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士、名士这类东西是封建社会的产物，由于他们有点知识，又故作“清高”，倒是颇能迷惑人的。其实，也大都是“百无一用”的书生而已。

处士与名士的分别，大抵处士以遁迹山林、不做官为标榜。（当然暗地里还是与官府往来，水乳交融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自不只是嘲笑陈眉公一人也。）名士则范围更广，做着官的，退了休的，或读书不成的世家子弟，只要是读过书，能做几句歪诗，或者“擅饮酒，熟读《离骚》”，便都可以自称“名士”。而所谓“名士”也者，即使在旧社会来说，也多半是帮闲的无用之人而已（至于作为“帮凶”的“名士”，那便是有害于人民的了）。

最多名士的是两晋南北朝，在那个时代，“过江名士多如鲫”，“玄学清谈竞一时”！现在就来谈一谈那些“过江名士”的笑话。

两晋南北朝之所以盛产名士，有个原因。那个时代是最讲究门第的。“高门”子弟，生下来注定了便有高官可做，于是不务实学，竞尚清谈，以争做“名士”为荣，便成了风气。颜之推（梁人）在《家训》里有一段话描写那些士族子弟，刻画得淋漓尽致，颇为有趣。颜之推说，江南士族至今已传八九代，生活全靠俸禄，从来没有自己耕田的。田地交奴隶佃客耕种，自己连起一块土、耘一株苗也没见过，人世事务，完全不懂。所以做官不办事，管家也不成，都是太悠闲的缘故。又说，梁朝士大夫，通行宽衣大带大袖高底鞋，香料薰衣，剃面搽粉涂胭脂，出门坐车轿，走路要人扶，官员骑马就会被人上表弹劾。建康县官王复未曾骑过马，见马叫跳，惊骇失色，告人道：“这明明是老虎，怎么说它是马呢？”这不是活画出了一群无用的废料么？

高门子弟，既然反正有官可做，于是大家都做出一副“名士”派头，竞以对事物世务，漠不关心，便算高雅。例如：王徽之做大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桓冲问他到底有多少匹马，他回说：“我又不去问马，怎知道他的数目！”再问他时，他就拿手放在额上，作眺望状说：“西山朝来致有爽气。”你看象不象个神经病？但在当时，他却是个“上流社会”人士所称道的名士呢。

又如前面谈过的西晋大臣王衍，做到了“三公”之位的“司徒”大官，也是一副名士派头，政事懒理，“有客来访，唯谈老庄。”到石勒攻破洛阳，他被俘虏，还以“我一向不干预晋室政治”作为理由，希望石勒饶他。但这个“不问政治”的人，投降之后，却又再三劝石勒“上尊号”，做皇帝。但终于仍是被石勒杀了。

晋室南迁之后，照说是应该上下一心，积极抗战，力图恢复中原才是。但一班名士，对于抗战，只是喊喊，实际毫不起劲。东晋时，桓温一度北伐，进击“十六国”中的前燕慕容氏，在枋头吃了大败仗，消息传来，一班名士竟然“津津乐道”，对他的失败表示高兴。有个“大名士”名叫孙盛的，还做了一本《晋阳秋》，把桓温形容得狼狈不堪，幸灾乐祸，而且还寄了一本给前燕的统治者慕容隽，请他欣赏。东晋和前那是正处于交战状态的死敌，而晋朝的名士竟向敌人表示，高兴自己战败，这真不能不说是千古奇闻了。

士族子弟的养尊处优，生活空虚，造成了名士的无用与无聊。但他们也并不是经常得意的，正因为他们一无用处，见了马以为是老虎，一到了有非常事变之时，他们的遭遇就比老百姓更惨了。也是颜之推《家训》里所说的故事，梁武帝时，侯景作乱，士大夫肉柔骨脆，体瘦气弱，不堪步行，不耐寒暑，死亡无数。他们因为得不到食物，饿成鸠形鹄面，穿着罗绮，抱着金玉，伏在床边等死。这些等死的人，其中就大有“名士”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