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 逸事

黄侃平生谨于著述,曾说过“不满五十不著书”。因此1936年他50岁生日那天,他的老师章太炎十分高兴地撰一联相赠:“韦编三绝今知命,黄娟初裁好著书。”上联以孔子“五十读《易》”的典故,称赞黄侃50年来都在勤奋学习;下联即用蔡邕《曹娥碑》的故典,希望黄侃今后可以潜心著述,写出“绝妙好辞”。黄侃见联大为恐惧,因为章太炎一时疏忽,联中竟嵌有“黄绝命”三字。半年后,黄侃果真病逝!时人皆责怪章太炎,章亦自责不已。

户部尚书立山好为名伶路三宝捧场。庚子之变中立山被杀,他的亲朋故旧都避之犹恐不及,只有路三宝带着酒肉到西市祭奠他,痛哭流涕,将其首级放在铜盘之上,用舌头舔去他脸上的血迹。见者无不动容,闻之莫不惊叹。

谭鑫培的戏风靡北京,各大学多有谭迷。一天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的《秦琼卖马》时,胡适插话:“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都静听高论,无人说话。只有黄侃立身而起,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吴趼人某次醉酒,乘人力车回家,车夫行动迟缓,吴厉声叱之。车夫慢慢回答他说:“我曾是一个记名总兵,两胯中弹十五发,因此行动缓慢,请先生勿再逼我!”

光绪戊寅,曾纪泽奉简出使英法大臣,召对时,言及教案。曾氏谓:“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西太后说:“可不是么?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慢慢要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很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

1914年3月15日,河南宝丰人白朗在起义的布告中说:“我国自改革以来,神奸主政,民气不扬。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本都督辍耕而太息者久之。因是纠集豪杰,为民请命。”并提出要“逐走袁世凯,以设立完美之政府”。

戴鸿慈和端方在美国国会看到了林肯总统“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的演说词镌刻,细问其义,美方翻译甚为饶舌,这时中方翻译说:“我国早有译文,即‘民有、民治、民享’。”戴、端赞不绝口:“还是我们译得好!”又问:“译者何人?”答:“孙文。”

四·一二政变后,身在北京的周作人严厉抨击国民党的残暴行为,并对当时身在上海却“视若无睹”的蔡元培、胡适等人大为不满。但随着国民党变本加厉,周作人却日益噤若寒蝉,反倒是蔡元培、胡适等人颇救助了一些政治犯,其中也不乏中共地下党员。

少年中国学会是民国初期著名的社会团体,集中了一批青年俊杰。该会最初禁止其成员参与政治活动,但在“五四”之后开始发生分化,就是否可以参与政治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1923年在苏州开会后,该会终于发生分裂:左翼成员大多投身共产党;右翼成员则另组少年中国党,或者加入国民党和研究系;还有一些人另组新党,如许德珩组九三学社,康白情、孟寿椿组新中国党,等等。学会会员们最后一次激烈辩论之后,邓中夏临离去时,激动地握着左舜生的手说:“好吧!舜生,那我们就在战场上再见!”

溥仪在紫禁城里打电话约来了慕名已久的胡适,对胡适说:他对民国的优待条件并不在乎,只想多读点书,做一个“有为的青年”。胡适恭维道:“皇上真是开明!前途有望!”

自从逊帝溥仪在紫禁城里接见胡适之后,新文学作家们也开始关心“这个青年”的前途了。周作人建议溥仪出国留学,研究希腊罗马艺术,因为他衣食无忧,最适合研究这些“无用学问”了。

英文“Humor”曾有多种译法,王国维将它音译为“欧穆亚”,李青崖意译为“语妙”,陈望道译为“油滑”,易培基译为“优骂”,唐桐侯译为“谐稽”,林语堂译为“幽默”。林语堂解释道:“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结果,最终是林语堂的译法普及开来,林后来也被称作“幽默大师”。

中国人最先公开剪去辫子的,是冯自由的父亲冯镜如。他侨居日本,避甲午战事回国。《马关条约》签订后,他返回日本时,即将辫子剪去。孙中山则是1897年在横滨剪去辫子的。

胡适讲课时,曾说: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

胡适在上海中西女塾以“争取大奶子”为题发表演讲,他说:“中国女子是不配做母亲的,因为她们的奶子被压制太久,减少了生殖力。所以各位要想争取做母亲的权利,第一就应解放奶子。”性学博士张竞生认为胡适的说法没有理论根据,且有欺辱女生、哗众取宠之嫌,在报纸上大加挞伐。两人进行了笔战。

1949年后,大陆多次批判胡适。但寡为人知的是,“五四”时期,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毛泽东一度支持胡适。毛发起过一个“问题研究会”,提出了100多个问题向全国征求意见。即使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与胡适的交往仍相当密切,他不仅在出国与否的问题上征询过胡适的意见,且从胡适那里学到了“自修大学”的观念。他在长沙“船山学社”旧址创办“自修大学”时,明确告诉同侪:“这个名字是适之先生造的。”

潘光旦研究性学,著有《性的教育》和《性的道德》。他对当时两个“性学专家”——张竞生和叶德辉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性学博士”张竞生叛卖他人性经验的行为是“野狐狸”的做法,十分不可取;但他对叶德辉收罗旧籍中有关性事的《梅影庵丛书》青睐有加,认为此书有几分科学价值。

北京大学教授张竞生因撰有《性史》一书,被称作“性学博士”。他在卷首说:“天下第一乐事,莫过于雪夜闭门读禁书。”他还在序言中用金圣叹批《西厢》的口气说:“这部《性史》不是淫书,若有人说它是淫书,此人后世定堕拔舌地狱。”此书一再翻印,洛阳纸贵。

张竞生认为,通过猎艳的方式寻找情人,既少费用,又少染病,远比去妓院好。他在晚年的《爱的旋涡》中,还追忆到他当年在法国众多的情人生活,曾模仿“自然派”的习俗,在日光月影、鸟声虫鸣里与情人们一起露宿裸睡。

张竞生说,性犹如水。人怕沉溺,就应该了解水的原理并学会游泳。性的知识以及性生活的实行,不仅关系到每个人的一生,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

张竞生还有一论:“新男性应该具有硕大的鼻子,浓密的胡须,宽阔的肩膀,强健的肌肉,新女性则应该具有高耸的鼻梁,红润的脸颊,丰满的乳房,肥胖的臀部,粗壮的大腿以及发达的性器官——所有这些都是性交过程中性趣冲动达到最高潮的产物。”

1923年,年仅20岁的吴国桢转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面试时,教务长看到面孔孩子气的吴国桢说:“年轻人,你还没有成熟。”年轻而才气横溢的吴回答说:“先生,依照年龄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本身就是一种不成熟。”教务长听罢立即录取了吴国桢。

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后,苏州地方法院公审沈钧儒。法官问:“你们主张抗日救国,难道不知道抗日救国是共产党的主张吗?”沈回答:“共产党吃饭,你吃不吃饭?”法官无言以对。

陈独秀在狱中,宋美龄等显要都曾来探望,只有胡适过南京而未至。陈独秀怒斥之:“吾知适之是大忙人,此际正与达官贵人拜会饮酒,宁有暇访我哉。不过一旧朋友而已,失之可也。”胡适最终开始来了,但两人一见面即争吵不已。而本无深交的蒋梦麟特地前来探望,并携来几部章回小说,被陈视为知音。

九一八事变后,平津学生纷纷南下请愿,强占火车,强迫开往南京。这一浪潮蔓延到青岛后,青岛大学校方对学生进行了规劝。规劝不成,校方只好“挥泪斩马谡”,开除了几个带头的学生。谁知风潮更加猛烈,演变为反对校长,校长杨金甫只好辞职。闻一多也是最受攻击的对象之一,校园中常贴有“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之类的标语。闻一多还亲眼看到过黑板上有这样的新诗:“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这是讥讽闻一多上课时喜欢夹杂“呵”、“呵”的声音。还有一次,闻一多和梁实秋看见黑板上画了一只兔子和一只乌龟,旁边写着“闻一多和梁实秋”,闻一多严肃地问:“哪一个是我?”梁实秋苦笑着回答:“任你选择!”

张大千与梅兰芳同席,梅兰芳推张上坐,张突然说:“你是君子,我是小人!”梅愕然问何故,张答:“君子动口,小人动手。我拿笔作画,而你开口唱戏,所以你是君子,我是小人。”

鲁迅问内山完造:“假如孔子活到现在,他会亲日还是排日?”内山说:“大概有时亲日,有时排日。”

暨南大学槟榔社常邀请名人演讲。最初邀请的是鲁迅,听众不少;然后是胡适,听众比鲁迅多好几倍;第三个邀请的是“性学博士”张竞生,听众将一个大饭厅团团围住。不料张竞生讲的是“青年与读书”之类的题材,于是就有不少同学失望地说:“早知他不是讲性学,也犯不着挤得满身臭汗,罚站了那么久,听他的演讲了。”

陈垣和陈寅恪并称“二陈”,但生平旨趣大相径庭,陈垣热衷于政治,而陈寅恪避之犹恐不及。1954年,中国科学院请陈寅恪出任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他力辞,并推荐陈垣。严耕望认为陈垣的治学轨迹是“钱、顾、全、毛”,钱即钱大昕的考据之学,顾即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全即全祖望的故国文献之学,毛即毛泽东思想。

国民政府副总统选举,蒋介石力挺孙科,为此特地召见与孙科竞争的李宗仁,单刀直入地说:“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均由中央提名。副总统候选人,已内定由孙哲生出任,希望你顾全大局,退出竞选!”李当即拒绝道:“我已经欲罢不能!”

对蒋介石最贴切的一个评价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毛泽东、周恩来和许多民主人士包括后来的李敖都使用这一说法。

伯希和言及日本学术,蔑称之为“三余堂”——文学窃中国之绪余,佛学窃印度之绪余,各科学窃欧洲之绪余。

1949年初,柳亚子一度意见不少,毛泽东写了“牢骚太盛防肠断”的诗句来批评他,柳则马上作诗反驳:“英雄惯作欺人语,未必牢骚便断肠。”

20世纪50年代,内地大批胡适。在一座谈会上,与胡适有关系的几位老先生不得不“批判”,沈尹默讲话最妙,他说一次去看胡适,胡正在写文章,但见案头满是打开的书,边看边写,沈说:“这哪里是做学问的样子?”

章伯钧与女儿章诒和议论男人的相貌,他说:“共产党里面有三个美男子,如周恩来。国民党里有三个美男子,如汪精卫。民主党派也有三个,如黄琪翔。储安平也是其中之一。”“爸爸,在这九个人里面,谁最漂亮?”“当然是汪兆铭啦。我们的安徽老乡胡适自己就讲过,一定要嫁他。”“那汪精卫漂亮在那儿呢?”“在眼睛。他的眼睛不仅漂亮,而且有侠气。这个结论不是我下的,是个新派诗人说的。我看,储安平眼睛也有侠气。”

田汉五十大寿,郭沫若往贺。贺辞曰:“寿昌,我亲爱的老弟,你今年五十岁了,公然未死!”

林语堂在寻源书院、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均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他的理由是:不论做什么事,一生都不愿居第一。

在巴西的一个集会上演讲,他说了一个轰动世界的玩笑话:“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

林汉达编《标准英语读本》,由世界书局出版,林语堂的《开明英语读本》马上黯然失色。林语堂便不依不饶,声称林汉达抄袭自己,一场官司打下来,法庭认为抄袭之说不成立。但是南京教育部的蒋梦麟发话,说《标准》确有抄袭之嫌,禁止发行,于是法庭只判开明书店赔偿30块大洋。开明书店取得了事实上的胜利,世界书局从此不再染指教材。林汉达不服,亲自跑到南京去申诉,结果被教育部次长一阵数落:“人家是博士,你不过是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林汉达气得跑到美国去深造,誓雪此辱,但是等他博士学成回国后,林语堂却移居美国了,人家的大作《吾国与吾民》还在美国的畅销书榜上停留了50多周。

林语堂说:“欲探测一个中国人的脾气,其最容易的方法,莫过于问他喜欢林黛玉还是薛宝钗。假如他喜欢黛玉,那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假如他赞成宝钗,那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有的喜欢晴雯,那他也许是未来的大作家;有的喜欢史湘云,他应该同样爱好李白的诗。”

林语堂说:“绅士的演讲,应当象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