,并说:“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的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是学者,是教授不假,但不要提‘惟一的’,文科是惟一的,还有理科呢?现在是惟一的,还有将来呢?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部分在学术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外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们是我的学生,应该是了解的。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

夏承焘字瞿禅,号月轮楼主。他的得意门生、著名作家琦君曾问他“瞿禅”有什么含义,他说:“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只因我瘦,双目瞿瞿,且对一切事物都怀惊喜之情。至于禅,却是不谈的,一谈就不是禅了。其实禅并非一定是佛法,禅就在圣贤书中,诗词中,也在日常生活中。慧海法师所说的‘饥来吃饭困来眠’,不就是日常生活吗?”

——琦君《春风化雨》

殷海光对陈鼓应说:“人与人之间相处,真不容易互相了解,五年来,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公子哥儿型的人,所以看到你就感到讨厌。许多人背后骂你,也有好些人欣赏你。你像是一匹野马,你是个很不被人了解的人。和你谈话,才体会到你内心有一股说不出的劲儿!你那种不羁的心态,从你身上可以嗅到一点‘五四’时代文人的气息。今天的知识分子,不是沦为拉拉队,就是变成蛀虫,特立独行的太少了,在时代的大震荡下,一幅晚秋的景象,凉风一吹刮,满树的落叶纷纷飘下,枝头只剩三两片傲霜叶,在冷风中颤傈。有风范、有骨骼的知识分子太少了!像方东美先生那样,便是其中的一片傲霜叶。”

夏丏尊这样描绘弘一法师:

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统舱好,挂褡好,粉破的席子好,破旧的手巾好,白菜好,莱菔(萝卜)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