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的王昭君变成了台湾报纸的热门人物。不过这个王昭君是要加上书名引号的，引起注意的是曹禺所写的《王昭君》。

有“台湾超级民营报纸”之称的《中国时报》接连两天（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五、六日）刊出了有关《王昭君》及其作者的论述，第一篇的题目是：《王昭君——曹禺第三部“国策文学”》，第二篇的题目是：《解冻人》，另加副题“曹禺还能作什么？”两篇文章都是占了副刊半版篇幅的洋洋大文。作者刘绍铭是台大出身的留美学人在台湾文艺界知名度颇高，可以作为在台湾的报刊上谈论《王昭君》的代表之作。

从今年开始，中国大陆的文艺刊物已在陆续介绍台湾作家的作品，现在又在台湾报纸上看到有关《王昭君》及其作者韵谈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像，“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统一的问题，目前虽然还有许多障碍，但海峡两边的中国人从文化交流开始，也算得是稍微“解冻”了吧。

曹禺写《王昭君》，由于曾受“四人帮”的干扰，经过了二十年方始写成。他不但博览有关王昭君的史料，并且去了内蒙古两次，访问了当地的马头琴大师巴杰和一些老一辈的族人，搜集了汉蒙两族有关王昭君的传说，写作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刘绍铭论述曹禹的《王昭君》，不但介绍了曹禺的生平，也介绍了曹禺写《王昭君》的经过，收集材料相当奉富。尽管他们所用的时间和精力不能相提并论，但写作态度的认真，我认为都是值得称赞的。

“国策文学”据刘绍铭的解释，是“遵命文学”的意思。曹禺在解放后写了三部剧本，一是《明朗的天》（一九五四年），一是《胆剑篇》（一九六一年），最后一部就是《王昭君》。这三部剧作，刘绍铭认为都是配合“中国大陆”国策的“遵命文学”。

不错，曹禺的《王昭君》是的确可以称为“遵命文学”的遵谁之命呢？遵周总理之命。

曹禺是怎样想到要写王昭君的呢？这个问题，他曾经和一个访问他的记者谈及：“那是一九六○年以前的事，周总理指示我们不要大汉族主义，不要妄自尊大，这是从蒙汉人联婚问题谈起的。周总理说，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说到有个王昭君，周总理就指着我说：‘曹禺，你快写！’要我写个王昭君的剧本。”刘绍铭引用了曹禺的这段话，尽管他不以“遵命文学”为然，但他对周总理之“命”，则是甚表赞同的（虽然他是在台湾报纸写文章，不敢明白使用“赞同”这个字眼，但读了他的文章，谁都可以看出这个意思。这点以下再谈）。而且他还替曹禺表示庆幸：“曹禺有幸，交给他任务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江青。如果江娘娘要他写一本替吕后翻案的剧本，想他不易应付司马迁的史笔。”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最少刘绍铭并不认为周总理的“命”是“乱命”，所以才说“曹禺有幸”（他对周总理的一份敬意想必读者也能体会）。而他那个假设的问题也很容易答复，如果是江青要曹禺写给吕后翻案的剧本，以曹禺的为人，决不会写。

过去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王昭君”，都是把她写成哭哭啼啼“出塞”的，周总理一反前人见解，要曹禺从民族友谊、“匈汉一家”的角度写王昭君，不是可怜的形相，而是抱着崇高理想去“和亲”的勇敢女性。周总理这个见解，刘绍铭是极表赞同的。他说：“在曹禺这个剧本出现以前，昭君这个汉家女子出嫁匈奴，在国人的‘想象’中是‘和番’而不是‘和亲’。一字之差，就足以说明在曹禺以前我国‘想象文学’作家对这一历史人物‘传说’态度的不同了；那毫无疑问是‘大国沙文主义’想象力之结晶。《变文》如是，《汉宫秋》、《青冢记》和《昭君出塞》亦如是，更不用说流行曲《昭君怨》所记‘回旨望故园，河山总断肠’那种情怀了，传统的王昭君既与史实不符，因此我们不能说曹禺改史。事实上，他要昭君自请出塞，想是有根据的”。（下面他引了《琴操》的一段文字，说明曹禺之有“根据”。）

因此他在讨论了主题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正如我们在上面说过，曹禺虽然把我们心目中的王昭君‘偶像’打破，我们却不能责难他改史。但问题不在他把昭君刻画成革命女性，而是写作此剧的动机和以后的人物构想，不是他自己的，那是周恩来的。”

或许刘绍铭是因为他的文章称赞曹禺太多，最后不能不“弹”他一下吧？但这一“弹”在读者来看，恐怕是不能成立的。既然问题不在作品本身，作品本身是有了正面的评价，那么写作的动机和人物的构想是谁出的主意，那又有什么关系？一个作家肯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不正是他的长处吗？不过若把这段话，解释为曹禺之所以能够写成《王昭君》，主要是由于得到周总理的帮助，那是可以成立的。

谈到写作技巧，刘绍铭对曹禺的《王昭君》更是“有赞有弹”了。他说：“在戏剧性经营方面，曹禺真是宝刀未老。他善于制造情节，卖弄关子。其得心应手处，一如四十多年前的《雷雨》《日出》和《原野》。对一般读者和观众而言，最能防止他们‘打瞌睡’的，莫如制造正派人物和反派人物冲突的气氛。传统的反派人物毛延寿既不在场，曹禺就用温敦（呼韩邪的妹夫）来代替。这个阴谋家陷害单于、嫁祸昭君的种种措施，自自然然成了观众关心的对像。文字方面，曹禺一直是个中翘楚——流利漂亮而时见诗意。”他尤其欣赏曹禺在剧中用的“西方式的独白”。例如下面那段独白：

王昭君（望着墙外的春天）：

母亲，你生我为何来？难道这青森森的宫墙要栽来陪伴？难道这青松垂柳、望不断的栏杆要我去看管？

啊，这一天三遍钟，夜半又宫漏，一点一滴，像扯不断的丝那样长！

娘娘啊，你错了未算，欠商量，急急慌慌把我送进这三丈八尺的宫墙。

不错，这段独白岂仅只是具有“诗意”，本身就是音韵和谐的诗。

刘绍铭在举了这个例子之后说：“是的，曹禺是中国‘五四’以来最优秀的剧作家，也是在国际上最具名气的中国大陆现代戏剧家。令人担心的是，曹禺老了，而如今二三十岁的在大陆的青年，即使想象力比曹禺丰富，也不会有他驾驭文字的能力。”刘绍铭担心中国文艺界的接班人问题，这也的确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唯一令得刘绍铭不满的地方，是曹禺在《王昭君》结尾时候所用的一个象征手法：

那合欢被，一阵风把它吹起来，就忽忽悠悠地跟着那金色的大雁飞走了！

飞上天去了！

你们看，天上！天上！那不是大雁？那不是合欢被？

（大雁在空中鸣唳，一片光明的彩云在蓝天里悠悠飞过。）

刘绍铭认为这是曹禺在“向中国老百姓灌输封建式的迷信思想”。不过，这似乎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假如用电影形式表现，合欢被被风吹走，接着天空出现金色大雁，白云悠悠飞过。这样的剪接，不正是甚富戏剧性的浪漫联想吗？文学中许可使用浪漫的笔触、象征的手法，若然扣上“灌输封建式迷信”的帽子，这帽子似乎太大了。

刘绍铭在另一篇《解冻人》中，根据一篇曹禺的访问记，批评了曹禺对西方文学的“无知”，以致在谈话中“笑话百出”。

举出的例子是他在保罗·安格尔（Paul EnZle，聂华苓的丈夫）面前，“冒充内行人，硬指杰克·伦敦的作品替美国人民说了话。”刘绍铭不同意这个说法；他根据《美国文学史》的说法，指出“杰克·伦敦是一位江湖星相家和女巫的私生子，好在其浪漫小说中宣扬当日的激进思想。其所写的作品十六年来使他从籍籍无名，穷愁潦倒的生活中得到了名誉，财产以及浪游、爱情和求学等种种补偿。此外他也因此获得他贪得无厌的身心所需的许多‘身外物’。他也因此变得脾气古怪，情绪陷于绝望和苦恼。他的死可能是自杀的行为。”因此而认为杰克·伦敦的作品，不是“替美国人民说了话”。

《美国文学史》这段话，主要是对杰克·伦敦的人身攻击，是批评他的品格坏的一面。但根据这段说话，似乎不能得出他的作品不是“替美国人民说话”的结论。或者这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吧。

作品和作家品格虽有连带关系，但不能混为一谈。在资本主义那种复杂的社会里，作家有复杂的品格（好的坏的都有），那也并不稀奇。——拜伦的私德曾受上流社会抨击，脾气也很古怪，也很喜欢享受，但谁能否认他作品的价值，否认他可以算得是他那个时代的进步作家？

杰克·伦敦的《深渊中的人们》描写伦敦贫民的悲惨生流，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铁蹄》揭露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真相；自传性长篇小说《马丁·伊登》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青年作家个人奋斗的悲剧。从他这些作品来看，说他“替美国人民说了话”，似乎也不能算是“笑话”吧？

另外刘绍铭还提到中国大陆作家对“性”的禁忌，讥讽曹禺回避这个问题等等。中国大陆作家目前是还有许多禁区未能打破的，“性”是其中之一。不过中国和西方的社会环境不同，“性”虽然不必成为“禁忌”，但也无需像西方作家那样当作“热门题材”吧？至于曹禺的本意是否如此，那就非我所知了。